他连任京津沪三大市委书记,被称为“灭火队长”,1976年被华国锋委以重任

日知录吖 2024-10-04 18:21:23

从抗日救亡到新中国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不息。

他是唯一一位曾主政京、津、沪三地的市委书记,都是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被戏称为“灭火队长”。

他叫林乎加,山东长岛人,生于1916年,自幼胸怀大志,立志报国。小学毕业后当学徒,自学达到高中程度。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寇侵华,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林乎加闻讯,热血沸腾,毅然投身其中,从此踏上革命征途。

彼时,林乎加遵照组织指示,重返家乡山东,投身抗日斗争,历任胶东青年抗日救国会会长、鲁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山东泰山地委书记等职。

他英勇无畏,深入敌后,与敌周旋,屡建奇功,一时名震胶东。

解放战争爆发,林乎加随军南下,转战千里,参加了解放浙江的战斗。

在革命的烽火中,他历练了胆识,锤炼了意志,更为自己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留在浙江,为地方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从1950年起,他先后担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经济恢复和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然而,人生之路,岂能一帆风顺?1965年,林乎加被调至中央任职,本欲大展宏图,却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将他卷入其中,备受冲击,一度被迫停止工作。

幸而“九一三”事件后,众多老干部得以解放,林乎加亦于1973年恢复工作,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

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批邓”开始后,这篇报告被打成“三大毒草”之一,国家计委成为批判重点。

当时,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因心脏病到广州休养,林乎加开始主持计委工作。他整日与造反派周旋,斗智斗勇,既不能不作检查,也不能检查得太多。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1976年。中央粉碎“四人帮”后,急需得力干将前往上海稳定局势。

受华国锋重托,倪志福向余秋里求贤,希望推荐一位懂经济的副主任同行。余秋里略一思索,便推荐了林乎加。

这是因为,林乎加在“文革”期间表现非常好,对“四人帮”斗争坚决。而且,懂经济,业务好,能力强。

还有,他在浙江工作时间长,如果上海需要浙江支援,就地联系方便。

林乎加不负众望,抵达上海后,与工作组同仁齐心协力,迅速稳定了局势。

随后,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虽未主持全面工作,但亦足以彰显其重要性。1977年8月,林乎加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当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各地都在争取上钢铁厂项目。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华等上海市领导都去做工作,一到北京就去找有关领导,中央领导一到上海就汇报,终于争取到宝钢项目落户上海。

1978年6月,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因故被免职,中央一纸调令,林乎加出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林乎加工作起来不分昼夜,白天在区内查看民情,夜间听各局委主要干部汇报,而且不许他们带秘书。

7月,新华社报道称,调整加强后的中共天津市委短期内扭转“一年零八个月”的被动局面。

初到天津,他首要关注的便是教育问题。彼时,国家虽已恢复高考,但天津的高等教育资源依旧匮乏。

林乎加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依托天津现有大学资源,自筹自建10所分校,一举解决了8000余名学生的求学难题,此举真乃雪中送炭,深得民心。

一天,林乎加正在主持天津市委会议,中途接到电话,让他马上到北京去。

他说:“我正在开会,开完会再去吧。”

对方说不行,要他马上赶到。

1978年10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亦被免去职务,林乎加再次接到中央任命,出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和北京市市长。

时任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曾说,林乎加来得很突然,北京市委常委都不知道他要来。

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任职期间,林乎加更是以其独特的领导才能和卓越的工作业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他善于调查研究,敢于创新实践,善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他的领导下,各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林乎加在教育改革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他深知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是民族振兴的希望。

因此,他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加强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后来成为了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1年,林乎加给中央写了一份辞职报告,请中央派一位得力干部接管北京。

曾有传闻他要去国家经委,但最终去了农业部。1981年2月,他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后任合并后的农牧渔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可谓仕途坦荡,政绩斐然。

林乎加是“计算机脑袋”,对数字极为敏感,有出入能马上听出。

一位领导干部曾批示,要在呼伦贝尔发展一千万头乳牛,林乎加听后当即说了一句:“不识数。”

一次在农业部讨论贵州的畜牧业发展,一位领导提议发展养驴业,因为“黔之驴”很有名,林乎加听后只回以一段话:“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

林乎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治理之道,深得民心。他善于倾听群众意见,关注民生疾苦,勇于担当责任,敢于改革创新。

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风气日益好转。

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林乎加更是当选为中顾委委员,成为国家的高级顾问。

他虽已步入暮年,但依旧心系国家,关心人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发光发热。

1995年,林乎加同志光荣离休。离休后的他,并未闲赋在家,而是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

有人筹划给他写传记和回忆录,他说:“说那些干吗,贬低别人,吹捧自己。”“那些讲话在当年有用,现在已经没用了。”

2018年9月13日,这位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一生的老同志,在北京安然离世,享年102岁。

他的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壮大,从革命到建设的辉煌历程。

他的一生,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他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风云变幻,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逆境中崛起,最终引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壮丽画卷。

他的一生,恰如那句古诗所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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