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86年，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一个160公斤的大胖子。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东张西望，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几天后的晚上，胖子来到北京天桥剧场后台，热得喘不上气。剧场没空调，他的妆差点花了。

当晚，这个名叫帕瓦罗蒂的胖子上台后，用一个又一个高音把台下的观众给震傻了。大家不断爆发出热烈掌声，为歌剧喝彩。而此次访华行程的最后一站，是人民大会堂。帕瓦罗蒂在那里成功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他也是第一个在那儿搞个人演唱的外国人。帕瓦罗蒂唱完《我的太阳》最后一句高音，场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竟长达9分多钟。

后来中国政府再邀请他来，他不敢来了：

“我相信，不论另一趟访问有多么成功，也不可能像1986年的经历那么自然、美妙。类似的体验一生难得出现一回，第二次绝不会再有。”

为了让帕瓦罗蒂来中国演出，意大利方面两年前就在跟中国政府协商。连续打了两份报告给文化部。彼时，中国条件很差，也没什么钱接待歌剧团。不但交通费是意大利人自己出，由于饮食习惯中方无法满足，帕瓦罗蒂所在歌剧院还自备了洗衣机、冰箱和重达两吨的蔬菜水果等食物。

两吨这个数字听起来唬人。但跟另一个意大利艺术家比起来，那就是小儿科了。

1986年，另一个意大利人带着几个意大利厨子，外加22000瓶矿泉水、450磅意大利咖啡、250加仑橄榄油和4500磅面粉，跑到了中国。这些材料不是为他一个人饭量准备的。是为一个剧组的外国人准备的。

「喏，就是这个艺术家」

两年前，意大利打报告推荐帕瓦罗蒂时，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巴叶塔访华，带着一项任务跟邓小平当面讨论。这个任务，是给那位意大利共产党艺术家开一扇非常大的后门。他想去故宫拍一部跟中国有关的电影。那时，横店影视城八字还没一撇。而这个名叫贝托鲁奇的导演，又对实景拍摄相当执拗。

他坚定认为只有在故宫拍这部电影，故事才能流光溢彩。

基于中、意两国共产党之间的渊源，同时，为了表达我国开放的态度，邓公亲自批复，同意让贝托鲁奇进入故宫。就这样，1986年夏天，筹备了近三年的史诗电影《末代皇帝》开拍了。此后6个月的时间里，贝托鲁奇开始了生命中最大的一场赌博。筹码高达2500万美金。钱是问欧洲五家银行借的。

他要赌的，是自己艺术生涯的一次大翻身。

如果失败，他可能永远都拍不上电影了。

02.

1941年，贝托鲁奇生于意大利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爹是诗人、影评人、艺术史学家。继承父亲优秀基因的贝托鲁奇，15岁就开始写作。他第一部文学作品就拿到了维亚雷吉欧文学奖。这个奖后来还有个获奖者，名叫亚利桑德罗·巴里克。他写过一本名叫《1900：独白》的小说。

后来，意大利一个叫托纳托雷的导演，把它改编成了《海上钢琴师》。

按照当时的趋势，贝托鲁奇应该在文学道路上勇猛向前，争取拿诺贝尔文学奖，跟他的老乡卡尔维诺一样进入大师行列。结果一次意外，由于他爹曾帮意大利名导帕索里尼出版小说，帕大师就说，小子你想来当我的助手吗？年轻的贝托鲁奇一去，瞬间把文学给抛在脑后，从此立志要拍电影。

23岁时，贝托鲁奇就崭露头角。拍出《革命前夕》。这故事讲的是一个革命青年和姨母乱搞。他电影里的一些母题，比如政治、爱欲，就此浮出海面。这期间，一个在好莱坞闯荡的意大利导演看他才华出众，邀请他去给一部电影做编剧。结果贝托鲁奇编出来的玩意儿没被采用。

理由是，你小子写的东西对美国观众太深奥了。

这个意大利导演，名叫赛尔乔·莱昂内。那部电影，就是《西部往事》。

「贝多鲁奇、戈达尔、帕索尼里」

《西部往事》是赛导“往事三部曲”的开篇之作，为他在“镖客三部曲”之后奠定了巨大声望。他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是在1972年拒绝执导《教父》。而就在那一年，贝托鲁奇凭借《巴黎最后的探戈》震惊了世界影坛，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也留下了一生中难以抹去的污点。

那之前，他的《爱情与愤怒》《随波逐流的人》连续两届拿到柏林金熊提名，证明了其出众才华。随后，他把马龙·白兰度找来，主演一个50岁的丧妻男人。白兰度遇到一个18岁的法国少女，两人展开虐恋。在一场强暴戏中，女主演玛丽娅·施奈德被马大帅抹了黄油的手指伸入下体，造成难以抹去的阴影。电影给贝托鲁奇带来巨大声誉，也让他遭到强烈的道德谴责。

由于电影尺度极大，故事情节备受争议。最终，它被意大利政府禁止公映。母片被销毁后，贝托鲁奇被剥夺公民权5年，判处4个月的缓刑监禁。

这之后，贝托鲁奇遭到了报应。他花巨资拍摄的史诗《1900》很不卖座，虽然日后这部影片被抬上神坛，但在当时，它5个小时的时长令人头大。然后，贝导又拍了《月神》和《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这两部电影也没让贝托鲁奇产生质的飞跃。甚至有人觉得他疯了，艺术上已经山穷水尽。

欧美电影界传出的流言是，贝导正在接受精神治疗。

恶毒影评人的意见是，照这个趋势，他这辈子再也拍不出好电影了。

「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

估计贝托鲁奇也很焦虑，1982年，他专程从欧洲飞往洛杉矶，准备改编硬汉派大师达希尔·哈米特的代表作，《血腥收获》。这部电影，他已经期待五年之久。值得玩味的是，《血腥收获》曾启发了电影天皇黑泽明，拍出了《用心棒》。而远在意大利的赛尔乔·莱昂内，又受到《用心棒》的启发，拍出了自己的成名作《荒野大镖客》。看来大师们的趣味，都是相通的。

很不幸，最终，贝托鲁奇的计划胎死腹中。

同名电影没能拍出来。五年后，他还对此耿耿于怀。

好在1982年，他读到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03.

溥仪的人生故事一上来就打动了贝托鲁奇。首先这是一个传奇，一个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在经过历史的洪流后，变成了一个普通公民，一个园丁。其次，贝托鲁奇并不熟悉中国历史的细节，他看到的是人的悲剧。

在他看来，溥仪是个被历史裹挟身不由己的人。他还没懂事时，就被迫与生母分开，莫名其妙被推上皇位，阴差阳错变成皇帝。当他刚懂事时，变动的政局又把他推下权力中心。他被囚禁在古老的宫城里，只能享受腐朽的阳光。

他一生中权力最鼎盛的时刻，是年幼时登基，享受万官跪拜。可他成人后，任何重大事件，乃至其个人生活，都不受其左右。无数力量只是想利用他。为重获权力、掌控人生，他跑去跟恶魔合作，最后还是沦落为工具。抛开历史，贝托鲁奇看到的是一个徒劳挣扎的人，一个不自由的人。

后来他说，如果不是出于对这个人的同情，他根本不会拍《末代皇帝》。

「贝多鲁奇在故宫」

当时贝托鲁奇手上还有个选择，把安德烈·马尔罗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人的命运》拍成电影。这个故事发生在1927年的上海，以国共两党政治冲突为背景，题材涉及很多政治问题，又只能放弃。

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溥仪的故事里。

贝托鲁奇先花两年时间搞出了初稿剧本。他对这个题材越来越感兴趣。他决定亲自去中国看看。这有助于故事的打磨，也能让他避开欧洲那些烦心事，给他一个避风港。来中国前，贝导专门看了一遍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

等他到了中国，才发现麻烦很多，语言不通，历史一知半解。

当时，筹备《北京故事》的王正方也住北京饭店，两人房间挨在一起。贝托鲁奇跟他抱怨对剧本很不满意。王正方说，老贝你不能硬来啊，你要学会跟中国人打交道，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你一个老外怎么找素材？王正方想办法给他联系了北影厂的人，又推荐他去找溥仪古文老师陈宝琛的儿子，做电影顾问。顺着这个思路，溥仪的弟弟和帮溥仪完成自传的李文达，都被聘为了顾问。

与此同时，贝托鲁奇像安东尼奥尼一样，用一双眼睛到处看，跟上百个中国老百姓交谈，理解他们说话的方式和思维习惯。

然后，老贝回意大利了。很幸运，在意大利，他遇到一个学电影的中国留学生。这就是陈凯歌、张艺谋的同学，后来拉上洪晃拍《无穷动》的宁瀛。她是北电78级录音系的，正跟意大利名导吉安尼·阿梅利奥学导演。吉安尼常带学生去各大影展乱窜。有一次，在大岛渚的影展上，贝托鲁奇做开幕演讲。

「这四个人，你们都认识吗？」

吉安尼把宁瀛介绍给贝导，说这是我一学生，你不是要拍中国电影吗？你俩可以聊聊。宁瀛去贝导家聊剧本，就瞎聊，也不知道干啥。新一稿剧本出来，老贝给了她一份。宁瀛早让家里人把跟溥仪有关的书寄来了。拿到剧本，她一段一段地写细节补充。剧本一厘米厚，她注释写了两厘米。

比如电影开头苏联火车上车窗上贴俄文报纸，比如婉容朝日本人脸上吐吐沫，这些宁瀛都从史料中读到过。把注释交给贝托鲁奇后，贝导只花了五分钟时间，就决定让宁瀛跟在自己身边，让她做电影的副导演（之一）。

随后，贝托鲁奇带着团队频繁往来于中意之间，取材、取景。

04.

1984年，贝托鲁奇为《末代皇帝》的拍摄，制定了高达2500万美元的预算。为了这笔钱，著名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进行了一场豪赌。

托马斯老师非常推崇那些有独立精神的导演，你看他一辈子合作的导演，不是大岛渚就是三池崇史，不是柯南伯格就是贾木许、北野武。像什么《战场上的快乐圣诞》、《裸体午餐》、《大佬》，都离不开他的鼎力相助。所以，为了保证贝托鲁奇的创作不受干扰，他没让好莱坞电影巨头参与投资。

自己跑去欧洲五家银行，准备各贷款500万美元，凑够这笔钱。银行也不傻，贷款要求必须上保。托马斯靠着贝托鲁奇的名望，把电影预授权卖到了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凭着预售结果，说服保险公司投保，拿到了这笔贷款。拍摄期间，保险公司派了专员到剧组监工，防止他们乱花钱。

美国人一看托老师贷这么大一笔款，要拍一部跟中国古代皇帝有关的电影，放给欧美观众看，指望靠它大赚一笔，都觉得他和贝托鲁奇疯了。

贝托鲁奇压力不小，所以前期做足了准备工作。

「贝多鲁奇和托马斯」

差不多一整年，宁瀛都在做资料。她和贝导回到中国，看景、做调研。每次到故宫考察，贝托鲁奇就把摄像头绑在胸前，边走边拍。故宫非常大，为了吃透它，老贝会反复研究建筑的拍摄镜头。

贝托鲁奇希望所有资料做到纪录片一样严谨。比如溥仪上房顶的桥段，那是他在庄士敦书里看到过照片。关于宫里女人为何梳着高低不同的发型，他问宁瀛如何区分其身份。宁瀛看过一本清宫回忆录，有个老太监说，发髻盘得越高越重要，有发饰的是贵族，没有发饰的是普通人。过了几天，贝托鲁奇跟她说，问过清史学家了，你这个说法完全不对。搞得宁瀛很不好意思。

为了获取更真实的关于溥仪的资料，宁瀛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恨不得挨家挨户去问没有没认识溥仪的人。有一次，在鲍家街排队吃早点，她习惯性跟身边人打听。问来问去，真问到一个老头。宁瀛跟着去了个大杂院，见到了一个又脏又穷的老人。那是溥仪去长春时临时招的一个小跟班。宁问了些细节，又带他去见贝导。贝导还给老头塞了几百块钱。

这期间，贝托鲁奇也在跟方方面面的人接触。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文物专家兼历史学家朱家溍、负责审讯溥仪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溥仪的弟弟溥杰、婉容的弟弟润麒，还有溥仪在长春宫的贴身仆人，他都见过。

严谨的创作习惯，一直保持到后来故宫对剧组开放。获得进入许可后，贝托鲁奇把每个取景地走了无数遍，寻找人物、镜头关系。每次经过太和殿广场，也不抄近道，一步一步把广场走完，以想象溥仪被困于此的感受。

所以后来宁瀛说，他的创作，是从故宫这个地方长出来的。

「宁瀛和贝托鲁奇，在故宫取材」

05.

做案头和捕捉外景的同时，找演员的工作也同时进行。

第一个要找的就是溥仪。贝托鲁奇面试的第一个男演员，就是尊龙。由于是外语片，需要一口流利的英语。尊龙是美籍华人，学过京剧，人又帅，老贝很满意。但他没拍板，又去好莱坞搜罗了一圈。坊间传闻，当年老贝还找过香港的梁家辉和梁朝伟。前者因为觉得李翰祥大导演有恩于自己，而李翰祥早就想拍溥仪的故事，于是毅然辞演。老贝后来才介绍他去演了《情人》。

至于梁朝伟，据说是因为对自己的英语不够自信，就没去。

在全世界绕了一大圈之后，终于，老贝还是觉得尊龙是最佳人选。

然后是婉容、文绣。为了找合适人选，贝托鲁奇在美国和欧洲来回跑，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推荐了陈冲。那也正是陈冲的低谷。陈老师进入电影圈很早。70年代就进了电影厂，差点跟朱时茂演了一部《井冈山》。不幸这戏被取消。导演看她有天分，推荐她进了上影大师培训班。她这才有机会拍《青春》《小花》，一夜扬名全国。

80年代，抓住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陈冲去了美国。只能在图书馆打工，帮人带带孩子，洗洗碗。洛杉矶大学有个教授发现她是中国名演员，把她介绍去加州读书。有个同学是好莱坞的特效演员，又给她介绍去跑龙套。几部戏后，她演了那部给她带来极大争议的《大班》。为啥有争议就不展开了，诸位去豆瓣看剧照就知道。看完《大班》，选角副导对老贝说：

“婉容你别找了，百分之百该她演。”

「尊龙和陈冲，溥仪和婉容」

演文绣的邬君梅，当时读高一。她妈是朱曼芳，上影剧团的，还是陈冲的老师。跟陈冲合作过谢晋的《青春》。邬君梅对贝导多大腕儿完全没概念。她被推荐去北京面试，见了贝托鲁奇浑身自信放光芒，针对老贝提出的中国问题侃侃而谈。老贝很喜欢她。又找她第二次面试。当时，邬君梅拿到香港旅游签证，准备去香港玩。直接在电话里说，他让我演我就来，不让演我就不去了。贝托鲁奇给了她三个角色选。她愣是选了文绣，没选婉容。

理由是，少拍点戏，可以早点出去玩。

影片开拍前期也没她和陈冲的戏。两人每天被送到片场观摩。陈冲看到片场那美术、摄影、调度，整个人都迷住了，走不动。她呢，就因为一次摄制组忘了派车送她回酒店，在烈日下晒了2小时，气得跟老贝说，我不演了。最后贝托鲁奇请她吃顿饭，送了个索尼随身听，才把她哄下来。

电影里出现的那本《紫禁城的黄昏》，是溥仪老师庄士敦写的。庄老师这个形象要显得智慧、先知，贝导决定找个大牌。马龙·白兰度、肖恩·康纳利和威廉·赫特，都考虑过。老贝找了肖恩·康纳利很久，希望他演。结果康纳利把他给说服了。最后，贝托鲁奇找到前后八次提名奥斯卡的老戏骨彼德·奥图。

彼老师的代表作也没有很屌，它只是叫：《阿拉伯的劳伦斯》。

英国电影杂志《TOTAL FILM》评选“50部最伟大的史诗电影”，它才排第一。

多年后，文工团跳舞出身的严老师给陈凯歌做《梅兰芳》的编剧。严说，我只会写小说，不会编剧。凯歌说，编剧嘛，很简单的。说完丢给她三部电影，分别是《末代皇帝》《莫扎特》，以及《阿拉伯的劳伦斯》。

「彼得·奥图，庄士敦」

也不知道当年在剧组，凯歌和彼得交流得多不多。但从后来《霸王别姬》的成片来看，凯歌一定没少从贝托鲁奇身上“偷”东西。

筹备电影期间，贝托鲁奇就跟中国文艺界广泛接触过，有事没事就跑去马克西姆饭店喝一杯威士忌。他在那里认识了马克西姆的总掌柜，中国第一代时尚教母宋怀桂，邀她出演了隆裕太后。文化部副部长，人艺老戏骨英若诚去故宫探班时，也被他抓住，邀请出演了监狱长。英老说，我现在官务在身，演不了啊。剧组就向上打报告，拿到了胡耀邦的特批。

陈凯歌、田壮壮当时还年轻。陈凯歌刚拍完《黄土地》不久，田壮壮正在搞他“拍给下个世纪观众看的”《猎场札撒》。后面这部电影，国内名导看不懂。贝托鲁奇看了，说你赶紧送威尼斯去，我在那儿当评委呢。田导和后来一样，骨子里傲着呢。根本没把贝托鲁奇的话当回事。凯歌虽然也傲气，但老贝一邀请他去演电影里的皇家禁卫军队长，他立马答应了。

感觉贝托鲁奇当时拍片，是逮住哪个名人，就恨不得把谁塞进去。连宁瀛他都强迫她演了个角色，就是溥仪那个跟班的老婆，只是最后没剪进去。除了英若诚、宋怀桂、陈凯歌，他还强行拉来了另外两个大咖。

一个叫卢燕，一个，叫坂本龙一。

卢燕是梅兰芳的义女，跟着学过戏。她母亲是跟孟小冬齐名的角儿，说她没啥天分，别唱了，成不了角儿。卢燕就嫁到美国，做了个医院会计。后来，她丈夫鼓励她做演员。她一步步做成了名演员。40岁时，在李翰祥的《倾国倾城》和《瀛台泣血》中演过慈禧。1993年，又出演了王颖的《喜福会》。再后来，她点拨章子怡演《梅兰芳》，还在《色·戒》里教汤唯怎么吃鹅掌。

「卢老师受委屈了」

贝托鲁奇在东京遇到她时，刚看完她演的一部古装剧，就说，Lisa，我有个角色给你，我新片里的格林公主，她在西方受教育，把西方文化带进清宫，特适合你。卢燕听了很高兴。结果再见面，贝导说戏太长人物太多，格林公主的角色被我砍了。卢燕说，要不我演慈禧吧，反正我演了好几次。贝导说，不行，我这片里是要死的慈禧，你太年轻了。结果在北京找了一年，也没找到第二个合适的人。开机前三天，给人打电话，Lisa啊，害得是你呀。

坂本龙一是大岛渚介绍给他的。前面不说了嘛，大岛渚的影展，都是贝托鲁奇给开幕的。坂本龙一演《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是制片杰瑞米·托马斯的主意。当时，制片方请英国最著名摇滚歌手大卫·鲍伊做主演。托老师就说，那你们日本这边也出个音乐家呗。大岛渚就把坂本龙一叫来了。

顺便，还叫来了一个日本相声演员。他叫：北野武。

演完后，大岛渚让坂本龙一给《战场》配乐。那之前，他都没做过电影配乐。

最后，坂老师写出了那首流传至今的名曲，《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1983年，戛纳影展，大岛渚把坂本龙一介绍给了贝托鲁奇。宴会上，贝导滔滔不绝地给大岛渚讲拍溥仪的构思，坂本龙一愣是站着听了一个小时。三年后，贝导让坂本龙一演戏。坂老师一看剧本，又是演日本间谍，又是要剖腹自杀，实在无法接受。跟老贝说，让我演也行，不能剖腹自杀，实在太刻板印象了，甘粕在法国留学过，怎么还能剖腹自杀呢？

贝托鲁奇说行行行，你演就行。

「坂老师颜值也很能打的」

非但如此，贝托鲁奇又忽悠他给《末代皇帝》做了配乐。这是后话了。

除了这些大牌，还有两个小演员，至关重要。那就是幼年和少年溥仪。小皇帝理查德·尤是贝导在美国找来的，一眼相中。带进故宫时，北影厂的人还调侃，咱大中国十几亿人口，你还带个中国人来？少年溥仪是开拍前两个月，在一所学校附近找到的。叫吴涛，纯素人。因祖母有外国血统，他长得跟尊龙有几分神似。进组后，彼得·奥图带着他，教了他不少东西。

演员差不多凑齐了。贝托鲁奇就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进故宫了。

「全文完，下次再会」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北京最后的探戈》，约翰·鲍尔斯

[2]《卢燕的跨界生存》，三联生活周刊

[3]《贝托鲁奇和末代皇帝》，北京广播电视报

[4]《杰瑞米·托马斯：我是最了解亚洲的制片人》，外滩画报

[5]《宁瀛追忆任「末代皇帝」副导演始末》，时光网

[6]《「末代皇帝」让我重新认识故宫价值 》，宁瀛，新周刊

[7]《在罗马，听贝托鲁奇回忆80年代的中国》，奇遇电影

[8]《对话苏聪，你敢来赌一把吗？》，上观新闻

[9]《他属于意大利，也属于我们：忆帕瓦罗蒂》，刘德有

[10]《「末代皇帝」拍摄趣闻》，林蓟，「往事溯源」

[11]《音乐即自由》，坂本龙一

[12]《故宫里的最后一部电影》，导筒direc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