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氏家族是湖南浏阳的一个大族，自明代以来就以耕读传家。到了谭继洵这一代，家族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谭继洵生于道光年间，二十岁中举人，此后便开启了他的仕途生涯。他先是在江苏任知县，后又历任江西、山西等地方官，为官清廉，深得朝廷赏识。

同治十三年，谭继洵因为处理教案得当，被朝廷破格提拔为湖北布政使。此后，他一路高升，终至湖广总督，位列封疆大吏，掌管湖北、湖南两省军政大权。谭继洵为官一贯谨慎，最擅长的就是在各派势力间周旋，既不得罪慈禧太后，又能保持与洋务派的良好关系。

1865年，谭嗣同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中。他是谭继洵的第三个儿子，母亲徐氏出身于书香门第。谭嗣同自幼聪慧过人，五岁便能诵读四书五经。然而，命运似乎总是格外捉弄这个早慧的孩子。

在谭嗣同十二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夺去了他母亲、大哥和姐姐的生命。这场变故给年幼的谭嗣同带来了巨大打击。他自己也染上重病，昏迷三天三夜，几乎丧命。谭继洵因此给他取了个＂复生＂的别号，期望他能重获新生。

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就将小妾卢氏扶正。卢氏生性刻薄，对继子谭嗣同格外苛刻。她常常在谭继洵面前说谭嗣同的不是，挑拨父子关系。每当谭嗣同与继母发生矛盾时，谭继洵总是选择息事宁人，甚至偏向继母一方。这让谭嗣同倍感孤独，性格也逐渐变得沉默寡言。

虽然身处权贵之家，但谭嗣同的童年并不快乐。他整日埋头读书，却对科举考试提不起兴趣。这时的谭继洵正值仕途上升期，为了培养儿子接班，对谭嗣同的要求极其严格。每当谭嗣同表现出对诗词歌赋的兴趣时，谭继洵总是告诫他要专心于八股文章。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谭嗣同开始寄情于佛学。他常常独自一人在府中的后园读经参禅，或是外出拜访当地高僧。这种行为让谭继洵十分不满，认为有辱门风。然而，正是这段时期的佛学修养，为谭嗣同日后的思想发展埋下了重要的种子。

十六岁时，谭继洵为谭嗣同请了当时有名的教习张之洞门下弟子做老师。这位老师不仅教授他经史子集，还为他开启了了解世界的窗口，让他接触到了一些新式学堂的教材。这段学习经历，让谭嗣同开始对传统教育产生怀疑。

随着年龄增长，谭嗣同开始踏上科举之路。从二十岁起，他连续多年在湖南、甘肃等地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每次考试的结果都令谭继洵失望。谭嗣同不愿拘泥于八股文的格式，常常在文章中另辟蹊径，表达自己对时事的见解。考官们对这种不按章法的答卷自然难以认同。

1884年的一个春日，在又一次科举失利后，谭嗣同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收拾简单行装，不顾父亲反对，独自踏上了游历之路。这一走就是三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基层百姓的疾苦。在山东，他看到了因天灾人祸而流离失所的灾民；在江浙，他遇到了被地方官吏盘剥而家破人亡的农户；在两广，他见证了洋商势力对本土商人的打压。

这次游历彻底改变了谭嗣同的世界观。1887年，他回到家中时，已经不再是那个只知读书应试的少年。他开始在家中藏书楼中寻找各类新书，尤其关注西学著作。这一年，他通过友人获得了一份《万国公报》，从中了解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技发展。

谭继洵对儿子的改变十分不满。在他看来，读书人就该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地走仕途正道。1888年，他以自己的权势为谭嗣同捐了个江苏候补知府的职位。然而，谭嗣同对这个职位却显得兴致缺缺。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结交各地文人雅士上，与他们讨论变法图强之策。

1890年前后，谭嗣同开始接触了一些维新思想的著作。他在南京结识了当时的一些开明士大夫，经常与他们探讨国事。这些交往让他对清朝的统治体制产生了更多质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提到，科举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失利让谭嗣同对洋务运动的局限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仅仅引进西方的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政治制度。这一年，他向父亲表明了彻底放弃科举的决心。

谭继洵对这个决定勃然大怒。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他指责谭嗣同不思进取，有负家族期望。但谭嗣同却反驳说，真正的进取不在于做一个只会应付科举的官僚。这次冲突后，父子关系降至冰点。

虽然如此，谭继洵仍然试图挽救这个＂叛逆＂的儿子。他托人给谭嗣同安排了几次政治联姻的机会，希望通过婚姻让他回归正途。但这些提议都被谭嗣同婉言谢绝。在他看来，个人的婚姻大事远不如国家的前途重要。

这一时期，谭嗣同开始在南京闭门著书。他将自己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写入《仁学》一书中，书中大胆地指出了两千多年来专制统治的弊端。当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传到谭继洵耳中时，这位谨慎的封疆大吏意识到，自己和儿子之间的分歧已经不仅仅是仕途选择的问题，而是整个价值观的根本对立。

1895年春，谭嗣同在南京结识了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这次会面成为了他投身维新运动的转折点。通过梁启超，他得到了康有为亲笔所撰的《上清帝第一书》。这份奏折中对清王朝积贫积弱的深刻剖析，与谭嗣同的观察不谋而合。

同年秋天，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士子上书，请求光绪皇帝改革。谭嗣同立即南下广州，与康有为会面。在为期半月的密集讨论中，两人就变法方向达成共识。随后，谭嗣同以个人财力支持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这所新式学堂成为维新派传播变法思想的重要基地。

1896年初，谭嗣同回到湖南。他发现家乡的政治氛围比江浙一带更加保守。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他与好友汤寿潜商议，决定创办《湘报》。这份报纸不同于当时其他官办报刊，它专门刊登维新言论，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湘报》开办之初，当地保守势力多次向巡抚施压要求查禁，但谭嗣同巧妙地利用父亲的影响力，使报纸得以继续发行。

在办报期间，谭嗣同与同乡黄遵宪建立了密切联系。黄遵宪曾任驻日公使参赞，对日本明治维新有深入研究。他为谭嗣同详细介绍了日本变法的具体措施，这些内容后来被谭嗣同整理成文，在《湘报》上连载。这些文章在湖南士林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少年轻士子开始关注变法思潮。

1897年夏，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在长沙创办南学会。这个团体表面上是讨论学术的民间组织，实则是维新派在湖南的重要据点。南学会成立后，谭嗣同多次与当地洋务派展开辩论。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只需引进西方技术。但谭嗣同则认为，不改革政治制度，单纯学习技术是无济于事的。

在一次著名的辩论中，某洋务派官员指责谭嗣同的主张太过激进。谭嗣同立即引用大量史实反驳，指出历史上成功的变革都不是循序渐进的。这场辩论持续了整整三天，最终以谭嗣同的胜利告终。此事在湖南士林中广为传颂，为维新派赢得了更多支持者。

1898年初，谭嗣同完成了《仁学》的修订。这部著作不仅批判了专制制度，还提出了具体的变法方案。他将书稿交给黄遵宪审阅，得到了极高评价。黄遵宪认为这部著作＂直指人心，发前人所未发＂。随后，《仁学》的部分内容在维新派内部传阅，引起强烈反响。

就在这时，朝廷突然下诏开始变法。康有为等人被召入京，参与改革。得知这一消息后，谭嗣同立即动身北上。临行前，他将《湘报》的主编工作交给了可靠的同志，并留下遗言：＂此去京师，或有不测，诸君务必坚持改革之志。＂这句话，预示着这位维新志士已经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

1898年六月，谭嗣同抵达北京。此时的京城已经笼罩在一片改革的热潮中。光绪帝接连颁布变法诏书，内容涉及教育、军事、经济等多个领域。谭嗣同很快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是他首次正式步入仕途。

在京师大学堂，谭嗣同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废除了传统的八股取士制度，改用新式考试方法。同时，他还引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课程，并聘请了精通西学的教师。这些举措立即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他们向军机处告发谭嗣同＂蔑视圣贤之道＂，要求将其革职查办。

面对压力，谭嗣同并未退缩。他联合杨锐、林旭等人，在京城设立了＂强学会＂。这个组织表面上是学术团体，实则为维新派的联络据点。每周例会上，成员们不仅讨论变法方案，还分析朝廷各派势力的动向。通过这个平台，维新派在京城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七月中旬，一个重要的机会出现了。光绪帝决定亲自召见维新派要员。在这次觐见中，谭嗣同提出了三项急需改革的建议：裁撤各省提督、巡抚等冗员；改革科举制度；整顿财政制度。这些建议得到了光绪帝的首肯。

然而，随着改革深入，阻力也越来越大。八月初，御史言官连续上奏，指责新政有违祖制。与此同时，慈禧太后的干预也日益明显。她多次召见军机大臣，询问新政进展。这些迹象都表明，变法面临着严峻挑战。

为了扭转不利局势，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密议对策。他们决定采取更激进的行动：说服光绪帝废除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收回皇权。这个计划极其危险，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八月中旬，形势急转直下。慈禧太后得知了维新派的计划。她立即调动北洋军进驻京城，并下令搜捕维新派人士。谭嗣同的好友们纷纷劝他离京避难。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英国公使馆的帮助下，已经秘密出逃。

然而，谭嗣同拒绝了所有逃生的机会。他留在京城，继续与同志联络，试图挽救变法大业。这时，父亲谭继洵派来的家仆送来一封密信，告诉他逃跑的具体路线和安全屋位置。但谭嗣同还是选择留下。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正式夺权，并下令逮捕维新派要员。当天下午，谭嗣同在自己的寓所被捕。在押解途中，他遇到了同样被捕的林旭、杨锐等人。这些维新志士被关押在刑部大牢里，等待着最终的审判。

这时的北京城里，已经开始流传一个消息：谭继洵正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准备以自己的政治资本营救儿子。但对于这个可能改变命运的消息，被囚禁的谭嗣同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1898年九月二十二日，谭继洵抵达北京。这位封疆大吏立即动用了他所有的政治关系，试图营救儿子。他先后拜访了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朝廷重臣，甚至不惜以辞官作为筹码。然而，慈禧太后对维新派的态度异常坚决，所有的营救努力都无功而返。

在狱中，谭嗣同与其他维新志士被分别关押。狱卒们传来消息，说朝廷已经拟定了处决名单。谭嗣同在狱中写下了最后的绝笔书，内容涉及变法主张和对专制制度的批判。这份手稿被一位同情维新派的狱卒秘密带出，后来在日本得以出版。

九月二十五日，刑部发出正式文书，宣布谭嗣同等六人＂图谋不轨＂，将于次日处决。当晚，谭继洵获准最后一次探望儿子。父子相见时，谭继洵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可以请托关系，让谭嗣同暂时装疯卖傻，争取缓刑。这是当时常用的避罪手段，也是最后的生机。

然而，谭嗣同婉拒了父亲的建议。他向父亲详细交代了个人遗物的处理方式，其中包括尚未完成的著作手稿和私人书信。特别是那些反映变法思想的文稿，他希望能够流传下去。面对即将到来的处决，父子二人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内容涉及家国天下。

九月二十六日清晨，谭嗣同与其他五位维新志士被押往菜市口刑场。途经街道时，围观的百姓纷纷议论这些＂乱臣贼子＂。谭嗣同走向刑场时，面色沉静。行刑前，他留下了著名的临终遗言，表达了对变革的坚持。

行刑结束后，谭继洵领回了儿子的遗体。按照朝廷的命令，谭嗣同等人的尸首必须示众三日。但谭继洵通过活动关系，获准当天就将遗体运回湖南安葬。这位父亲在儿子临终前的态度，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立场。

十月初，谭继洵带着儿子的遗体启程返回湖南。沿途经过的地方，不少维新志士冒着危险前来祭奠。在南京时，黄遵宪派人送来了一份手抄的《仁学》，这是谭嗣同生前最重要的著作。谭继洵将这些文稿和儿子的其他遗物一同带回了长沙。

回到湖南后，谭继洵以病重为由，辞去了所有官职。他开始整理儿子的遗物，将谭嗣同生前的书信、文稿分类保存。这些文献后来成为研究维新运动的重要史料。在整理过程中，他发现儿子笔记本上记录的许多观点，都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政治变革。

一年后，谭继洵将儿子的遗骨迁葬到湘阴老家的祖坟。墓碑上只刻了＂嗣同之墓＂四个字，没有任何官衔和事迹。这个朴素的墓碑，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