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我到达苏中。苏中区党委成立"敌伪军工作委员会"，陈丕显同志让我留下任职。不久，世清同志也来了。她告诉我，我走后没几天，生下一个男孩。军部转移后，敌情一天紧似一天，加上气候寒冷，无法在那里休息。恰巧韦永义同志（后任江苏省副省长）也在那个地区养病，他即派了警卫员来告诉她，说这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赶快想法南下，并送来路费给她。还告诉她，十八旅五十二团在朦胧镇。那时她产后才六七天，拖着虚弱身体，就抱着孩子去了。五十二团政委彭冲同志送她到卫生队，随军南下。
那时正值严冬，天寒地冻。一块门板作担架，棉被又薄，行军至台北县属龙王庙镇时，孩子因冷冻而死去。他来到人世还不到半月，连姓名都未及起呢！这是我在革命中失去的第二个孩子。世清离开部队找到苏中区党委。组织上考虑到她分娩后，欠乏休养，身体太疲弱，因而让她去上海休息一个时期。
我的工作，原来决定去伪军徐容师部。后来又决定我去通海地区任工委书记兼通海自卫团政委，组织通海自卫团和崇明警卫团打入伪南通清乡公署。
日寇苏中"清乡"
"八·一三"日寇攻占上海，以后又占据了杭州、南京。敌人踌躇满志，以为蹲在上海可以高枕无忧，真是白日做梦。坚强的中国人民怎会就此俯首屈服？不久，上海周围地区就被我新四军主力与地方抗日武装，紧紧地包围起来，给予敌人很大威胁。特别是活动于沪宁铁路两侧的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犹如一把利剑插在日寇的脊梁上。在长江北岸（南）通、如（东）、崇（明）、启（东）、海（门）各县活动的新四军第一师三旅，又像一把铁钳紧紧地扼住了日寇出入上海的咽喉﹣﹣吴淞口。日寇对此深感不安。因此，一心想改变这个局面，保证大上海的安全。1939年，日寇首先在崇明县境内进行清剿扫荡，挤走该地区的抗日武装。1940年4月，又在青浦县进行了大清剿、大烧杀，迫使坚持抗日的第三支队撤离。1941年7月，日寇进一步在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了清乡，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不得不暂时离开。这时日寇虽已拔去了自己背上的利剑，但深虑扼住其咽喉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为了大上海的安全，并以此作为进攻我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桥头堡，敌人决定将魔爪伸向通、如、崇、启、海这个地区。
1943年1月，日寇袭用过去在苏常太地区"清乡"的老谱，首先大肆宣扬他们要在南通地区进行"清乡"，企图先声夺人，威胁在该地区活动的新四军一师三旅。同时，任命小林信男师团长为最高指挥官，从江南调集了菊池旅团的四个大队及部分宪兵、快速部队等，连同伪军计1.5万人，准备突然袭击。还在南通西郊和北部、沿运河围以长达200余里的竹篱，择地建立了碉堡和检问所，封锁沿河大小水闸，企图阻碍我军的活动。为了不让破坏竹篱和碉堡，敌人强迫沿线农民日夜巡逻和护守。如发现新四军偷渡，要农民鸣锣报警，日寇摩托化快速部队赶来围歼。我军接受了过去反"清乡"的教训，积极做好反"清乡"的准备，广泛地进行思想动员。组织精干的小型武装，配合当地民兵，在"清乡"区内进行反"清乡"斗争。我军主力部队，则在"清乡"区的外围打击敌人，进攻据点，牵制敌人。这样，"清乡"区的抗日武装，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既能集中，又能分散，机动灵活，纵横自如，足以同敌人周旋一番，直到将其磨垮。
敌人按照他们的"清乡"计划，企图第一步以两个月完成"军事清乡"。第二步以四个月完成"政治清乡"。首先调集部队，集中兵力，进行军事大扫荡，妄想消灭我军主力部队。紧接着建立伪政权，编保甲。清查户口，并用联保的方法，企图清除我党的地下活动。汪伪积极配合日寇，很快建立了"南通清乡行政公署"，大肆鼓噪"清乡"。集中了大批伪警，搜罗反坏分子组成"清乡队"，妄图消灭共产党、新四军等抗日力量，掠夺人力、物力，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密切"蒋汪联合"，令其苏北特工总站站长姜颂平当上了敌伪"南通清乡行政公署"副主任。当时行政公署主任是张北生，但行署一切由姜颂平控制。这样就很明显，南通地区敌人的"清乡"，完全是敌、伪、顽三位勾结一体的肮脏交易。
"汤团行动"计划
特务姜颂平于2月就任"南通清乡行政公署"副主任。他派长期潘伏在海门茅镇的特务陆士盛，以"老朋友"的名义，劝诱我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同志率部投降，并说，如果能在"清乡"开始前"起义"（即投敌），一定会得到重用，大有"前途"，还要汤拉其他部队一起去，为日寇"清乡"立功。汤是共产党员，但身份没公开。抗战初期，参加过国民党地方部队，当过中校营长，和汪伪一些上层人物有"旧交"。汤及时将这事向上级作了汇报。当时，日伪集结重兵，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进行"清乡"，形势十分严峻。但苏北、苏南的日伪之间存有很大矛盾。原驻通海地区日寇南浦旅团被调走，江南汪伪李士群急欲把势力扩张到苏北，我军可以利用和扩大这个矛盾，华中局和苏中区党委分析研究了形势后，决定将计就计，抓住这个机会，打入敌人内部，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的办法，打击敌人。决定由汤通过陆的关系与姜颂平联系，向姜提出条件："起义"后部队建制不变，仍"原地驻防"，即在通海地区活动。假意告知对方，崇明警卫团有合作可能。姜听了极为高兴，对汤大加赏识，保证事成之后给汤记功。要汤迅速"起又"。日寇喜形于色地说：你部"起义"之日，就是"清乡"开始之时。
为了迷惑敌人，使打入工作得到顺利进展，汤景延同志特制了一套"得体"的衣着﹣﹣团龙花的长袍，外加一件团龙花黑缎马褂，一顶礼帽和一双皮鞋，打扮成汉奸样子，使敌人信以为真。在此期间，敌人三天两天前来催促，一方面表示同意汤团仍在原地驻防，一方面又得陇望蜀，要汤部在3月底以前"起义"，把我崇明警卫团也拉过去。
当时，苏中区党委决定我和汤景延同志去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由于这次任务由二个不同建制的部队执行，环境险恶，斗争形式特殊，我有不少顾虑。为此，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同志亲自找我谈了话，当面指示："苏中区党委决定派你去。区党委决定，你去任通海工委书记，并任汤景延团政委。公开活动由汤出面，但由你代表苏中和分区党委，全权负责这次行动。你去后，立即把两个部队合起来。敌人现在等得很急，你马上就去吧。两个部队人枪各700，党交给你了！担子不轻呀，老顾！记住：回来时，人枪只能多不能少。"我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决定，牺牲个人也要完成任务。他说："区党委确定人选时，作了充分考虑。你入党早，政治上坚定，搞过统一战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党相信你能完成这一特殊的艰巨任务！"他又指示说："你今后的工作由四地委领导。为了安全，除向四地委请示报告外，不与其他任何部门发生横向关系。你们的任务：一是查明敌人'清乡'计划，及时准确掌握敌情，了解敌人企图，便于我军决策行动；二是把通海地区的水陆主要交通控制起来，以便我主力部队反'清乡'斗争穿插活动，同江南新四军保持联系，掩护有关人员来往，搞好军火物资运输；三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和瓦解伪军，削弱其战斗力。既要像真的投降，又要防止敌人腐蚀我们部队……"
我接受任务后，日夜兼程赶到通海，接任工作。中共通海工委由我同王克刚、曾子平三人组成，秘密机构设于小海镇的海门中学附近。原通海行政公署撤销。我当时化名胡曰夫，公开的身份是汤景延的帐房先生，不穿军装，不列入编制。师、旅选派30名党员干部战士，充实力量。部队作了整编，通海自卫团编为汤团第一营，并抽出20人编为警卫团部的特务连。崇明警卫团编为二营，也抽出20人携带短枪，编成一个江防大队，由原崇明警卫团参谋长茅琛任大队长，不参加"起义"，配合汤团活动于沿江一带。同时，由汤景延同志的"门生"周显才，组成一个新的连队。另外，把常驻在竹行镇上的陈常纪游击队，编为汤团的第三营，以壮大汤团的声势（该营没有出来）。整编后共有八个连归汤团建制，打入敌方的人枪各700。行动前夕，钟期光主任、四地委书记姬鹏飞同志专程来通海，找我们谈话，鼓励我们胜利完成任务。钟期光同志讲："为了摸清敌情和控制沿江门户，华中局的决定是大胆、慎重、果断的。挑选你们掌握部队，是党对你们的信任。"我们当时仍有顾虑，怕被群众误解，死了都说不清楚。姬鹏飞同志恳切地讲："你们这次行动任务很艰巨，比公开和敌人拚杀更困难。党要求你们更加机智勇敢，对党更加忠诚。党相信和了解你们，万一你们不幸以身殉职，党会替你们说清真相。"
新四军一个团"投敌"了
汤团经过周密的部署，开始"投敌"行动。1943年4月16日晚，天空漆黑。突然枪声骤起，一场"激战"。汤团于姜灶港成功"起义"。向敌人报告说，崇明警卫团团长茅深反对"起义"，率少数亲信逃跑，追击未获，击毙一人（我们把一个在押有待处决的坏分子枪毙在战场上）。敌人未加怀疑，信以为真。
为了使敌人更加不疑，汤景延同志还故意在天星镇做寿，大摆酒宴。一时车水马龙，贺客盈门，寿堂内红烛高烧，贺嶂四悬，连姜颂平也派人前来。为了捉弄迷惑敌人，同时为了便于同本团一些骨干密切联系，汤景延借此机会接收了几十个"门生"。宴中，八个连的部队由副团长沈仲彝、参谋长苏农统一指挥，集结于天星镇周围，待命行动。
汤团打入敌方时，部队的政治情况是这样的：团部及特务连、第一营都有共产党的组织。第二营没有党的组织。打入时我任汤团政委，化名胡曰夫，以半公开的身份，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掌握干部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大家也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和在汤团的实际任务。这一场打入敌人内部的斗争，确实是一着险棋。全团700人中，只要有一个人出问题，就会全军覆没。
在祝寿的最后一天，全团部队整齐地集中在天星镇小学的操场上。在操场的中心搭起一个高台。汤景延身穿长袍马褂，立于台上，煞有介事地当众宣布"起义"。姜颂平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讲了些欢迎的话。汤假意表示"拥护清乡和参加清乡活动"，但始终回避提到共产党、新四军。会场四周贴的标语，也同样不提共产党、新四军。这天公开宣布"投敌"后，部队的军装仍旧，只是把新四军的臂章，改为印有"绥靖"两字的臂章。番号改称"南通清乡公署绥靖团"，又称"外勤警卫团"。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听到汤宣布"投敌",大吃一惊，窃窃私议，骂汤"无耻！""汉奸！""没有良心的！"说："新四军、八路军，从来没有软骨头，汤景延给新四军丢尽了脸！"有些人唉声叹气："这样好的部队拉去当汉奸真可惜！"群众的反映，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看到群众动了真火，感到高兴；我们无法进行解释，只能忍受痛苦。怎么解释呢？我心中默默在想：用自己的行动，确保完成党交给的特殊任务。人民终有一天会理解的！
会后，部队回到营地。有些战士拿着取下的新四军臂章苦笑，有些看着"绥靖"臂章唉声叹气，两种表现，一样心情。我立即组织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才平静下来。但大家总担心会出问题，提出希望我常到部队来走走，说只要看到政委在这里，就踏实了。
"投敌"后的第二天，参谋长苏农率特务连护送汤到了茅镇团部。团长的家属坐了一部小汽车，他自己身穿长袍马褂，骑马前进。家具、行李另外由板车载运，随部队一起走。快到海门时，汪伪海门县特工站站长，率领各界100多人，前来迎接，还送了1000元伪币作犒劳费。进了县城茅镇，日本宪兵队及汪伪海门特工站的全体人员，都列队在团部门口欢迎。
部队由沈副团长及一、二营营长率领，分别到预定的地方驻防（沈副团长和二营一起活动），分布在通启运河的三余镇，通启公路上的天补镇、川港镇、姜灶港镇和小海镇等地。
茅镇的三角斗争
移驻茅镇的汤团团部，东邻日本宪兵队，仅有一墙之隔；对门是汪伪海门特工站；西边是我团参谋处。很明显，团部处于敌伪严密监视之下。我们带来的一架电台，无法在团部使用，把它放在江边上一个贩布商人家里。布商是薛惠民同志﹣﹣当时化名黄浩，开个布店掩护工作。机要员随我在团部。那时日本宪兵队里有一个老宪兵，经常有意无意地到我团部来"玩"；那个拉拢汤投敌的陆士盛夫妻，也经常来团部；还有一个特务是烂鼻子，叫宋兰霖，也常来团部玩玩吃吃。敌特时刻在我们身旁，监视我们一举一动。我们设在西边的参谋处，原想作为内部人员来往的联系地点，可是到参谋处去的人，也相当复杂，给我们的活动带来困难。因此，我们随时随地保持高度警惕，并相应地采取了各种对付敌人的方法。我们团部的工作人员，全部是共产党员。其他不属工作人员的同志，则以汤团长亲戚的名义，住在团部。王本英（四地委副书记钟民同志爱人）、胡范等几位女同志因病休养，她们白天在团部吃饭，晚上回医院去住。作为掩护，这些人从早到晚不停地打麻将。参谋处还备有鸦片烟枪作招待，以塞敌人耳目。当时这三位女同志所住医院院长姓蔡，是天主教海门县的主教，国民党的特务。我们摸清底细，对他留有戒心（蔡在解放后被镇压）。尽管如此，敌人仍然魔影闪忽，对我们多方监视。有一次，日本宪兵队一个女特务，晚饭后踱到团部门口，发现了出来的三位女同志。她对汤的大女儿汤佩芬说，这三个女的中间，有一个很面熟，是四地委的妇女部长。汤的女儿忙说，不可能，你别认错了。女特务说："我认识她，她名字叫胡范。"汤佩芬用肯定的语气说："我们没这个人，那人是我爸爸的阿姨。"女特务回宪兵队后，汤佩芬赶紧向我汇报了这一情况。我感到来者不善，抢在前面用汽车把胡范和王本英同志送走了。解放后，王还常感谢我的救命之恩。
汤团"起义"不久，我们即按计划，办起了"协记公行"。那时日伪普遍兼办商行谋利。办商行，敌人没起疑心。公行还在青龙港、牛洪港、宋季港办了分行，一时商人进出，十分热闹。在"投敌"数月中，利用分行，我们为部队运送了大量枪支、军火和药品；护送了多批干部和有关人员；传送了敌军不少情报，为反"清乡"斗争胜利发挥了作用。办了分行，我这个帐房先生忙里忙外，很是忙碌，倒也没引起敌人额外"关注"。
汤团打入敌方后，敌人就开始了"清乡"。日寇摩托化部队到处横冲直撞，搜索我军。伪顽合流的特务组织，也四处搜寻逮捕我区乡干部和民兵。我方的干部、民兵，一落敌手，就遭敌人刺刀戳死，或活活打死。我们团部有一间卧室，窗外就是鬼子宪兵队的院子。这里经常发出凄惨的喊叫声，是日本宪兵队拷打被捕者和行刑的地方。我们常常从窗缝里看到日寇施行酷刑的残忍场面。一次，鬼子用粗棍拷打一个被捕来的农民模样的人。打得遍体鳞伤，但他始不招。鬼子又放狼犬咬，他还是不屈服。鬼子被拖疲了，进屋休息。他忍痛越墙逃跑。由于伤势太重，抓了回来，被丧心病狂的日寇活活打死。鬼子酷打时，还押了另外四个被捕的人在旁边看。此情此景，令人既心痛，又恼恨，真想上去杀掉鬼子，消灭敌人！
斗争的复杂还反映在我们内部。当时，为了迷惑敌人，团部允许部分干部和日伪有往来，还准备了麻将和大烟具。绝大部分同志身陷污泥而不染。但个别人却因生活作风腐败而急剧变化，给部队带来极大威胁。苏农是个红军时期的干部，汤团"投敌"后担任参谋长。按分工，他常住团部，负责一营，规定不与外界往来。开始还不错。时间不长，他却打麻将、抽大烟，不能自拔，和敌特工站长过往甚密。经济上入不敷出，他就向汤团长"借"钱。汤婉言劝告他："要遵守党的规定，你是红军干部！要少花钱，少和敌人来往。"苏农不听，反与汤争吵，大发脾气："你可以娶两个老婆，吃喝赌玩，我为什么不行？你当个团长就神气了！告诉你，你全家的生命，都在我手上！"汤马上找我报告："苏农这样，怎么办？这不单是我的身家性命，关系全团700干部战士。"我把苏农找来谈话，他都承认。我严肃地批评他："身为党教育多年的干部，这样讲这样做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我找团长来，三个人一起把话谈清楚，你要检讨。"我原想内部检讨一下，缓解一下矛盾。但苏农不干："他是什么东西？他能吃喝，我为什么不能？要我向他低头，我不干。"我耐心劝导他："这不是向谁低头。不向他检讨，向我这个政委检讨总可以吧！"他还是强词夺理，说什么"你们是团长、政委，我也是副团长，海门送的钱也有我一份吧。几百号人，不就是一句话吗？你看着办吧。"说完悻悻而走。事后，仍无所顾忌地和日伪往来吃喝，问题十分棘手。当时，日伪对四分区正在进行大规模军事清剿"，占领了大部农村市镇，构筑据点，分进合击，企图对我实行合歼，并在敌据点推行伪化措施。5月下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日十三军参谋长木下和小林信男、汪伪特务头子、伪江苏省长李士群等人，飞抵南通，亲自督战。形势十分严峻，环境十分险恶，不容丝毫马虎！我即找汤、沈研究对策，汤说："个人事小，全局事大。酿成大祸，后悔莫及。"沈也认为不能拖泥带水。我又一次找苏谈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了最后的挽救。但苏农仍不买帐，执迷不悟。形势紧急，万不得已，我们采取断然措施，避免了一场极可能发生的悲剧。苏农"失踪"，引起敌人注意，伪特工站暗中寻访，对汤团疑虑加深。
粉碎敌人"验枪"和"集训"阴谋
5月上旬，"清乡公署"突然命令汤团集中验枪。这是敌人历来收缴武器的老办法。以"验枪"为名，把部队集中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一声口令："枪放下！向后转！开步走！"这样就可把整营整团的武器缴去。同时我们分析，敌人还可能借此摸清我团的家底和实力。当时决定：立即把部分武器隐藏起来。让汤团长到姜颂平那里，对他说："你们说是验枪，实际是缴枪。你们这样做，我就不负责了。"姜闻言，知我团有所警觉，不便硬干。再三对汤说："保证不缴你的枪，我姜某不是那种人，例行公事嘛。但有一个要求，验枪时子弹不准上膛。"又以安慰的口气对汤说："你刚从那边打开缺口，我还指望你做大买卖呢！"
验枪的那一天，5月20日下午，部队集中到茅镇，由沈副团长指挥。姜颂平派来伪"清乡公署"的陈科长和参谋数人，认真地逐枪仔细检验。在检验中，发现一个战士的枪里子弹上了膛。汤团长眼快，上前去斥责。验枪的军官反而劝解说："算了，算了。"验枪完毕，他们表示满意，说："汤团长合作清乡是诚心诚意的，人枪数字符合。"部队返回原驻地。敌人的阴谋宣告破产。
接着，敌人又演了一出闹剧。5月下旬，伪江苏省长李士群忽然打电报给姜颂平，说要嘉奖汤团长，并要他陪同去苏州。研究时，我认为可以去。可将计就计，相机行事，离间和扩大敌人之间矛盾。当时在苏州的李士群急于占据苏北地盘。而以"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代表的苏北伪军，不愿其插手。二派都在拉拢我团。到了苏州，汤专门买了一块金表送给李士群，表示"亲近"。李亲自接见，专宴欢迎。酒筵间，李士群委汤以少将军衔，并犒赏伪币5000元。说只要汤好好干，大有前途。汤深知李的言外之意，也弦外之音地回道："我不会辜负你的希望。只是……""汤兄，在这里不必吞吞吐吐，直说无妨。"姜示意要他说。汤说："我来这里，只怕有人（暗指张北生）不高兴。"李哈哈大笑："不必顾虑。以后有事直接找姜老弟好了。"转身对姜指示："汤团长已是我军少将，自家人了。你要关照好。汤团如有好歹，唯你是问！"酒后，李士群还让姜颂平陪汤在苏州、上海玩了一个礼拜。经大汉奸李士群赏识，姜颂平受宠若惊，得意非凡。从此更不把张北生放在眼里。
在那期间，还有一场惊心的斗争，至今想来仍不免心跳。6月初的一天，张北生请汤团长及其家属到南通游玩，并派了汽车把他们接走。6月9日一大早，伪清乡公署就下达命令：汤团改为"教导二大队",6月10日集中南通受训，不得有误。敌人用心十分险恶，即将汤团长等押作人质，以控制我团。事发突然，我决定立即去通海，用电台向苏中区和四地委请示。为不使敌人疑心，沈副团长掌握部队，按时出发，第二天在川港镇会面。6月10日中午，部队到达川港。我即迎上去，向沈传达上级指示：（一）汤团暂按敌要求集训，以待时机；（二）党团员要发挥作用，克服困难，切勿前功尽弃；（三）形势更加复杂，要灵活机动，在斗智上下功夫。当晚10点，部队到达南通，住进段家坝女子师范学校。
我和汤捉摸，这里面可以利用张和姜矛盾，使我军争取有利的地位。于是，汤出面去和姜打交道，过关节。吃饭间，汤说："新四军又有二个团有苗头，正在联系，你却调我集训，不知什么意思？"姜知理亏，讨好地推托说："都是张北生那家伙的主意，他是主任，我也为难呀。不过我和张说说，集训你们自己办，我就派个人去讲讲三民主义。"实际上，敌人并非如此。他们规定：（一）干部、战士分开，干部参加伪军官队集训；（二）解除武装，徒手训练；（三）集训由伪军官任教官。我们针锋相对，通过徐谓樵（原崇明伪副总队长）,找到汪伪集训教育长刘秉正，保举沈仲彝同志任少校教官，继续和战士在一起，掌握部队。又设法使文书叶建华不参加集训，专门看管武器，以防不测。
集训中，敌人对我团的干部配置很注意。有一天，姜颂平突然问汤说："共产党有书记，你的部队里也有书记，他是干什么的？"汤答道："我部没有书记。"姜说："一营就有一个书记。"汤很快应付说："哦，这是文书，根据你们编制设的嘛。"姜沉思了一下说："我有空找他谈谈。"这件事引起了汤的警惕。一营的书记梁浩群，原是通海自卫团的保卫干事，"投敌"后名义上任一营营部的文书。汤在辞别时，打了个伏笔，说："这人是上海人，回去了。等他回来，叫他到你这儿来。"汤景延同志回到团部立即向我报告。我们当即决定，把梁浩群同志转移了。党支部书记由一营营长陈统光兼任（原通海自卫团教导员）。
南通集训期间，正是盛夏酷暑。祸不单行，全团有300多战士染上痢疾，沈仲彝同志也躺倒了。人命关天！几百条抗日战士的生命比天还大！我急忙派人去"协记公行"筹集钱款，四处采买药品，全力抢救，终于战胜疾病，化险为夷。党的关怀，使全团上更加团结。与疾病相比，更难办的是思想上的"疾病"。当时，不少战士集训中受到伪军官无故打骂和训斥，有的战士受到敌人拉拢，个别人情绪低落。我及时秘密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要求大家以身作则，对症下药，开展思想工作，经受考验，完成任务。但还是出了问题，终于有三个人熬不住，拖枪跑了。我听到汇报，吓出一身冷汗。太危险了！随时都有杀身之祸，都会全军覆没呀！我一刻不敢耽搁，与四分区取得联系，及时报告。又紧急找到茅琛同志，请他们动员一切力量，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落到敌人手里。三个逃兵终于被捉住，防止了意外。事发之后，我在全团详细作了摸底，对不适宜的人，立即送回根据地。
移防金沙，打破敌人的"分割"与"溶化"
8月底集训期满后，敌人又生一计。命令汤团向西移动，靠近南通城。我们一面同意，一面要求把团本部移驻金沙镇，以便就近指挥。敌人无奈，但只许带二个排部队。当时是这样布防的：团本部设在金沙，一营营部驻石港镇，二营由沈副团长率领驻刘桥镇，七连驻金余镇。全团分布在十几个集镇，其间还夹驻日伪部队，名为联防，实质是分割监视。这时，日寇的摩托化部队已调走，各大市镇已建立伪政权。但其余地区还在我控制之下，我们的主力部队可以一个营一个营地活动了。
那时汤团团部在金沙镇，离开日本宪兵队老人坝驻地虽较远，但和伪南通县特工站却相毗连，仅一个小门之隔，相互可以随便出入。这个特工站也有一个排的武装，有轻机枪1挺，步枪20支，还有一个高大的碉堡，在碉堡上面可以监视我团部的一切活动。金沙镇的河南，另驻了一个伪军团部。汤团团部移驻金沙后，与敌伪特工站的关系搞得还好，那个翟光耀站长，经常来吃吃喝喝。但鬼子不来，有事他们打电话。
在第一阶段"清乡"时，鬼子依仗摩托化部队，只要伪军供给情报，不要伪军配合"扫荡"。自从摩托化部队调走后，日军兵力单薄，只能以少数兵力去监督伪军"扫荡"了。当然汤团所部也要受制于鬼子，参加扫荡。怎么办？我们的办法是："扫荡"时，先用三八枪对天报警，示意前面走的是自己的部队，后面是鬼子。但日寇非常狡猾，不许我们开枪，斥责我们胆小。我们反问鬼子："新四军跑了跑了的，我们要不要打？"鬼子说："要打的。"鬼子人地两生，无可奈何。汤团当时还面临敌人"分割""溶化"的威胁。为此，我们团、营干部经常深入基层，做到分而不散，能及时集中调动。规定每个点都用暗号和左右点联系，三个点形成联络网，联成一个整体。分散驻防也给了我们机会，我团曾多次调运军火给分区部队和游击队。一次，上级要求我们给当地武装补给若干枪支。汤团抽调出十多条步枪数百发子弹，用团长的汽车，我亲自送到观音山。又有一次，汤团长在姜颂平那里获悉，这天晚上，姜要派人到观音山去捕捉我南通县交通站的同志。考虑到送信已来不及，于是，我冒险坐小汽车赶去。结果，姜颂平扑了一个空。
中共通海工委每月开会一次，地点在王克刚同志家里。外地来参加会议的曾子平和我，都是乔装改扮，身份和关系，设计得天衣无缝。当时，王克刚的邻居，都知道我是王克刚的要好朋友，茅镇酱园的小开来了。曾子平则是跑单帮的。开会在晚间，会议传达上级指示，交换部队与地方的工作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意见。由于布置得细致周密，几个月来没出过问题。
8月下旬以后，敌人的"清乡"气焰逐渐下降，我们的部队可以整团整营地活动了。这时，地委钟民同志率主力南通警卫团进入"清乡"地区，到达金沙东北。我即前去汇报情况。几个月不见亲人，两双手紧握许久。我对钟民同志讲，"部队打入敌人心脏已5个月了，情况基本上是好的，能坚持遵守纪律，不扰害人民，已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谈到下步打算时，我报告，当前部队分散，易遭不测。夹在日伪中扫荡，容易误会，造成损失。个别人开始追求安逸，因借钱不遂和人吵架；个别人帮助跑单帮的走私偷税，从中牟利。一个伪区长平时虚情假意，被一些同志误认为他人"好"。一次他把抓来的一个农民寄押在我们一营，后来被伪区长活活打死，个别同志竟熟视无睹，也不向团部汇报，这些现象很危险。钟民同志听后沉思良久。
破腹而出 胜利班师
9月中间，四地委通知我回去开会。在讨论汤团工作时，四分区司令员陶勇同志提出："日寇清乡已半年，我们把部队拉回来，替日寇做个清乡失败的小结吧！"为了保证汤团胜利归来，会议决定，派主力部队接应掩护。交待我回去先告诉两个团长，做好准备，等主力部队到后，再布置具体行动计划。班师时间是9月26日。
9月25日，地委陈伟达同志率领南通警卫团，到达金沙镇附近，向汤团传达了命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下列各点：（一）9月26日午夜12时，为汤团所属部队回师的时间，当夜部队一律要准时到达指定地点。（二）南通警卫团派一个连到石港，另派一个连到金沙团部，掩护部队撤离。（三）汤团要先把家属撤离，做好战斗准备。（四）汤团班师归队时，要尽可能活捉几个鬼子以及敌南通特工站长。一营要逮捕伪区长。各部队在撤离前，都必须把防御工事毁除。
团部在26日正式秘密下达了命令。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兴奋不已。当天下午，驻在刘桥镇的沈副团长，以回家探亲为名，把他的家属送到金沙团部。我以整训收税人员的名义，从南通警卫团调出20名短枪队员，带回团部。为了捕捉日寇及特工站长，也为了安全转移家属，经周密安排，团部当天设宴请客。日本宪兵队屡请不至，敌特工站长则应邀而来。晚8点钟，驻防金余镇的七连连长周显才（汤的"大徒弟")，率少数轻装战士和交通工具，来团部邀请团长和师母一起去金余镇吃喜酒，说他"讨小老婆"。汤团长听了大发雷霆，说："清乡这样紧张，还要讨小老婆！"怒气冲冲。当时我和敌特工站长都在场，一个假拉扯，一个真劝解，团长还是不肯让家属去。我出面从中排解，他才"勉强"同意。临行时，汤团长还恨声恨气地向周显才说："这夜晚，出了问题，我枪毙你！"说完陪敌特工站长进内屋去抽鸦片烟了。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我团家属全部撤走了。大概是9点钟光景，鬼子来电话说："外面狗咬得厉害，要注意！"汤团长趁机要派人去宪兵队加强防卫，可鬼子不要。10点钟左右，鬼子又来电话，说情况很紧张。汤团长趁势问敌特工站长："你们防守这个碉堡，有没有把握？"他说："把握不大。"汤团长随即让短枪队去碉堡增防。同时，敌特工站长也下了命令，叫手下听我们命令。这些豢养的特工，平时只知鱼肉人民，今晚有情况，又有人来代他们打仗，当然求之不得，乐得丢下枪去睡觉了。于是，我命令战士，分别占领了碉堡上下。
夜12时一到，汤团长突然把烟具一摔，虎起脸，发了真火。敌特工站长见状不知所措，连声说："汤团长！不要发生误会！"汤大喝一声："谁跟你误会？老子是新四军，今天就是要抓你！"敌站长见状慌忙伸手摸枪。"砰"的一声，这个家伙应声栽倒在地。原来警卫员小福，见其顽抗，当机立断，一枪击毙了他。这时，碉堡上下、团部内外一齐行动。我部在南通警卫团的掩护下，胜利地撤出了金沙镇，按时到达了指定地点。与此同时，在沈副团长率领下，骑岸镇三连、石港四连、北新桥一连分别摧毁伪区公所和伪公安局大部，缴获了枪支弹药，在韩念龙同志（南通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接应下，胜利班师。第二天，汤团全部回到如东县直镇附近的刘家园。不久，苏中四分区为我团举行祝捷大会，陶勇同志表扬了全团指战员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高度赞扬了汤团对反"清乡"的巨大贡献。
10月间，部队上调东台一师师部休整。师部又一次为我团召开庆功大会，粟裕同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再次表扬了全团干部战士。1944年初，汤团改编为"联抗"二团，汤景延同志为"联抗"副司令，我为"联抗"政治部主任，沈仲彝同志为"联抗"二团团长。
汤团这次打入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回来时，部队还增加了人和枪，使这一地区人民避免了一场残酷烧、杀、抢的浩劫。同时，也锻炼了部队，愚弄了敌人。全团700人，在虎穴163个日日夜夜，与日伪周旋、斗争，忍辱负重。党托付如此严重的任务，我瞪大眼睛，竖起耳朵，脑子上紧发条，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不敢有一分钟大意。现在想起来，仍感这个决策太大胆，这着棋太险了！也正因为此，才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我们的胜利，引起敌人上层极大震惊、李士胖、张北生、姜颂平受到斥责、几乎丢官丧命，使敌人内部乱了套。
1948年，汤景延同志奉命率苏中军区先遣队去浙江天目山执行任务、途经青浦西乡，遵国民党青年军和保安队围袭。汤景延同志不幸负伤被俘。解往上海，由特务姜颂平亲自审讯。汤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终被杀害。解放后，汤景延烈士的忠骨、安葬于上海烈士公墓。特务姜颂平被我逮捕法办。
这是一段在党的领导下惊心动魄的斗争，表现了我军指战员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可是在以后几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不愿说起，军史上也留下一段空白。到了"文革"动乱、更成为无法说清的罪行。人们怎么也接受不了新四军几百人马"投敌当汉奸"的事实，认定我是百分之百的大叛徒。批斗、挨打、折磨，长达数年之久。后来正应了姬鹏飞同志30年前说的话，还是他写了材料，说明是华中局的决定，我的处境才有所缓解。1975年，粟裕同志这样全面历安地评价汤团行动、说："汤团打入敌军，是华中局决定的，汤团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英勇机智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对于反"清乡"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不会忘记先辈们艰苦斗争的英雄业绩！
【顾复生（1900年11月∽1995年2月），江苏青浦人（现属上海市），1927年经陈云同志介绍入党，参与组织陈云同志领导的青浦秋收暴动，是青东地区农民领袖。抗战爆发后，创建青东抗日根据地，曾任淞沪游击支队长、无锡党政军委员会书记、锡澄虞根据地总办事处主任（专员）、新四军六师敌工委书记、通海工委书记、苏中军政委员会委员，淞沪行政专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后勤部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师首任政委、35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解放后首任松江地区专员、苏南行署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江苏省建省后，任省农林厅首任党组书记、第一副厅长（主持工作）、省农科院院长兼省农办副主任、省科委副主任，江苏省农学会会长，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任命为中央农业领导小组成员。文革后任江苏省政府顾问、省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