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八百里加急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主要用于紧急军情、朝廷诏令等重要信息的快速传递。这种传递方式通常由一人一马完成，速度极快，往往能在短时间内将信息送达目的地。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尽管八百里加急的传递者通常只身一人，携带重要文件，但土匪却几乎从不打劫他们。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而是与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以及土匪的生存策略密切相关。

首先，八百里加急的传递者并非普通百姓，而是朝廷专门派遣的信使。这些信使通常由朝廷直接任命，身份特殊，享有一定的特权。在古代中国，朝廷对信使的保护极为严格，任何对信使的伤害都被视为对朝廷的挑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根据《唐律疏议》记载，凡是对朝廷信使进行攻击或劫掠的行为，都将被处以极刑，甚至株连九族。这种严苛的法律制度使得土匪不敢轻易对信使下手。

此外，八百里加急的信使通常携带的是朝廷的紧急文书，这些文书往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或重大决策。一旦这些文书被劫，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朝廷对信使的保护不仅体现在法律上，还体现在实际的军事部署上。信使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往往会得到沿途驻军的保护，甚至在某些关键路段，还会有专门的护卫队护送。这种严密的保护措施使得土匪难以找到下手的机会。

其次，土匪虽然以劫掠为生，但他们并非毫无顾忌。在古代中国，土匪的生存依赖于对地方的控制和对朝廷的规避。他们通常选择在偏远地区活动，避免与朝廷的正面冲突。而八百里加急的信使通常走的是官道，这些道路往往有朝廷的驻军把守，土匪在这些地方活动风险极大。因此，土匪通常会避开官道，选择在更为隐蔽的地方进行劫掠。

此外，土匪的劫掠目标通常是商队或富户，这些目标不仅财物丰厚，而且劫掠后不易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八百里加急的信使携带的往往是朝廷的文书，这些文书对土匪来说并无实际价值，劫掠信使不仅无法获得财物，反而会招致朝廷的严厉打击。因此，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土匪通常不会选择对信使下手。

最后，古代中国的社会道德和民间信仰也对土匪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君爱国是一种重要的道德观念，任何对朝廷的背叛行为都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土匪虽然以劫掠为生，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受到这种道德观念的影响，不敢轻易对朝廷的信使下手。

此外，民间信仰中的因果报应观念也对土匪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古代中国，许多人相信，作恶多端的人最终会遭到报应。因此，土匪在劫掠时往往会有所顾忌，避免对朝廷的信使下手，以免招致天谴。

综上所述，古代八百里加急的信使之所以能够安全传递信息，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法律和道德因素。朝廷的严格保护、土匪的生存策略以及社会道德和民间信仰的共同作用，使得土匪不敢轻易对信使下手。这种看似简单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制度的严密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