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这个闪耀着历史光辉的名号，如今却像一块越做越大的蛋糕，谁都想分上一块。从最初的“四大”、“五大”，一路膨胀到如今的“十大”，数量的增加，带来的不是荣耀的累积，而是无休止的争议。成都、郑州、大同，这些新晋的“古都”，真的配得上这个称号吗？还是说，这仅仅是一场地方经济搭台，文化宣传唱戏的闹剧？

古都的评选，并非一蹴而就。清末民初，梁启超先生提出的“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算是奠定了最初的基调。这五座城市，几乎浓缩了中国历史的精华，每一个都曾是王朝的中心，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后来，“四大古都”的说法出现，开封被排除在外，原因很简单：它没有做过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再后来，杭州凭借南宋的偏安一隅，挤进了“六大古都”的行列，理由是经济繁荣，且至今仍是大城市。尽管争议不断，但杭州还是勉强获得了认可。

真正引发轩然大波的，是1988年安阳的入选。这座因甲骨文而闻名于世的城市，成为了“七大古都”之一。支持者认为，安阳是商朝都城殷的所在地，历史悠久。但反对者则认为，安阳并不符合大古都的标准，比如城市建设不够宏伟，发展也不够突出。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安阳与殷、邺城是否一脉相承。最终，安阳还是凭借其深厚的历史底蕴，赢得了“古都”的头衔。

然而，接下来的郑州和大同的入选，则彻底引爆了舆论。郑州，因为其商代早期都城和周朝诸侯国的历史，成为了“第八座大古都”。但质疑声浪从未停止。郑州作为都城的时间和名称存在争议，诸侯国定都时间是否应算入大古都的建都时间也存在疑问。更重要的是，郑州作为都城时，影响力有限，此后两千多年都未曾再做过首都。

大同的入选，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地处边陲，作为北魏首都的时间仅有短短的96年，还是辽金的陪都。尽管拥有云冈石窟等文化遗产，但按照通用的标准，大同显然不够格。

如果说大同的入选勉强还能用文化遗产来解释，那么成都的入选，则完全是一场“硬凑”的闹剧。为了满足“建都时长”的要求，竟然将先秦古蜀国的历史也算了进去。且不说古蜀国都城所在地和影响力存在争议，单是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做法，就让人感到荒谬。成都，这座西南地区的重镇，固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将其列为“十大古都”，未免有拔苗助长之嫌。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古都泛滥”的现象呢？一方面，古都的评选标准并不统一，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都希望通过“古都”的名号来提升知名度，带动旅游业发展。说白了，就是利益驱动。

需要明确的是，“大古都”的认定，仅仅是中国古都学会的学术行为，并不具备法律效力。政府真正认定的，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而在这个名单中，成都、大同榜上有名，安阳、郑州反而落后。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古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单纯的历史长度，还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是对文化的传承，还是对经济的拉动？如果只是为了追求数量，而降低标准，那么“古都”这个称号，最终只会变得廉价。

我始终认为，古都的评选，应该更加严谨，更加客观，更加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化的厚重感。不能为了迎合地方利益，而随意降低标准，更不能为了追求数量，而滥竽充数。否则，最终只会伤害“古都”这个称号的公信力，让人们对历史文化产生质疑。

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座真正的古都，保护好它们的文化遗产，传承好它们的历史精神。让“古都”这个称号，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不是一场闹剧。

大同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和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都更是拥有数量庞大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宝贵财富。它们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着文化的记忆。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保护和传承上，而不是争论它们是否配得上“古都”的称号。

在我看来，与其争论“十大古都”的名单，不如反思一下，我们对历史的尊重和对文化的传承是否足够。与其追求数量的增加，不如追求质量的提升。只有真正理解了古都的意义，才能更好地保护它们，传承它们，让它们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别让“古都”的称号，变成一场空洞的商业炒作，而是让它真正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