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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北洋军阀冯玉祥和东北少帅张学良是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他们一位以“倒戈将军”闻名，权谋果敢，冷酷无情；

另一位则在复杂的政局中进退维谷，凭借理想主义和道义在历史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但令人意外的是，晚年的张学良在回忆起冯玉祥时，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称他“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我从来不做这种事”。

如此犀利言辞，既让人感到意外，也让人不禁追问：冯玉祥究竟做了什么，会让张学良对他如此不屑？

军阀斗争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奉系的领军人物，以“东北王”之名威震一方，而冯玉祥便是他的劲敌。

这位直系军阀出身的将领，素以机敏和狠辣著称。

其实，二人之前的关系并不错，是在争夺北洋政府控制权的过程中，才站在了对立面。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围绕对北京的控制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彼时，张作霖的奉军在山海关一线苦战，冯玉祥则与吴佩孚联手，共同试图阻止奉军入京。

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直接将盟友吴佩孚的后路切断。

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战局，吴佩孚的势力瞬间土崩瓦解，张作霖借此良机，一路挥军直取北京。

虽然张作霖在这场争夺中暂时得利，但冯玉祥的阴影却从未真正退去。

此后的数年间，张作霖与冯玉祥明争暗斗，谁也不愿意让步。

表面上看，张作霖依靠多年的经营，占据了北京的统治地位，可冯玉祥也从未放弃削弱奉系的野心。

他不仅在军事行动上步步紧逼，还策划了一场针对奉系中坚人物郭松龄的离间计。

当时，郭松龄是张作霖最倚重的将领之一，手中掌控着奉军最精锐的部队，同时与张学良有着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

因此，在奉军中，郭松龄几乎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而冯玉祥深谙“瓦解敌军必先毁其骨干”的道理，悄然利用这一点对奉系进行渗透。

冯玉祥的手段极为隐秘而老练，他避开了传统的军事压迫方式，转而借助夫人外交展开攻势。

他的妻子与郭松龄的家属建立了联系，以“反对卖国”、“亲日必亡”的正义旗号打动了郭松龄的民族情怀。

郭松龄本是个对国家命运充满忧虑的将领，长期以来对张作霖的亲日立场颇有微词。

当冯玉祥递来一纸充满民族主义情怀的“密约”时，郭松龄选择了相信，可他并未料到，背后隐藏的是冯玉祥深不可测的野心。

密约签订后，郭松龄果然举兵反奉，冯玉祥的计划初步成功，但却没想到，张作霖父子的反击远比预期激烈。

在张学良的支援下，奉军展开迅猛反攻，郭松龄的叛乱迅速被镇压。

另一边，郭松龄并未得到冯玉祥任何实质性的援助。

此时的冯玉祥正忙于与苏联秘密勾结，以图借助外力在东北重新布局。

郭松龄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棋子，却为时已晚，失败后，郭松龄被曝尸三日。

张学良在这场风波中亲历了师徒之间的背叛，也亲眼目睹了冯玉祥如何以谎言摧毁忠诚。

尽管郭松龄的叛乱带给张作霖的打击不小，但真正让张学良刻骨铭心的，是冯玉祥对盟友的背信弃义与利用的冷酷。

在这个以权谋为生的军阀时代，冯玉祥的行事风格成为张学良眼中不可原谅的“狠辣”与“无情”的代名词。

“仁与不仁”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杀”与“不杀”不仅是简单的个人选择，更是评判一个军人性格与道德的标尺。

张学良，出身于赫赫有名的奉系军阀家族，性格却不同于传统军人，他更像一个在血雨腥风中保有温情与柔韧的矛盾体。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素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

冯氏的果决与狠辣，似乎就是张学良所厌恶的一切，而这种对立，也成了他们评价彼此的重要基石。

1936年，张学良做出了人生中一个关键的抉择：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这一壮举虽然赢得了历史的赞誉，却也揭示了他性格中的矛盾与优柔。

在张学良看来，蒋介石是国难之际的关键人物，他既希望以武力相逼，又不愿真正伤害蒋的性命。

于是，当杨虎城主张“留蒋则内战，杀蒋才抗日”时，张学良选择了妥协。

他不仅没有采纳“杀蒋”方案，甚至亲自送蒋回南京。

这个举动在当时引发巨大争议，许多历史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对局势的致命误判。

但张学良的选择背后，更多体现了他对“杀戮”的深深抗拒。

他相信，即使身处乱世，也应该为道义保留一丝余地。

这种信念在冯玉祥的身上，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冯玉祥的名字总是与冷酷无情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发生在1925年的“徐树铮事件”。

徐树铮是北洋军阀皖系的重要成员，以谋略和胆识闻名。

他在收复外蒙古的行动中立下赫赫战功，却因权力斗争而卷入漩涡。

在途经北京时，徐树铮被冯玉祥手下劫持，不久即遭枪杀。

这一事件震惊全国，人们无不猜测这背后是冯玉祥的授意。

虽未有确凿证据，但其操控局势、决不留情的手段显而易见。

这起暗杀事件，是军阀混战中无数权谋争斗的缩影，却也直接加深了张学良对冯玉祥的鄙夷。

在张学良眼中，徐树铮虽有争议，但功不可没，而冯玉祥的冷酷杀戮则令人不齿。

张学良对比自己的“不杀”，更坚定了对冯玉祥行事风格的厌恶。

他曾坦言：“不论是对敌人还是对盟友，冯玉祥的手段总是充满背叛与血腥，我从来做不出这样的事。”

对于张学良来说，他的“不杀”更多源于性格的柔软，以及对人性中善意的信仰。

他从父亲张作霖身上继承了绿林豪杰的义气，却又因个人经历而注入了宽容与犹豫。

他对蒋介石的“送行”也许是错失良机，但在他看来，这是留给历史与道义的最后一份交代。

而冯玉祥则截然不同，他的“杀”是一种手段，为了目标不惜代价。

他既敢于发动北京政变，也能毫不留情地对盟友下手。

在那个黑白不明的时代，冯玉祥的狠辣或许是他的生存法则，但在张学良看来，这种行为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冷酷无情。

这种对“杀”与“不杀”的分歧，贯穿了两人对历史与现实的不同态度。

晚年记忆

随着时间的流逝，张学良迎来了人生的晚年。

在异国他乡，伴随着漫长的软禁生活，他常常回忆起那些战火中的往事和身边的人物。

每当谈起某些故人时，他也不免情绪外露，尤其是对冯玉祥的评价，他的言辞格外犀利，甚至有些咄咄逼人。

1990年，张学良在一次采访中毫不留情地说道：“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我从来不做这种事”。

晚年的张学良已不再年轻时那般意气风发，也不再热衷于回忆那些复杂的政治斗争。

可每当谈到冯玉祥，他的语气却总是充满厌恶。这种情绪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他对这位昔日军阀的全面否定。

从郭松龄叛变的背后策划，到冯玉祥屡屡背信弃义的行为，再到那种冷酷无情的权谋手段，张学良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反感。

历史上冯玉祥的“倒戈”行为成了张学良评价他的核心。

张学良并不否认有时倒戈可以改变局势，但冯玉祥的做法完全超出了道义的范畴。

他用一次次背叛来换取一时的利益，却从未为身边人留下真正的信任。

尤其是在郭松龄叛变事件中，冯玉祥的伪善与背信让张学良彻底对其失去了最后一丝好感。

晚年的张学良，虽然生活变得平静，但对冯玉祥的评价却没有任何缓和。

在张学良的叙述中，冯玉祥是一个没有底线的权谋家，而这样的性格最终也害了他自己。

1948年，冯玉祥在返国途中因船火遇难，虽然具体原因至今存疑，但张学良却直言不讳地说，这或许是冯玉祥命运的终点。

他甚至感慨道：“他那样的人，身边的人早已信不过他，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吧。”

晚年的张学良，也许在很多人眼中只是一个被软禁的老人，但他的回忆却丰富而深刻。

他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那个动荡年代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也用自己的评价，为冯玉祥这样的人物定下了历史的注脚。

结语

民国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时代，每个身处其中的角色都被逼迫着在复杂的权谋和理想之间做出抉择。

张学良与冯玉祥，一个因坚持原则而留下遗憾，一个因投机算计而争议不断。

两人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在历史中留下了鲜明的对比。

张学良晚年对冯玉祥的评价，既是他对个人恩怨的宣泄，也是一种对乱世军阀行为的批判。

他无法容忍冯玉祥的背叛与冷酷，但更不能接受的是那种以权谋为先而无视道义的行事方式。

在张学良看来，军人可以失败，但不可丧失底线；而冯玉祥的每一次背信弃义，都让他离历史真正的尊重更远一步。

但时间终究会将是非功过交由后人评说，而张学良与冯玉祥的故事，也会成为一面镜子，映射出那个风云激荡的民国，和它不可挽回的悲剧宿命。

信息来源：光明网 2012年12月1日 关于《张学良口中的历史》的报道

中国新闻网 2013年10月25日 关于《吴佩孚靠装疯卖傻“制服”冯玉祥》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