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优秀乃人类的天性。正是因为不屈服于大自然的神威，古人提出了“人定胜天”的理论。以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为荣，成为复刻在血液和基因里的使命。珠穆朗玛峰是登山者最高级别的挑战对象，然而，不知有多少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凶险未卜的途中。

被队友亲切称之为“绿靴子”的登山者，便是死难人之一。只是令人感到无比困惑的是，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尸体依然蜷缩在原来的位置一动不动，见不到任何人欲将他搬离安葬，这其中有何隐情呢？

珠穆朗玛峰历来是人们心目当中的圣山，引得热衷征服和攀登的人士竞相折腰。它享有世界海拔最高山峰的美誉，终年在喜马拉雅山脉上熠熠生辉，巍峨挺立在中国和尼泊尔的交界处。

它的取名烘托出地对天一番景仰——大地之母，迄今为止测量出的新高度位于8848.86米。

攀登者无异于站立在刀尖上跳舞，其自然环境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恶劣百倍千倍。

在每一寸艰难前行的道路上，海拔高度的增长和气候温度的降落成正比。逼近零下50摄氏度的低温，是倾慕踏访者不得不面临的最为严酷的考验。

其过程中体能的消耗如此巨大，几乎超出了正常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但凡能做到登顶一览众山小的攀登者，无疑幸运地熬过一道又一道难关。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珠穆朗玛峰无出其右的高度，早在1865年被发现。19世纪正是科学孕育而生并逐渐散发光芒的年代，对世界更大领域的探索成为一股全新潮流。自珠穆朗玛峰在地图上占有绝对的一席之地后，就强烈吸引着攀登爱好者的目光。

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历史可追溯到1921年，第一支来自英国的登山队攀登上了7000米的海拔高度。1924年，随着挑战难度的升级，攀登海拔的最高纪录是8320米，然而，最后一小截百米的爬坡，却成了镜中花、水中月，难倒了所有的登山队员。当时间推移至1953年，

8320米的攀登纪录被新西兰登山家和尼泊尔向导初次打破。

但我们看到光鲜成绩的背后，却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神无数次曾与他们擦肩而过，又最终选择和他们并肩同行。珠穆朗玛峰上有三位遇难者的遭际令人唏嘘不已。

正是他们揭开了大自然最无情狰狞的面纱。在探险路上前仆后继的300攀登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个叫“绿靴子”的印度人便是其中的一位。

最值得纪念的名单中还留有“睡美人”和“休息者”的位置，他们或止步于8500米，或止步于8600米，为后续不畏艰难的攀登者指明了最后的方向。

当时泽旺·帕尔乔穿着一双绿色的靴子，它的尸体紧紧冰冻在积雪里，由于他的头部和脸面埋进了洞穴，人们只能靠轮廓对身份进行识别和揣度，很明显，所剩下的橘色上衣和绿色靴子，成为后人凭吊瞻仰的唯一依据。

可为何无人将他的尸体搬运下山并送回安葬呢？是出于其他攀登者的自私和冷漠，踩着他的干尸一步步登上骄傲的顶峰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在攀登的准备过程中，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轻装上阵的。多背负一个人的体量将导致前行更为困难沉重。

其次，冰雪以各种形式存在于整座珠穆朗玛峰，如锋利的冰川，滑溜的冰坡，还有威胁人身安全的冰陡崖，在你肉眼看得到或看不到的地方，冰面出现裂隙可谓是防不胜防，以及雪崩在席卷而来前夕的片刻宁静，这些皆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除此之外，低含氧量使人每走一步都令人窒息。厚重的空气集聚和低保温效果形成鲜明的对比。只要攀登到了4000米海拔，攀登者即便身上没有任何的包袱和负重，身体也同样被缺氧的环境所逼迫，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类似于载着差不多20公斤左右的物品随行。而一旦攀登到了5000米以上的海拔，则类似于载着差不多40公斤左右的物品前行。

遭遇大风乃是攀登路上的家常便饭，从七八级到十二级不等。风鼓噪着雪花肆虐乱飞，掀动着雪崩、冰面吞噬生命。

与大风大雪的对抗随时会发生，落实搬运尸体不过是天方夜谭之说。死神面无表情地收割着一个又一个攀登者的性命，那些和绿靴子一样的死难者们，在求生不得之时，一定留有对世界最后一丝眷恋。

他们尸体埋首的地方，是方位，是标尺，灵魂将永垂不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勇敢的追梦人，不为万丈深渊所“恫吓”，追踪着前辈们的足迹，化悲伤为一切动力的源泉，哪怕身体力竭也要鼓足士气，争取用坚韧脚步丈量珠穆朗玛峰最耀眼的顶峰。

而他们也不时在告诫着胆大而心不细，有勇而无智谋的攀登者，不要轻易从自信转变成自负，无谓的牺牲最不可取，切莫企图藐视大自然中优胜劣汰的规律。把攀登所需的安全事项做到极致，才能告慰前辈们的在天之灵——生命诚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