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于右任担心妻子80大寿无人关心，周总理：让屈武以女婿身份去》
世人皆知于右任是民国时期的书法大家，却鲜有人知他与周恩来之间还有这样一段动人的往事。1961年，远在台湾的于右任因担心大陆的结发妻子高仲林80大寿无人祝贺，在给老友吴季玉的信中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一封署名＂濂溪先生＂的神秘信件，一张20多人欢聚的寿宴照片，让这位71岁的老人喜极而泪。这位神秘的＂濂溪先生＂究竟是谁？他又是如何在国共对立的特殊年代，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心愿？
一、于右任与周恩来的早期交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积极响应国共合作抗日的号召。这一年冬天，周恩来派遣女婿屈武前往武汉，与于右任建立了初步联系。当时的于右任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主管抗日宣传工作。
在一次秘密会晤中，周恩来向屈武详细询问了于右任的政治立场和对时局的看法。得知于右任主张坚决抗战，反对投降派，周恩来当即决定加强与其联系。他指示屈武以女婿身份留在于右任身边工作。
1938年春，日军攻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于右任在武汉期间多次接见各界抗日人士，其中就包括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在一次茶叙中，周恩来向于右任详细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的抗日斗争情况。于右任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9年初，汪精卫投敌叛国的消息传出后，周恩来立即通过屈武提醒于右任提高警惕。于右任随即在《中央日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严厉抨击汪精卫的投降行为，并建议开除其党籍。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
1941年皖南事变后，局势一度十分紧张。于右任得知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的消息后，立即向蒋介石提出抗议。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两党合作抗战，乃全民族之所望，岂可自相残杀？＂虽然未能阻止悲剧发生，但于右任的态度让周恩来深受感动。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三次拜访于右任。每次谈话都持续两三个小时，谈话内容涉及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等重大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是当时唯一以私人名义设宴款待中共代表团的国民党元老。
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向于右任介绍说：＂我们党的干部，很多都受过于先生的书法影响。＂于右任闻言，欣然提笔写下＂团结抗战＂四个大字相赠。周恩来将这幅字小心收藏，后来一直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1947年，国共关系日趋紧张之际，周恩来仍然通过各种渠道与于右任保持联系。他多次派人向于右任通报战局变化，希望能争取这位主张和平的国民党元老支持谈判。这种默契的往来一直持续到1949年初国共和谈开始。
二、于右任妻子高仲林的人生际遇
高仲林出身于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1881年出生时正值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17岁时，经由族中长辈介绍，与同为绍兴人的于右任结为夫妻。婚后不久，于右任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清廷通缉，不得不远赴日本避难。高仲林独自留在家中，既要照顾年迈的公婆，又要抚养年幼的子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于右任被推举为陕西都督。高仲林随夫前往西安，亲历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当时西安局势动荡，军阀割据，战事频繁。高仲林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在战火中组织妇女救护队，救助伤病员。
1915年，袁世凯称帝，于右任被迫流亡日本。高仲林再次独自支撑起整个家庭。她将子女送到上海求学，自己则在绍兴老家开设义学，免费教授贫困子弟读书识字。这段时期，她还资助了多位后来成为革命志士的青年。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院长。高仲林来到南京与夫团聚，但并未过多干预丈夫的政务。她将主要精力放在慈善事业上，先后创办了南京妇女职业学校和儿童福利院，为困难家庭提供帮助。
抗战爆发后，高仲林随政府辗转重庆。在战时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她带领妇女们缝制军衣、编织毛衣，支援前线将士。1941年，她还参与组建了重庆战时儿童保育会，收养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
1949年，于右任随国民党迁往台湾，但年近古稀的高仲林因身体原因留在上海。夫妻从此天各一方，再未相见。高仲林在上海继续过着简朴的生活，从不向人提及自己的身份背景。她将一部分积蓄捐给了当地的福利院，闲暇时仍坚持教邻里孩童读书写字。
1961年春节前夕，已是耄耋之年的高仲林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周恩来派人送来了于右任在台湾的近照和亲笔信，这是分别十二年后夫妻二人第一次通过间接方式联系。高仲林在给于右任的回信中写道：＂见到你安好，老身亦感欣慰。＂
同年八月，高仲林迎来了80岁大寿。周恩来得知于右任担心妻子寿辰无人陪伴的消息后，特意安排了一场温馨的寿宴。宴席上不仅有多位老友出席，还有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故交。这场寿宴的照片后来通过特殊渠道送到了台湾于右任手中，成为了夫妻二人晚年最珍贵的纪念。
三、周恩来与屈武的特殊任务
1961年初，周恩来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余，收到了一封来自香港的密信。信中转达了于右任的忧虑：他的结发妻子高仲林即将在上海迎来80岁大寿，但两岸局势使他无法亲自前往祝贺，也不知是否有人会为老人家举办寿宴。
周恩来立即召见了他的女婿屈武。屈武在抗战时期曾以特殊身份与于右任有过密切接触，深得老人信任。周恩来指示屈武以＂濂溪先生＂的化名，负责筹备这场特殊的寿宴。
为确保消息不外泄，整个筹备过程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屈武首先联系了上海市统战部，请他们协助寻访高仲林的故旧。经过细致摸排，很快就找到了十多位与高老太太有交往的老朋友，其中包括几位民国时期的老同学。
寿宴地点选在了上海市一家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老字号酒楼。考虑到高仲林一贯节俭的生活作风，酒席安排得并不铺张，但每道菜品都颇具江南特色。宴会厅内陈设古朴典雅，墙上挂着一幅于右任题写的＂福寿康宁＂横幅，这是周恩来特意从档案馆找出的老照片复制而成。
1961年8月15日，高仲林的寿宴如期举行。当天，屈武特意安排了一位摄影师全程记录。老人家身着一袭淡蓝色旗袍，端坐在主位上。身边围坐着多位白发苍苍的老友，有的是几十年未见的同窗，有的是昔日在南京、重庆共事的故交。
席间，一位老友起身朗诵了一首贺寿诗，诗中暗含对于右任的思念之情。另一位老人则献上了一幅绍兴旧居的水墨画，画中小桥流水，与高仲林少女时代的记忆相映。这些细节都被摄影师一一拍摄下来。
寿宴结束后，屈武立即将底片送往北京冲洗。周恩来亲自挑选了最能表现寿宴温馨氛围的照片，并在照片背面写下＂高老太太八十寿诞欢聚＂几个字。随后，这些照片通过香港的联络人辗转送到了台湾于右任手中。
与照片一同送达的，还有一封署名＂濂溪先生＂的信。信中详细描述了寿宴的情况，并转达了高仲林对丈夫的思念之情。这封信让远在台湾的于右任得知妻子在上海一切安好，老人家不仅收到了众多祝福，还与昔日故友欢聚一堂。
这场看似普通的寿宴，实则凝聚了周恩来的深意。他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两岸隔绝的年代为一对老夫妻搭建起一座情感的桥梁。屈武作为具体执行者，不仅完美完成了任务，还通过细致入微的安排，让整个过程都充满了人情味。
四、于右任收到照片后的反应
1961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于右任在台北寓所收到了一个来自香港的密封包裹。打开后，里面是一叠照片和一封署名＂濂溪先生＂的信件。照片中，他阔别十二年的结发妻子高仲林正在上海举行八十大寿的宴席。
于右任对着照片端详良久。相片中的高仲林虽已年逾八旬，但精神矍铄。她身边簇拥着二十多位老友，不少都是他们夫妇共同的旧识。照片背后工整地写着＂高老太太八十寿诞欢聚＂几个字，笔迹遒劲有力。
第二天一早，于右任便提笔给老友吴季玉写信。信中详细描述了收到照片的经过：＂昨得沪上照片，见仲林与诸故旧欢聚，甚慰。濂溪先生费心安排，令人感佩。＂这封信后来被吴季玉珍藏，成为见证这段佳话的重要史料。
在此之后的一周内，于右任连续写了数封信给香港的联络人，请其转达谢意。其中一封信专门写给＂濂溪先生＂，感谢他为高仲林操办寿宴。另有一封信则托人转交给上海的老友们，感谢他们前往贺寿。
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还特意在收到照片的当天，挥毫写下了＂福寿双全＂四个大字。这幅字后来经由同样的渠道，辗转送回上海交给了高仲林。字的右下角，他特意注明了＂壬寅年八月＂，正是高仲林八十大寿的时间。
同年十月，于右任在给台北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早闻濂溪其人，今得见其事，方知胸襟之广。＂这句话虽然语焉不详，但熟悉内情的人都明白他指的是谁。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已猜出＂濂溪先生＂的真实身份。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于右任还特意写了一幅＂仁者寿＂的书法作品。这幅字经过精心装裱后，同样通过香港转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收到后，将其挂在了办公室的墙上，与1945年重庆会谈时于右任赠送的＂团结抗战＂遥相呼应。
此后数月，于右任经常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提起这件事。他说照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安排，从宴席的布置到参加人员的选择，无不体现了主办者的用心。特别是选在他们当年在绍兴常去的江南园林式酒楼，更是让他倍感亲切。
1962年春节前夕，于右任又收到了一批照片。这次是高仲林与几位老友在上海豫园赏梅的情景。照片中的老人们谈笑风生，举止安详。这些照片再次让于右任确信，远在上海的发妻过得很好，有党和政府的关怀，也有故友的陪伴。
随后的日子里，类似的照片和消息时常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台北。每一次，于右任都会写信表示感谢。这种特殊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964年于右任去世，成为他晚年生活中最温暖的慰藉。
五、周恩来关怀于右任家属的历史意义
这一段历史虽然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众多事件中的小插曲，但它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展现出独特的价值。1961年，正值国家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周恩来依然抽出时间和精力，安排专人为居住在上海的高仲林操办80岁寿宴。
这场寿宴的筹备工作体现了周密的组织性。从选择具有江南特色的老字号酒楼，到邀请高仲林的老友参加，再到安排专业摄影师全程记录，每个环节都经过深思熟虑。特别是通过香港渠道将照片和信件转交给于右任，更显示出当时统战工作的细致。
统战部门的档案记载，1961年至1964年间，周恩来多次过问高仲林在上海的生活情况。每逢重要节日，都会安排人送去慰问品。1962年春节前，得知高仲林喜欢看戏，特意安排人陪同她观看了越剧《红楼梦》的演出。这些看似平常的关怀，实则传达着新中国对历史人物家属的尊重。
在处理于右任家属问题上，周恩来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他并未因于右任随国民党赴台而对其家人采取歧视态度，反而给予特殊关照。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为难得，也为后来的统战工作树立了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历史还涉及到两岸之间的非正式沟通。通过照片和信件的往来，在某种程度上维系着两岸民间的情感联系。特别是＂濂溪先生＂这一化名的运用，既照顾了各方的政治立场，又达到了传递信息的目的。
从1961年到1964年的这段时期，周恩来始终保持着对这件事的关注。即使在处理重大国事的百忙之中，仍不忘过问相关进展。他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对待历史人物及其家属，要充分考虑历史背景和人情事理。
这种人文关怀也影响到了基层工作。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记录显示，当地统战部门在接待高仲林时，始终秉持着周恩来提出的＂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原则。无论是安排住所还是医疗保障，都给予了妥善照顾。
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注意方式方法。例如，在转交于右任的照片时，都是选择一些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避免涉及敏感内容。信件往来也都通过可靠的香港渠道进行，确保信息传递的安全性。
这种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使得整个事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平稳进行。高仲林在上海度过了安详的晚年，于右任在台湾也能经常收到家人的消息。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周恩来的战略眼光和人文关怀密不可分。
这段历史的意义还体现在对后来两岸民间交往的影响上。它证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只要存在善意，两岸之间总能找到沟通的途径。这种＂求同存异＂的处事方式，为日后两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