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MIT Technology Review）纵观美国历史，从来还没有哪位科技领袖能像马斯克这样在新一届总统政府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上个月，马斯克以“首席效率官”新身份加入美国新一届政府，主导成立了名为“美国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ciency，简称 DOGE）”的机构。据白宫发言人向《纽约时报》发表的一份声明，DOGE 的行动目标是“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提高政府效率和生产力，全面消除财政资金使用中的浪费、欺诈和滥用现象”。
DOGE：把对 Twitter 的改革模式移植到白宫DOGE 的由来，最初源于马斯克在去年 8 月提出的所谓“政府效率委员会”，并表示希望自己可以领导这个部门，以治理美国政府机构中的浪费等行为。马斯克声称“成立‘政府效率委员会’可以帮助将联邦预算至少削减 2 万亿美元。”特朗普听取了他的建议，并宣布了成立“政府效率委员会”的计划，由马斯克领导该委员会。当然，前提是特朗普能够再次当选。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个部门将“为拆解政府官僚机构铺平道路，削减多余的监管法规和浪费的开支，并重组联邦机构”。马斯克随后附和道：“这不是对民主的威胁，而是对官僚主义的威胁。人们根本不知道这将带来多么大的实质性影响。”字里行间都挑明了马斯克试图颠覆传统官僚体系的决心。
（来源：白宫）
当地时间 1 月 20 日，特朗普如期宣誓就职，并在当天签署行政命令组建名为“政府效率部（DOGE）”的顾问委员会，计划对美国联邦政府开展大幅改革。隔日，DOGE 开始正式运作。需要注意的是，DOGE 是一个临时部门，不属于正式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只能在政府外部提供意见与指导，并与白宫以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合作，计划在 2026 年 7 月 4 日前解散。“打破常规、快速行动”向来都是马斯克一贯的标志性领导作风。而现在这一切与 3 年前收购 Twitter 之后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非常相似。彼时，马斯克接手 Twitter 后更名为 X 平台，同时裁减了大量他认为不必要的项目和员工；如今，DOGE 在他的领导下把“大刀”挥向了联邦政府机构：大幅度削减雇员，以及为政府数据构建 AI 模型、接入各种支付系统等等。
AI 带来的是效率革命还是算法暴政？事实上，用 AI 提升政府办公效率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利用 AI 进行账目审查，创建专门服务于政府的 AI 聊天机器人等早已成为当下的重要趋势。此前，拜登政府曾公开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开发超 2,000 项 AI 应用，旨在优化机构运作的同时缩减人员规模。尽管像 Gemini 和 ChatGPT 等产品早已在企业界广泛使用（比如撰写邮件和生成图像等），但拜登政府通常建议政府工作人员在采用新兴技术时保持谨慎态度。相较之下，特朗普的态度则截然不同，要求消除任何阻碍美国实现“全球人工智能主导地位”的障碍，并将开发为联邦政府提供全面预算建议的 AI 聊天机器人列为“AI 优先战略”的一部分。在这方面，马斯克领导的 DOGE 更是走在世界前沿，运用 AI 深入分析政府系统的敏感数据，以识别可以精简的部分并审查开支情况。与传统的审计方法不同，DOGE 的 AI“直连”财政部的核心数据库，利用算法自动监测异常数据点。显然，这一过程可能导致部分工作从人类转向自动化完成，进而减少人力资源的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减少联邦工作人员数量可能是迈向自动化工作环境的第一步，正如一位政府官员所透露的那样，“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用机器替代人力’。”除此之外，DOGE 还通过微软 Azure 云服务访问教育部门的财务数据，并计划将这种利用 AI 分析项目和员工开支的方法推广到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中，更好地识别政府开支中的潜在的浪费或欺诈。据了解，DOGE 现阶段正在开发一款名为“GSAi”的 AI 聊天机器人，这是一个专门为美国总务管理局（GSA）定制的解决方案，通过梳理合同和采购数据来获得关于政府资金流向。但目前尚不清楚马斯克是否会在（或已在）联邦机构中部署了自己 xAI 公司开发的 Grok 模型。
医疗欺诈成 AI 发挥作用的主战场美国政府问责局关于联邦不当支付的报告揭示了 DOGE 希望通过 AI 达成的目标。据报告显示：六个联邦项目占据了政府不当支付总额的 85%，每年约为 2,000 亿美元，其中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居首位。尽管这只是总支出的一小部分，却构成联邦赤字近 14% 的缺口。而经司法认定的蓄意欺诈金额更为惊人，每年在 2,330 亿至 5,210 亿美元之间。这些报告正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并且经常被马斯克本人“放大”，而马斯克在引用这些报告时往往会混淆“浪费”、“欺诈”、“滥用”等术语。但对于政府问责局来说，“浪费、欺诈和滥用”这些词有各自明确的含义，三个看似关联的术语在联邦预算领域实则指向不同维度的问题，要么是单纯的行政失误，要么是那些虽经合法审批却遭当权者反感的财政支出，两者的性质与处理方式存在本质差异。在新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激进改革举措中，比如终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所有工作，亦或是大幅削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研资金……从这些行动来看，DOGE 可能倾向于第二种情况。很大程度上，DOGE 的行动依赖于政府问责局发布的“证据”。有报道指出，DOGE 团队已悄然进驻医疗补助甚至医疗保险办公室工作，这些地方的预算削减几十年来一直是政治难题。美国政府问责局法务审计与调查服务主任 Seto Baghdoyan 在接受《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采访时表示：“我们成为了焦点。这些报告虽然不能直接预示马斯克的计划，但它们提供了一个蓝图或至少是指示，显示出他新成立且基本不受监管的 DOGE 打算在哪里进行削减。”那么，欺诈发生在哪些领域，AI 又能否如 DOGE 所预期的那样解决这些问题呢？“从涉案金额来看，医疗欺诈的重灾区在制药企业。”专注于探索算法技术在防范财政欺诈中的应用的波士顿大学的经济学家 Jetson Leder-Luis 表示。在医疗行业中，企业欺诈行为通常有几种典型操作，首先是“超适应症推广”，即制药公司推销未经批准的药物用途，当这类费用由联邦医保或医疗补助承担时即构成欺诈；其次是“虚高收费”的把戏，医疗机构会把普通检查包装成高端项目收费，比如将基础体检按全面诊断标准计费；再者是“过度医疗”陷阱，让不符合条件的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治疗项目。除此之外，还包括“偷工减料”，即收取高额费用却提供劣质服务。目前，政府所采用的“先付款后追查”反欺诈机制存在明显漏洞，问题款项流出后才启动追查程序。正如 Jetson Leder-Luis 所倡导的那样，更有效的策略是通过数据建模实现事前拦截，将欺诈行为扼杀在萌芽阶段。而这正是 AI 大显身手的领域，通过构建预测模型，系统能自动识别存在异常特征的医疗机构。“重点监测两类机构，收益显著高于行业均值的‘暴利者’，以及频繁使用冷门诊疗编码的‘特殊操作者’。”他解释道。上述只是模型可能发现的众多异常情况中的两个例子。在 2024 年一项研究中，Jetson Leder-Luis 和团队开发的机器学习模型识别可疑医院的精准度比随机抽查提升 8 倍。尽管美国政府已部署部分算法工具，但 Jetson Leder-Luis 指出现有系统存在严重缺陷，不仅使用率低下，连明显欺诈案例也频频漏网。在他看来，要实现预防性监管，仅靠技术升级远远不够。在技术层面，首当其冲的挑战在于，在不同的政府机构中构建、测试并安全部署 AI 模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医疗数据的敏感性使得这一任务难上加难。与此同时，现行司法体系下，医疗欺诈与其他犯罪同样遵循“事后追责”逻辑，这就要求调查人员完成思维转型。“我的建议需要执法者更多具备数据科学家思维，而非单纯依靠警察办案经验。”Jetson Leder-Luis 指出。
马斯克的“AI 治理”或将引发一场“宪法危机”DOGE 的第一个改革靶点是负责全球人道主义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当地时间 2 月 2 日，马斯克对其进行“关停”。据相关官员透露，美国国际开发署全球有超过 10,000 名员工，绝大部分都被安排休假（除了近 600 名员工外），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工作也已经全部暂停。此前曾有共和党参议员将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项目和计划视为“浪费且危险”的开支，如今随着 DOGE 的介入，该部门直接被关停。支持者为之欢呼，认为这是马斯克领导的 DOGE 做出的一个典范，展示了如何运用强硬手段快速缩减联邦机构。据了解，截至目前 DOGE 已经裁减了逾 9,500 名联邦政府雇员，同时约有 7.5 万名雇员选择接受政府提供的自愿离职补偿。其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与国立卫生研究院约有近一半试用期员工被解雇；美国森林服务局裁减了约 3,400 名新聘员工；国家公园管理局裁减了约 1,000 名员工，等等。以联邦政府 230 万总雇员规模计算，此次裁减预计将影响约 3% 的公职人员。对此，有预算专家认为许多裁员决策看似是基于意识形态，而非真正削减开支，并质疑是否会对政府运作与公共服务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DOGE 行动也引来大量反对和诉讼。实际上，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之后不久便出现了针对 DOGE 的第一宗诉讼案件，称该组织非法地让私人个体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中。而自那时起，围绕 DOGE 的争议持续发酵，引发了多起法律纠纷。据法律分析人士指出，DOGE 的职能范围可能会受到数十起诉讼案件的影响，这些诉讼质疑了该机构的权限，并可能最终需要最高法院来裁定其中某些案件的结果。美国不少媒体担忧，在 DOGE 开始行动之后美国政坛陷入混乱，甚至还可能会引发一场“宪法危机”。更有民主党议员发表公开信，称其“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并呼吁对马斯克和 DOGE 进行调查。科技和民主组织 Tech Policy Press 则尖锐地指出，马斯克的这种 AI 治理方案存在认知谬误，将官僚机构简化为生产工具（服务、信息、治理），却无视民主制度赖以运转的决策机制（辩论、审议与社会共识）。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首席技术官的 Jennifer Pahlka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揭示矛盾现状：政府的低效程序确实阻碍技术创新，但全盘否定行政流程无异于矫枉过正。“既要打造精干高效的行政体系，也要避免重蹈拜登时期过度谨慎的覆辙。”她表示，“马斯克的鲁莽与民主党的保守是两个极端选择。”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除非 DOGE 能明确说明其监管重点和具体措施，否则人们对其意图的理解将非常有限。马斯克推动的改革究竟是在识别减少欺诈的循证机会，还是借打击“意识形态支出”之名行缩减政府职能之实，目前尚不清楚 DOGE 是否做出了区分。无论如何，随着 DOGE 行动的陆续开展，马斯克带来的不仅是一套代码和服务器，更像是一场试图用 AI 解构官僚体系的实验，直指联邦财政的核心矛盾：每年高达 2 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中有多少是真正必要的支出，有多少是“合法却低效”的浪费。更深层次来看，当 AI 开始决定“哪位患者该获得透析机”或“哪片海岸值得拯救”的问题时，人类面临的不仅是算法挑战，更是文明价值的终极拷问。这场由 AI 驱动的政府变革究竟会将美国引向何方，答案充满不确定性。资料来源：1.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5/02/11/1111463/can-ai-help-doge-slash-government-budgets-its-complex/2.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5/02/07/1111331/these-documents-are-influencing-the-doge-spheres-agenda/3.https://news.mydrivers.com/1/1030/1030594.htm4.https://www.wired.com/story/doge-chatbot-ai-first-agen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