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渣滓洞刽子手张界被抓，举报者：他老婆和老婆的姘夫

1957年的一个夏夜，江浦区公安局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称，一名在当地经营烟草生意的商贩，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要员，手上沾满了共产党员的鲜血。这封信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经过缜密调查，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公安人员对这名烟贩展开了抓捕行动。然而，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这封足以致命的检举信，竟是出自此人最亲密的人之手。而在这封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这位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又是如何在解放后苟活了整整八年之久？

一、渣滓洞中的刽子手

1912年，张界出生在江苏省江浦县一个普通农家。他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机敏，在当地私塾读书时常常得到先生的赞许。1930年，年仅18岁的张界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特务班。在校期间，他以优异的成绩引起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注意。

1935年毕业后，张界被分配到重庆军统特务处任职。起初，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文书人员，负责整理各类情报档案。在整理文件的过程中，张界逐渐掌握了大量的情报网络信息。他开始利用这些信息，主动向上级提供各类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线索。

1941年，因为在破获多起地下党案件中立功，张界被提拔为重庆特务处股长。此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渣滓洞集中营的专审股长，专门负责审讯重要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渣滓洞位于重庆市郊的白公馆附近，原本是一座废弃的硝厂。193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将其改建成监狱，专门关押政治犯。张界在这里开始大显身手，创造了多种残酷的审讯方式。

在渣滓洞，张界设立了一套严密的审讯制度。他将犯人分为三类：普通政治犯、重要嫌疑分子和核心共产党员。对不同类别的犯人采取不同的审讯策略。普通政治犯由普通特务负责审讯，重要嫌疑分子则由他亲自带队审问。至于那些核心共产党员，张界会在军统特派员的配合下进行专门审讯。

1943年秋天，张界在渣滓洞设立了专门的刑讯室。刑讯室分为三间，每间都配备了不同的刑具。第一间是普通审讯室，第二间专门用于酷刑审讯，第三间则是秘密处决室。为了让犯人心理崩溃，张界特意要求在三个刑讯室之间打通了通风口，让犯人能够清楚地听到其他人受刑时的惨叫声。

1944年，张界在军统上级的支持下，又在渣滓洞建立了一支专门的刑讯队。这支队伍由二十多名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务组成，他们采用轮班制度，保证每天24小时都有人值守，随时准备对犯人进行审讯。

在张界的管理下，渣滓洞很快就成为了重庆地区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监狱。据统计，仅1944年一年，就有超过两百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这里被严刑拷打。其中多人在酷刑中牺牲，更有不少人被秘密处决。

1945年春，随着抗日战争即将结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进一步加强。张界被任命为重庆特务处处长，全面负责重庆地区的特务工作。他开始在城区设立多个秘密据点，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这些被捕的人员，大多被送进了渣滓洞。

二、对《挺进报》的镇压

1948年初，重庆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当局加强了新闻管制，所有报纸媒体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才能发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重庆地下组织决定创办一份秘密刊物，以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

2月15日，《挺进报》在重庆市区秘密印刷出第一期。这份油印的地下刊物虽然只有四开大小，却给当时被白色恐怖笼罩的重庆带来了一丝希望。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挺进报》采用了一套独特的发行方式：每期印刷完成后，立即分散到各个联络点，再由地下党员通过不同渠道传递给读者。

《挺进报》的出现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3月上旬，西南地区最高长官朱绍良收到了一期《挺进报》，上面刊登了一篇揭露其贪污腐败的文章。暴怒的朱绍良立即召集军统特务头目徐远举，要求他在一个月之内捣毁《挺进报》的印刷据点。

接到任务后，徐远举立即指派张界负责这项工作。张界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侦查措施：首先，他在重庆各大纸张供应点安插特务，严密监控油印纸的流向；其次，他组织特务四处搜查油印机的踪迹；最后，他还在重庆各区域建立了情报网，收集可疑人员的活动信息。

4月中旬，张界的行动开始见效。一名特务在沙坪坝区发现了可疑的油印纸张运输活动。经过跟踪，特务发现这批纸张被送到了一个隐蔽的地下室。张界立即组织了一次突袭行动，当场抓获了三名正在进行油印工作的地下党员。

在突袭中缴获的材料中，张界发现了《挺进报》的组织网络图。根据这份名单，他连夜组织特务，对重庆各区的地下党联络点进行了地毯式搜查。这次行动中，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多名重要地下党员相继被捕。

为了打击地下党的士气，张界策划了一次公开的审讯。他将被捕的地下党员集中在白公馆，当着其他政治犯的面进行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张界亲自主持，采用了各种残酷的手段逼供。但是，面对酷刑，这些坚强的共产党员始终不肯透露《挺进报》的其他重要情报。

尽管如此，《挺进报》的印刷网络还是受到了严重打击。5月份之后，《挺进报》被迫改变了发行方式，改为分散印刷，每个区域独立运作。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被破获的风险，但也大大减少了发行量。

6月，张界又破获了《挺进报》在九龙坡区的一个秘密印刷点，抓获了负责该区印刷工作的地下党员。至此，《挺进报》在重庆市区的主要印刷网络基本被摧毁。但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坚持下，《挺进报》并没有完全停刊，而是转入了更深的地下，继续进行抗争。

三、血腥审讯实录

1948年夏季的重庆，渣滓洞监狱内人声鼎沸。随着《挺进报》案的破获，大批地下党员被押送至此。张界在军统上级的授意下，开始了一轮新的严刑拷打。

在审讯江竹筠的过程中，张界采用了一套独特的＂车轮战＂审讯方式。他将特务分成三组，每组四人，以八小时为一班轮流审讯。审讯室内始终保持高温，不允许犯人休息。特务们轮番审讯，而犯人却要在高强度的精神压力下持续应对盘问。

张界在渣滓洞设立的刑讯系统中，还专门开辟了一个情报交换室。每天下午四点，各组审讯人员都要在这里汇总当天的审讯信息。张界会根据这些信息，调整第二天的审讯方向。这种精密的审讯机制，使得被审讯者很难通过说谎来蒙混过关。

除了常规的审讯手段外，张界还在渣滓洞引入了＂互审制度＂。他将关押的地下党员分散在不同的牢房，然后安排特务假扮成难友，混入牢房打探情报。这些特务不仅要收集犯人的口供，还要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记录下所有可疑的细节。

在权力斗争中，张界与其他特务头目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军统重庆站的副站长王明轩就曾试图从张界手中夺取审讯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张界不得不在每次重要审讯后，都要向军统上层提交详细的审讯报告。

1948年9月，张界在渣滓洞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特务培训基地。他挑选了一批年轻特务，亲自教授审讯技巧。这些特务被分成不同的小组，专门负责不同类型的审讯工作。有的负责初步审讯，有的专门负责刑讯逼供，还有的负责跟踪监视犯人的家属。

对于被捕者的家属，张界采取了一系列威胁和勒索手段。他派特务跟踪监视这些家属的活动，并时常上门搜查。一旦发现家属有任何可疑行为，就以＂包庇罪＂相威胁。有些家属被迫交出大量财物，才换取探视的机会。

在渣滓洞的特务网络中，张界还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情报档案室。这里保存着每个犯人的详细资料，包括个人背景、社会关系、活动轨迹等。特务们可以随时查阅这些资料，用来对付被审讯者。

1949年初，随着形势的变化，张界加大了审讯力度。他在白公馆增设了一个秘密审讯室，专门用来审讯重要嫌疑人。这个审讯室位于地下，配备了最新的刑具。每天深夜，都会有犯人被秘密带到这里接受审讯。

为了控制犯人之间的联系，张界在牢房中安插了大量的＂内线＂。这些人表面上是普通囚犯，实际上是军统特务。他们的任务是打探其他犯人的言行，及时向张界报告任何异常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张界掌握了大量犯人的秘密信息。

在这套严密的审讯系统下，许多地下党员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有的人被打断肋骨，有的人双腿被打残，更有人在审讯中失去了生命。但是，这些坚强的革命者始终保持着钢铁般的意志，没有向敌人屈服。

四、反审讯斗争

面对军统特务的严刑拷打，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共产党员们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反审讯斗争。他们采取了多种方式与敌人周旋，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

为了应对特务的轮番审讯，被关押者们逐渐总结出一套反审讯经验。他们约定，在回答审讯问题时，只承认敌人已掌握的表面信息，绝不透露组织的机密。对于敌人的诱供，他们则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用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来搪塞过关。

在狱中，被关押者还建立了秘密的联络网。他们利用打扫卫生的机会，在厕所的墙壁上刻下暗号，传递信息。有时，他们也会通过敲击墙壁的方式，用摩斯密码进行交流。为了避免被特务发现，这些交流都在深夜进行，而且经常更换暗号。

1948年10月，被关押的地下党员在狱中组织了一次绝食抗议。这次行动由多个牢房同时展开，要求改善伙食条件和停止肉刑。虽然这次抗议最终被镇压，但它显示了共产党员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在对付特务安插的＂内线＂时，被关押者表现出极高的警惕性。他们会仔细观察新来犯人的一言一行，识别其真实身份。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就会通过暗示的方式提醒其他同志提高警惕。

有些被关押者还利用特务之间的矛盾，巧妙地周旋于不同派系之间。他们发现，军统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各个特务头目之间互相提防。利用这一点，他们在审讯中经常含糊其辞，让不同的特务得到矛盾的供词，从而制造混乱。

为了保护同志，被关押者们还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当有人被抓获时，其他人就主动承担一些次要问题的责任，分散特务的注意力。这种策略使得特务难以准确判断谁是关键人物，从而保护了重要同志。

在传递秘密情报方面，被关押者们想出了多种独特方法。他们利用送饭时间，在饭盒底部夹带纸条；利用家属探视的机会，通过暗语传递消息；有时甚至利用特务的疏忽，在审讯记录上做手脚。

1949年初，随着形势的变化，被关押者的斗争更加坚决。他们开始有计划地破坏特务的审讯部署，故意制造混乱的供词，使得特务无法准确掌握地下组织的情况。

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许多共产党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再严密的审讯系统，也无法摧毁坚定的革命意志。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他们依然保持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围墙内，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一直持续到重庆解放前夕。尽管处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但这些共产党员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他们用智慧和勇气，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悲壮的一页。

五、大屠杀与最后的结局

1949年11月27日，重庆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解放军已经逼近城郊，国民党当局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在这一天的凌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特务们接到了一份绝密命令：处决所有政治犯。

当天下午两点，张界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他将犯人分成三批，并制定了详细的处决计划。第一批是重要的地下党员，计划在当晚处决；第二批是普通政治犯，准备在第二天处决；第三批是轻罪犯，准备押送到其他地方。

为了掩人耳目，特务们对外宣称要转移囚犯。他们将囚车开到监狱门口，却在半路改变方向，驶向歌乐山下的一处偏僻山谷。在那里，特务们已经挖好了几个大坑。

当晚八点，第一批处决开始。特务们将犯人分成小组，用铁丝将他们捆绑，然后推入坑中。有的犯人高唱革命歌曲，有的大声呼喊口号。特务们用机枪扫射，随后用手榴弹轰炸，最后浇上汽油焚烧。

第二天凌晨，第二批处决继续进行。这次的规模更大，几乎动用了所有特务。处决现场的惨状令人发指：有的犯人被活埋，有的被用刺刀捅死，更多的人被机枪打成筛子。特务们甚至在坑中投入石灰，企图毁灭证据。

在处决过程中，一些犯人试图反抗。他们趁特务不备，夺取武器，与敌人展开搏斗。虽然这些反抗最终都被镇压，但他们的英勇行为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有一名女地下党员，在被推入坑前，抓住一名特务的衣领，与他同归于尽。

11月29日，当第三批囚犯正要被转移时，城内传来了解放军已经突破防线的消息。张界立即下令加快处决速度。特务们开始变得更加疯狂，甚至不再分批处决，而是将剩余的犯人集中在一起，进行大规模屠杀。

在最后的时刻，白公馆和渣滓洞内发生了多起暴动。被关押者们知道必死无疑，纷纷奋起反抗。有的人用石块砸向特务，有的人徒手与持枪的敌人搏斗。在这场混战中，确实有少数犯人趁乱逃脱，但大多数人还是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11月30日清晨，当解放军进入重庆城区时，特务们仓皇逃窜。他们在逃跑前，将监狱的档案室付之一炬，试图销毁罪证。但是，他们无法抹去这场大屠杀在历史上留下的血痕。

解放军进驻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开始了对遇难者遗体的寻找工作。在歌乐山下的多处山谷中，陆续发现了几个万人坑。从这些坑中，挖出了大量被害者的遗骸。根据统计，在这场大屠杀中，共有近三百名革命志士惨遭杀害。

在搜查特务的住所时，解放军还发现了一些未被销毁的审讯记录和名单。这些文件成为了后来追查凶手的重要证据。而那些参与屠杀的特务，大多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但仍有一些被就地缉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