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军被称为抗日铁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之首。
74军的番号，最早可追溯至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第51师及58师合编，在武汉组建了第74军，俞济时任首任军长。
“铁军”之称，绝非虚名。纵观74军的征战历程，从淞沪会战到南京保卫战，从长沙会战到常德会战，再到湘西会战（雪峰山会战），74军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几乎无役不与，且多担任关键性作战任务。
在74军的辉煌战史中，先后有六位将领担任过军长职务。他们分别是俞济时、王耀武、施中诚、张灵甫、邱维达和劳冠英。
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俞济时、王耀武和张灵甫。
第三任军长施中诚较为特殊，既非黄埔嫡系，又非浙江人，但也曾短暂担任74军军长。
至于第五任军长邱维达和第六任军长劳冠英，名气最小。尤其是劳冠英，知道他的人并不多，这也不奇怪，因为劳冠英接手74军的时候，这支部队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辉煌。
1949年1月，第74军历经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两次覆灭后，在浙江建德进行第二次重建，仍下辖第51师、第57师和第58师，之后又编入暂编第3师、第6师。
在老军长俞济时的推荐下，由劳冠英担任重建后的74军军长。
劳冠英生于1908年，广东合浦(今广西合浦)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
劳冠英
值得一提的是，劳冠英并非74军的创始班底，他是在1938年南浔路战役之前才调到74军58师，担任174旅旅长。
以他一个黄埔五期的资历，能在当时担任旅长，而且还是74军下属的一个旅长，这也可以看出，劳冠英跟俞济时的关系，非同一般。
1939年7月，俞济时调任新五军军长，74军军长一职由副军长王耀武接任。
俞济时离开74军后，为了让王耀武坐稳位置，58师师长冯圣法也被调离，师长一职由陈式正接任。
陈式正毕业于黄埔一期，水平一般，又跟王耀武素有嫌隙，很快就被王耀武排挤出了74军，其58师师长一职由副师长廖龄奇接任。
如此一来，74军除了施中诚、余程万外，属王耀武的资历最老。
施中诚是杂牌军将领出身，没有黄埔背景，不在话下。至于余程万，虽然是黄埔一期出身，但是跟王耀武处的特别好，平素里比较尊重王耀武，而王耀武也私下里称余程万为学长。
即使如此，74军内还是有一个人敢于跟王耀武叫板，此人就是58师师长廖龄奇。
廖龄奇
廖龄奇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74军首任军长俞济时的嫡系。在俞济时担任军长期间，廖龄奇在军中颇受器重，历任旅长、副师长等职，逐步晋升为58师师长。
然而，廖龄奇与继任军长王耀武关系，却颇为微妙。
廖龄奇性格刚硬、直来直去，平素里对王耀武颇有不敬，在军事会议上，常常直抒己见，与王耀武的意见相左。有时，甚至不惜当面争辩，毫不退让。
这种不睦，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劳冠英在58师当旅长的时候，倒是跟廖龄奇的关系处的不错。
究其原因，或与俞济时的离任有关。作为俞济时的旧部，在俞济时调离后，劳冠英在74军中的靠山减弱，如果再跟廖龄奇搞不好关系，还怎么在74军内部立足。
1940年，58师副师长的职位空缺，这对于劳冠英而言，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晋升机会。他自忖，担任旅长已有时日，无论从资历还是战功来看，自己都完全有资格更进一步。
于是，劳冠英鼓足勇气，向廖龄奇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够得到师长的支持。
“师座，您看副师长这个位置，能不能向上面推荐一下我？我也好为您分担些压力。”
廖龄奇对劳冠英的请求，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迟疑。他拍了拍劳冠英的肩膀，笑着说道：
“这事儿不难，58师里，论资历和能力，也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你。放心，我这就向王军长提。”
但廖龄奇的这一举荐，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王耀武接到廖龄奇的推荐后，心中非但没有赞许，反而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戒备。他敏锐地察觉到，廖龄奇此举有着更深层的考量。
王耀武
在王耀武看来，廖龄奇平日里就与自己意见相左，如今又力荐劳冠英，莫非是想借此机会，扩大自己在58师的势力范围，甚至将58师打造成一个“独立王国”？若真是如此，那对于自己掌控74军，将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王耀武决定采取行动。他并没有直接驳回廖龄奇的推荐，而是另辟蹊径，向军委会推荐了51师的旅长张灵甫，出任58师副师长。这一招，可谓“一石二鸟”。既避免了与廖龄奇的正面冲突，又达到了向58师“掺沙子”的目的，削弱了廖龄奇的潜在影响力。
张灵甫的到来，让劳冠英的晋升之路彻底中断，心中的失落与不满，可想而知。
据传，劳冠英私下里，曾不止一次地向亲信抱怨，言语中充满了对王耀武的不满：
“这王耀武，也太不讲情面了！我在74军出生入死这么多年，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外人？”
这些私下的议论，最终还是传到了王耀武的耳中。对于劳冠英的“背后嚼舌根”，王耀武极为震怒。他认为，劳冠英只是个旅长，就敢公然质疑军部的人事任命，简直是“无法无天”。
盛怒之下，王耀武不再隐忍，直接向军委会递交了一份报告，措辞严厉地要求将劳冠英调离74军。
老蒋接到报告后，并没有深究，大笔一挥，便批准了王耀武的请求。劳冠英就这样，黯然离开了74军，被调往浙江，担任了保安第一纵队司令。
劳冠英离开74军后，廖龄奇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不光得罪了王耀武，还得罪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薛岳起初很看好廖龄奇，有意拉拢，当得知廖龄奇的原配夫人去世，便委托参谋长吴逸志做媒，想将自己的妻妹嫁给他。
面对薛岳的“好意”，廖龄奇一口拒绝，甚至还来了句：我从不搞裙带关系。
这句话说出来，相当于狠狠地打了薛岳一记耳光。薛岳得知后，非常生气，自此对廖龄奇另眼相看，产生厌恶。
1941年8月，日军发动对长沙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在会战爆发前，廖龄奇因处理个人事务，向军部请假，前往吉安办理结婚事宜，随后返回祁阳老家探亲。
廖龄奇离队期间，58师的指挥职责，由副师长张灵甫暂时代理。接到上级作战命令后，张灵甫率领58师，随同74军的其他两个师，奉命驰援长沙。
获悉战事启动后，廖龄奇立即中断休假，自祁阳启程返回部队。途中，他与58师的部队会合，之后按照上级指令，部队退守醴陵一线，等待进一步的作战部署。
此时，长沙战局已发生显著变化。按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战前部署，原驻守新墙河前沿的部队，已先行向长沙东南方向转移。这一部署，导致日军得以快速推进，并最终占领长沙。
长沙失守的消息传到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下达严令，要求前线部队务必在规定期限内收复失守的长沙，并指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抽调部队增援，协同第九战区实施反攻。经过两个战区数十万兵力的合力反击，日军被迫放弃长沙，开始向北撤退。
在追击撤退日军的过程中，由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电报通讯被日军破译，中国军队的作战部署和行动计划被日军掌握。日军抓住战机，突然发起反击，给正在追击的第10军、74军等部队造成较大损失。74军下辖的三个师，均有不同程度伤亡，其中以58师的损失最为严重。
长沙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了军事检讨会议，旨在总结会战的经验教训，并追究相关责任。在会议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对58师师长廖龄奇在会战期间请假一事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廖龄奇的行为属于“临阵脱逃”。
在会议过程中，作为廖龄奇的直接上级，74军军长王耀武始终未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对薛岳的指控未做任何辩解或说明。
最终，蒋介石在听取了薛岳等人的汇报后，认定廖龄奇“临阵脱逃”的罪名成立，下令将其处决。
事后，蒋介石对此案产生疑问，并安排人员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廖龄奇请假一事属实，但他在获悉战事爆发后，已立即结束休假返回部队，并非擅自脱离职守。调查推翻了先前“临阵脱逃”的结论。
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抗日阵亡将官”的抚恤标准，对廖龄奇进行了抚恤，并向其家属颁发了“荣哀状”。
分析廖龄奇被处决一事，可以发现其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因素。廖龄奇与薛岳、王耀武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是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临阵脱逃”的指控，更像是一种借口。
廖龄奇死后，张灵甫接任58师师长。至此，王耀武完成了对74军主要军事指挥权的掌控。
而此前离开74军的劳冠英，其个人发展也并不顺利。离开74军后，劳冠英的职务晋升长期停滞。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通过与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的关系，才得以出任长春铁路警察局局长。
东北解放后，劳冠英逃回南京，担任闲职，而74军此时也在河南永城陈官庄地区被解放军再次歼灭，军长邱维达被俘。
不久，74军再次被重建。作为74军首任军长的俞济时，考虑到劳冠英曾在74军长期任职，对部队情况较为熟悉，认为他是领导重建后74军的合适人选。
一天，俞济时将劳冠英召到自己的办公室。
俞济时开门见山地说：
“冠英啊，你也知道，现在74军的情况很不乐观。但是，这支部队毕竟是我们一手带出来的，不能就这么散了。”
“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你最合适。你在74军待过，对部队有感情，也有经验。这个担子，恐怕只有你能挑起来了。”
对于俞济时的信任和举荐，劳冠英自然是感激不已。他离开74军已有多时，仕途一直停滞不前。能够再次回到这支曾经战斗过的部队，并担任军长，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劳冠英当即表态：
“老长官，您放心！只要您信任我，我一定尽力把74军带好，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俞济时
劳冠英虽然接过了担子，但此时的74军，与昔日相比，已是天壤之别。经历过多次重创和重建，这支部队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战斗力大打折扣，甚至连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都算不上。
重建后的74军，先是隶属于第九编练司令部，后又划归福州绥靖公署第六兵团。从隶属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出74军在国民党军队体系中的地位已明显边缘化。
1949年5月，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被迫从大陆全面撤退。74军也跟随败退的浪潮，撤到了福建地区。
在撤退途中，由于大量国民党军队被打散，许多士兵流离失所。劳冠英抓住这个机会，积极收拢溃散的官兵。通过一番努力，他将74军的兵力扩充到了大约1.3万人，其中，收编的散兵就超过了6000人。
兵员数量虽然增加了，但部队的战斗力却并未得到实质性提升。由于长期得不到补给，新收编的士兵素质良莠不齐，而且武器装备严重匮乏。在这1.3万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士兵甚至连枪都没有。
面对这一困境，劳冠英心急如焚。恰逢此时，老蒋为了加强对福建地区的防御，亲自飞抵福州督战。劳冠英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决定向老蒋当面汇报74军的困境，争取获得急需的武器装备。
当老蒋来到74军视察时，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为不满。他看到的不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而是一群衣衫褴褛、军容不整的士兵，毫无“抗日铁军”的影子。
老蒋脸色铁青，语气严厉地质问道：
“你的部队是怎么搞的？看看这些兵，一个个无精打采，毫无军人素养，这怎么能打仗？”
面对老蒋的斥责，劳冠英连忙上前解释：
“校长，您有所不知，74军自重建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补给。武器弹药严重不足，现在部队里，有一大半的兵都是我沿途收拢的溃兵，很多人连枪都没有啊！”
劳冠英顿了顿，继续恳求道：
“校长，74军现在急需武器弹药，急需军需支援啊！没有枪，没有炮，我们怎么跟解放军打仗啊？”
老蒋原本就对74军的现状不满，此时听了劳冠英的诉苦，更是感到失望和生气。他对74军能否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发挥作用，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老蒋毫不客气地训斥道：
“部队带成这个样子，你还有脸跟我诉苦？武器装备，不是靠伸手要来的，是靠自己打出来的，你好好反省反省吧！”
说完，老蒋拂袖而去，没有再理会劳冠英。
在老蒋离开后，74军的困境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不久，解放军对福州发起了猛烈进攻。由于实力悬殊，74军被部署在了福州外围，承担次要的防御任务，实际上就是充当“炮灰”。
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缺乏训练和装备的74军一触即溃，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很快就全线崩溃。
劳冠英率领残部，一路向南溃逃，最终退守到了平潭岛。此时的74军，不仅所有的辎重和重武器全部丢失，兵力也锐减至不足4000人。
74军在福州战役中的惨败，彻底激怒了老蒋。他对这支曾经寄予厚望的部队，彻底失去了信心，便下令撤销了74军的番号，将剩余的部队残部并入李天霞的第73军。
李天霞
至此，74军这支曾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过辉煌篇章的部队，正式宣告终结，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随着74军番号的取消，劳冠英也在74军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之后，他随同第73军撤退到了台湾。
抵达台湾不久，劳冠英非但没有得到任何职务上的安排，反而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对他的指控，主要是他在大陆期间，指挥74军作战不力，导致部队溃败，并丢失了大量武器装备。
经过军事法庭的审理，认为74军在大陆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整体战局的颓势，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整体溃败，并非劳冠英一人之过，因此判决对其“酌情发落”。
尽管逃脱了牢狱之灾，但劳冠英的军旅生涯也就此终结。他被剥夺了所有职务，成了普通的平民。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劳冠英倍感失落和无奈。为了谋求生路，他想到了自己的老长官俞济时。毕竟，俞济时曾是74军的首任军长，对劳冠英也有过提携之恩。
在一个阴沉的下午，劳冠英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俞济时的住处。
俞济时抬头看了看劳冠英，脸上没有了往日的和蔼，反而带着几分愠怒。
“都怪你不争气，74军那可是我和王耀武一手带出来的部队，当年是何等的威风！可到了你手里呢？打成什么样子了？”
面对俞济时的责备，劳冠英低下了头，不敢辩解。
俞济时越说越生气，声音也提高了许多：
“你看看你，把一支好好的部队，带得番号都被撤销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太给74军丢人了！”
俞济时挥了挥手，示意劳冠英离开。
劳冠英本想再争取一下，但看到俞济时决绝的态度，也只能默默地退了出去。
老长官的拒绝，让劳冠英彻底陷入了绝望。为了维持生计，养活一大家子人，他不得不另谋出路。
经过一番思量，劳冠英决定开一家杂货店。他用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租下了一个小小的店面。
从此，劳冠英告别了军界，成为了一名普通的杂货店老板。他每天起早贪黑，辛勤劳作，努力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在劳冠英的悉心经营下，杂货店的生意还算过得去。虽然生活清苦，但他凭借着自己的双手，养育了11个子女，使他们都得以健康成长。
1977年，劳冠英在台湾病逝，享年6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