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吴蜀联盟的破裂常被归咎于关羽的“刚而自矜”——他因轻视东吴、激化矛盾而失去荆州，最终导致蜀汉与东吴反目。然而，即使关羽性格谦逊，吴蜀联盟的瓦解也难以避免。地缘政治的不可调和矛盾、战略目标的根本分歧，以及权力博弈的零和逻辑，早已为孙刘联盟的崩溃埋下伏笔。

荆州是吴蜀联盟的核心矛盾。赤壁之战后，刘备以“借荆州”名义占据南郡，但孙权始终视荆州为江东屏障，认为“无荆州则东吴不足以自保”。荆州北接中原，西连巴蜀，东控江东，诸葛亮曾称其为“用武之国”，而东吴的鲁肃更直言“据荆州可成帝王之资”。因此，对于荆州，吴蜀双方都是势在必得，争夺是必然的。

即便关羽未因傲慢疏于防范，孙权依然会伺机夺取荆州。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趁刘备入蜀时突袭荆州三郡，双方一度兵戎相见，最终以湘水划界暂缓冲突。此事件早于关羽北伐，已暴露出孙刘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吕蒙接替鲁肃后，东吴的战略重心彻底转向荆州，认为“全据长江”才能确保安全，而徐州的平原地形难以抵御曹魏骑兵。荆州的地缘价值，决定了东吴必争，而蜀汉必守。

孙刘联盟的初衷是“抗曹”，但双方对“抗曹”的理解截然不同。刘备以“兴复汉室”为旗号，试图通过荆州和益州两路北伐中原；孙权则追求“鼎足江东”，巩固江南基业，伺机扩张。这种差异导致合作缺乏长期共识。

关羽北伐襄樊时，即便未因轻敌而失荆州，孙权仍可能背盟。彼时关羽“威震华夏”，若成功攻占中原，蜀汉实力将远超东吴，孙权势必担忧刘备成为下一个曹操。吕蒙曾直言：若关羽得志，东吴必不得安。联盟的本质是“弱弱联合以抗强”，一旦一方实力逼近甚至超越强敌，平衡即被打破。

孙刘联盟的信任基础本就脆弱。赤壁之战后，孙权将妹妹嫁给刘备，看似亲密的举动，暗藏着要挟刘备夺回荆州的阴谋。刘备入蜀后，孙权索要荆州未果，双方关系迅速恶化，甚至发生“孙夫人携阿斗回江东”事件，暴露了彼此的猜忌。即便关羽未因性格问题激化矛盾，东吴对蜀汉的忌惮防备之心也难以消除。

逍遥津之战（215年）后，东吴在合肥惨败于张辽，进一步意识到北进中原的困难，转而将扩张目标锁定荆州，夺回荆州才能确保东吴的安全。与此同时，曹操通过“联吴制蜀”策略，不断挑拨孙刘关系。司马懿曾建议曹操：“可联络孙权夹击关羽”，而孙权也迅速响应。外部势力的干预与内部利益的冲突，加速了联盟的瓦解。

三国本质上是“丛林社会”，道义让位于现实利益。孙权背盟袭取荆州时，后世持有尊刘思想的人斥其“不义”，但乱世中，“生存优先于道德”才是铁律。即便关羽谦逊谨慎，东吴也一定会以其他借口发口，而且本身刘备对荆州的有借无还就是一种失信。

此外，吴蜀联盟的两次破裂与重建（赤壁后与夷陵战后）表明，双方合作始终以“制衡曹魏”为唯一纽带。一旦曹魏威胁减弱，联盟便失去存在意义。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吕蒙

关羽的傲慢仅是吴蜀反目的导火索，而非根本原因。从地缘矛盾、战略分歧到权力博弈，联盟的破裂是结构性冲突的必然结果。正如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所揭示的：在多极博弈中，若共同威胁消失或利益目标分化，盟友终将走向对立。孙刘联盟的兴衰，恰是这一规律的生动注脚。

合作可以延缓冲突，却无法消除矛盾。即使关羽完美无瑕，三国的地缘冲突仍会将他推向命运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