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是以契丹贵族为主、兼容汉族地主及其他一些民族上层人物而组建的古代民族政权。其中，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契丹辽国政权的建立、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因此,以往研究辽史者多数大谈辽帝如何重用汉族官员，但却绝少论及对汉族官员的限制问题。

事实上，汉族官员在辽代的地位，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如果把辽代统治的二百余年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中期和后期，那么，我认为在辽代的前期，对汉族官员只能说是利用，而谈不上重用。即便仅仅是利用，其中也伴随着种种限倒。这是研究辽史所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

“因俗而治”，是辽代前期辽帝利用汉族官员的前提。辽初，太祖耶律阿保机与太宗耶律德光都曾多次南侵，俘掠回大批中原汉民。同时，为战乱，也有不少中原汉民自行逃亡来到了契丹辽地。

如何有效地统治在辽逃定居的汉人，是采用仿中原王朝的封建制剥削形式，使汉民继续从事农耕生产，还是照搬契丹民族旧有的奴隶制剥削方式，使汉民族改变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将关系到刚刚建立的契丹辽国政权能否长治久安或能否向前发展的问题。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和太宗耶律德光均不同程度地受过中原地区汉族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他们初步认识到了中原封建剥削制度和文化思想在建立政权、巩固统治中的作用。可见，中原汉族的儒家思想，已先于佛教学说被辽的最高统治者所接受。

阿保机父子决定在契丹辽地实行“一国两制”，实施一套“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即“以国制治奖丹，以议制待议人”。然而，用仿中原王朝的“汉制”统治议人，靠谁来具体执行呢?依靠契丹贵族是有困难的。因为当时已接受或愿意接受中原汉族封建文化思想的契丹贵族人士还不多。

而大多数契丹人并不熟悉中原“汉制”，一些守旧分子还对“汉制”有反感和敌意。那么，只有利用那些归降契丹辽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中原时并未受到他们原来主人的重视。

有的甚至受提济和打击。而到了契丹辽地，辽帝欲利用他们，给予他们一定的机会来发挥所长，他们当然是乐于接受的。辽代前期辽帝对汉族官员的利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利用汉族官员制定仿“汉制”律今、章规、禁法，设计、监造仿“汉犬”全城。契丹辽国建立之前，契丹人部落里基本无成文法律、章规可言。阿保机立国之后，始用汉族官员仿中原王朝“汉制”而定立之。

可见，辽代前期在安置汉民、扶植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建设城邑和拟定法律、规正仪俗等方面，汉族官员做出了很大贡献。故，史家评议道:辽“即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渐盛”。是有一定根据的。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由于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称帝建国后，也要仿中原王朝都城形式建造皇都。这一任务也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汉族官员身上。辽太祖神册三年(公元918年)，阿保机诏命兴建“西楼”，以为皇都。负责设计和监造该工程的就是汉族官员康默记。

利用汉族官员克当征掠中原及伐灭渤海国的“马前卒”。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及太宗耶律德光多次兴兵南下攻掠中原，阿保机晚年又挥师东灭渤海国。辽帝每次南征东伐，汉族官员都被用为“先锋”，充当“马前卒”的角色。

辽帝在侵掠中原过中，之所以多用汉族官员为先锋，主要原因是这些汉族官员来自中原，熟悉那里的各种情况。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些被辽帝利用的汉族官员在攻掠中质过程中、起到了契丹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史较，“卢文讲、王郁相继人辽，皆驱率数州士女，为勇南善。

利用汉族官员守南面京城州县。耶律阿保机和他的继承者为安置俘虏和入辽的大批中原汉民,仿中原州县建制在辽地中、东和南部建了大量汉人州县。及后晋石敬献燕云十六州人入辽后，辽又基本保留了这一地区的原州县建制，同时改幽州为南京，作为管理南部汉人州县的统治中心。

为更有效地统治辽境的汉人，辽帝利用一批汉族官员，充任汉人州县的节度使、刺史及县令等。辽代前期汉族官员被用为南京留守的，如赵延寿，辽太宗“及改陶州为南京，还留守，总山南事”。

利用汉族官员充任出使南朝的使者。汉族官员来自中原，熟悉中原地区及文化礼仪及风俗习惯，所以，辽帝在处理与中原各朝关系及与之交明往来时，常常以汉族官员充任正使或使司。辽代中期后，随管辽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增多，更有大量的汉续审员出使南朝。

辽代前期，辽帝对汉族官员的利用是伴随着限制而进行的。那么，辽帝为什么在对汉族官员利用的同时，又对他们实行种种限制呢?原因之一，是辽帝受契丹贵族中反汉化守旧势力影响的结果。辽代前期的社会尚处于奴隶制时代后期，封建制的萌芽刚刚出现。

如前所述，契丹辽国的最高统治者们，山于受中原汉族先进的封建文化形响，对所获和广归人辽的汉民，采取了仿中原封建王朝模式的统治和管理，在立国固权过程中，利用了一批汉族官员系列仿中原封建制度的方针政策。汉族官员的被利用，遭到了辽朝统治阶层中契丹贵族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

据《契丹国志》记载:世宗息帝“幕中华(汉)风俗，多用晋臣(汉信)”，“由是国人（契丹人)不附，请部数叛”。这是因为随着汉族官员的被利用，汉官势力的上升，新的封建制因素必然要对腐朽没落的奴隶制度有所冲击，这些守旧的契丹贵族非带害怕自己的贵族特权也会被削弱或丧失。

因而，他们在辽帝利用汉族官员的过程中，成明里成略中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并进了不少谗言。原因之二，是辽帝与契丹族官员的狭隘民族观念所引起的效应。

辽是以契丹贵族为主建立的民族政权。辽代前期的民族歧视虽不如后来元代蒙古族统治者那样明显而露骨将其统治下的人民划分为几个等级，但契丹人也一直认为契丹民族是辽朝的“国族”，足居统治地位的民族。大契丹宝义与狭险的民族不平等意识,在辽代前期的契丹族官员包括辽帝的头脑中,还是存在的。

所以,他们既要利用汉族官员为其统治效力，又要限制汉族官员势力的发展，对汉人的为官从政，严加限制和防范这样，汉族食员的实际作用，就“不过聊备访议，或作些具体事务”罢了。后世史家也认为“辽之共国任”者，惟，“耶律、肖二族(姓)而已。

“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威不使”。可见一斑。原因之三，是辽帝因汉族官员“叛辽”及南征时遭到汉族爱国志士顽强抵抗所产生的对汉族官员的防范心理所致。

辽代前期，被俘掠及逃亡到辽地的汉民及汉族官员，在辽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常有因受民族歧视或生活不习惯及思念故乡等原因，从辽地“版辽”南归的事件发生。辽代前期，辽太祖与太察多次兴兵南掠，尽管当时中原各朝政府多政治腐败，不堪一击。

但辽兵每次南侵，仍不时受到一些中原汉族爱国将士的奋力反击，每每使契丹人都付出了血的代价。总之，辽族官员及汉民的“叛辽”南逸，辽帝认为他们有异志，是不安心为江廷效力服务的表现，中原汉将的反侵略抵扰，辽帝也认为是汉人不甘心屈脏于辽、不惠亡国的缘故。

所有这些因素，必然促成辽帝对汉族官员产生一种不信任与防范心理因而，一边利用，一边限制，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辽代前期辽帝对汉族官员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没有健全汉官制度。辽代前期的汉官制度与契丹官制度相比，前者是极不完备和极不健全的。这种不完备、不健全的现象，到辽代中期有所改进，但到辽一代，南面汉官官制始终不如北面契丹官官制那样健全与完备，一直是现着重“北”而轻南的特色。

辽太祖统治时期，契丹辽的汉官尚不能称“制”，因为当时仅有“汉儿司”职及“政事令”官等。太宗时的汉官官制不过刚具雏型，仅处于“初级阶段”之始，距离“健全”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下面，将辽代前期的南面汉官官制与同期的北面契丹官创作一比较，就完全清楚了。

首先，根据《辽史·百官志》所列南而汉官主要官职，再查诸《辽史》的《纪》《传》、《志》和《表》等，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官职是“有职无官”，如少傅、少保、司空、尚书令等。而再看同时期的北面契丹官制小的官职。设置就较齐全，基本上是有职有官。

这就是说，辽代前期，北面官制已趋制度化和正规化，而南面汉官官制还很不完备，在一定程度上，仅是“因人设官”而已。其次，当时辽地汉人没有正规的入仕制度，而契丹人则有。辽代契丹贵族入仕有一条很宽敞方便的途径，那就是“世选制”。汉人入仕主要靠走科举之路。

这就是说，辽代前期，还未正式开科取士，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一条正规的汉人入仕之途径了。汉人入官，就全凭契丹族皇帝的个人离好及统治之需要了。所以，辽代前期汉入能为官者仅是凤毛麟角，人数大大少于灵丹族入仕者。

汉族官员人数少，任要职者更是寥寥无几。辽代前期的江国总人口，目前尚未见有准确的考证数字。据舒焚先生估算，从耶律阿保机至耶律德光时期,契丹族人口约有五、六十万,而阅期被俘掠入辽的务族民众亦计约五、六十万人。

在这五，六十万被俘掠的民众中,主要是中原地区的汉民，一小部分是其他民族的人。但在阿保机建国前后，还有一批批从中原逃亡到辽地的汉民，这部分汉民人数，绝不会少于上述五、六十万被俘掉人中除中原地区的汉民之外的那部分其他民族的人数。

这样，大致算来，辽代前期辽地的汉人与契丹人人数是大致相等的。即，汉人人数与契丹人人数之比为一比一。但是，辽代前期的汉族官员的人数与契丹族官员的人数之比则不是一比一。笔者仅就在辽代前期在《辽史》中有《传》的汉族官员与英丹族官员人数做一比较，可看出其中的差别。

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初到穆宗耶律级末年，《辽史》中有《传》的契丹族官员(尚不包括皇室亲王)约有四十六人，而同期的汉族官员仅十三人。汉族官员与契丹族官员人数之比是一比三点五。

可见，在两族人口大致相等的情况下，两个民族所拥有的官员人数却大不相等，相差悬殊。同样，汉族人任高官者，更是少于契丹族人。由此可见，汉族官员在辽代前期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契丹族官员。

辽代前期，辽帝对汉族官员的利用与欺骗是结合在一起的。欺骗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欺骗的前因正是不信任的结果，这也是限制汉族官员的一个侧面。对汉族官员的不信任与限制，还表现在禁止汉族官员参加契丹人举行的一些重大国礼活动上。

辽帝对汉族官员的防范与限制，表现在辽朝的兵权不与汉族官员，一直拿调在契丹人手中。尽管在辽太祖、太宗时期曾利用一些汉官员作为进攻中原和伐灭渤海国的将领，但他们仅仅“不过附供聚策”，充当“马前本”而已。

既使到后来辽得到了杰、云十六州之地，更多的汉族官员亦多经理财时与州县词讼事务，仍不能与军国机密。天祚帝在亡国前夕，大难临头之顷，排除传统制度的拘束，交付汉族官员以军厅，此事足可证明辽代前期乃至中后期，均限制汉族官员参与军机大事。

对汉族官员的不信任，还表现在有时汉族官员给皇帝上的合理化建议不被皇帝所采纳。本来，张砺的建议是符合辽帝一贯倡行的“图俗而治”原则的，但由于耶律德光对汉人有疑虑，交与汉族官员管理不放心，所以张砺的建议被捆置一旁没被采纳。

用契丹族官员监视汉族官员。辽代前期，辽帝启用了不少契丹人担任南面官。这些做南面官的契丹人同汉族官员一样，同着汉服，同称“汉官”。以契丹人任“汉官”，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是契丹民族的“汉化”结果。

而是辽帝为监视汉族官员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这是辽代前期辽帝对汉族官员进行限制的又一个侧面。记录统计，辽代前期于《辽史》中有《传》的四十六位契丹族官员，其中有十人兼任过“汉官”。

也有人根据《辽史》及《续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统计，有辽一代，任南京留守的“汉官”中真正的汉族官员仅六人，而契丹族官员竟有十四人之多。南辽南京、西京等地区的汉人州县内，任节度使、刺史及县令的契丹人更多。辽南京即原来的幽州燕京域，是辽在华北地区的政治中心。

虽然辽帝一贯但言所谓之“因俗而治”，但对守京城及所属州、县的汉族官员并不究全放心与信任，加上时有这一地区的汉族官员“版辽”南逃的事件发生，就更加深了辽帝对汉族官员和汉民的怀疑与防范。

汉族官员在辽代前期对巩固辽朝政权、发展民族经济、繁荣社企文化等等，均做出了较大贡献。这是辽帝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汉族图之才智，吸取汉族文化与营养的必然结果。

然而，由于辽帝对汉族官员仅仅是利用而不是低用，而且在利用的同时又掩垄着种种限解，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辽代社会的前进步伐，滞缓了辽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速度。汉人(汉官与汉民)来自封建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他们人在辽后，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封楚文化思想一并背到了那里。如果辽帝能充分重视并积极发挥汉族官员及广大汉民的作用，那么，必定会大大地促进辽代社会向前发展。而恰恰相反，辽帝对汉族官员仅仅是在限制条件下的利用，使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们的才智不能很好发挥。

那么，就必然会使辽代社会发展的速度相应减慢，而且，“不进则退”，中衰也是必然的。研究辽史的人都清楚，辽代到圣宗时期，已迈人了封建制时代，究其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汉族官员的大国是找所用及对中原汉能封建文化的广泛吸收。

辽帝认为汉人不甘心屈于辽,不甘心为辽效力。汉族官员“叛辽”及南征时遭到汉族爱国志士顽强抵抗所产生的对汉族官员的防范心理，对于汉族官员进行了一些限制和利用。比如没有健全汉官制度；汉族官员人数少，任要职者更是寥寥无几；甚至还禁止汉族官员参加契丹人举行的一些重大国礼活动。辽代前期辽帝对汉族官员的利用体现在：利用汉族官员制定仿“汉制”律今、章规、仅法，设计、监造仿“汉犬”全城;利用汉族官员充当征掠中原及伐灭渤海国的“马前卒”;利用汉族官员守南面京城州县;利用汉族官员充任出使南朝的使者。这些利用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辽代社会的前进步伐，滞缓了辽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速度。如果辽帝没有这些利用和限制而是充分重视并积极发挥汉族官员及广大汉民的作用，那么，必定会大大地促进辽代社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