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8日被媒体追问能否动用《香港国安法》阻止长和向美国财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资产？这一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交易已引发各界高度关注，港澳办连发评论，梁振英发文直指问题本质。

商人无祖国？面对敏感交易，国安法如何突破商业自由的传统边界？

面对追问，李家超的回应颇有深意，他没有正面回答是否会动用《香港国安法》，而是强调“任何交易都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要求”，这种不置可否的表态本身就释放了重要信号。

特区政府向来尊重市场经济规则和商业自由，但当商业行为触及国家安全红线时，情况便大不相同了。

彼时彼刻，记者追问能否动用《香港国安法》阻止长和向美国财团出售港口，李家超三次强调交易须符合法律法规，港府将依法依规处理，字字句句都在框定一个清晰边界。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香港国安法》虽然主要针对政治安全领域，但将其扩展至经济安全领域并非不可能，尤其是当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重大交易时。

当下全球局势风云变幻，大国博弈愈演愈烈，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界限日益模糊，香港国安法第四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条款，是否可以适用于涉及战略资产的国际交易？这成为法律界热议的焦点。

有法律专家指出，若此类交易被证明存在“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成分，港府确实有法理基础进行干预，而这也将成为《香港国安法》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经济领域的重要先例。

当然，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任何法律适用的扩张都需慎之又慎，平衡商业自由与国家安全是一门极其精细的艺术。

市场或许会担忧，这是否意味着香港监管环境的根本改变？事实上，这不过是全球趋势的一部分。放眼世界，美国早已将国家安全审查广泛应用于经济领域，甚至不惜以此为由打压多家中国企业。

一个微妙的悖论在此显现：一边是西方国家在高举国家安全大旗对中国企业实施全方位管控，一边是香港依然在纠结是否应该对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交易进行干预。

李家超的谨慎回应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时代，如何在保持香港开放自由商业环境的同时，确保国家核心利益不受损害？这恐怕需要比法律条文更深刻的智慧。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商业交易，但细究长和公司计划出售的资产清单，不难发现这背后潜藏着惊人的战略图谋。

这不是普通的43个港口，而是分布于全球23个国家的海运咽喉要道，其中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更是举足轻重，控制着全球近15%的海上贸易流量，堪称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果仅将此视为纯商业行为，未免太过天真。美国财团背后站着的是美国政府，他们对这些港口的觊觎由来已久。

想想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近刚刚宣布对中国船只停靠美国港口征收最高150万美元的“附加服务费”，这种赤裸裸的经济胁迫手段已经开始上演，若再掌握这些关键港口，美国便可轻松构建对中国全球航运的包围网。

更令人忧心的是，据可靠消息，特朗普政府已密令五角大楼制定军事选项，声称“如果巴拿马政府不肯交出运河控制权，不排除直接动用武力”。这种赤裸裸的霸权思维，让人不禁想起了美国历史上那些打着“自由”旗号的军事干预。

实际上，在美国战略规划师眼中，这些港口具有双重价值：平时可作为遏制中国全球贸易的经济筹码，战时则可能成为阻断中国海上补给线的战略节点。尤其是在他们假想的台海冲突场景中，控制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能有效阻滞中方运力，为美军争取战略主动。

环顾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早已将港口视为关键基础设施，实施严格的外资审查机制。2006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阻止了迪拜港口世界集团收购美国六个主要港口的交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古训在美国政客那里显然不适用。

值得注意的是，港口控制权之争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近年来，从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到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从以色列海法港到吉布提港，无不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

当长和公司准备将这些战略资产拱手让人之际，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笔生意，更是一场关乎国家命脉的战略较量？而这场较量的结果，可能影响未来几十年中国在全球航运中的地位。

这次港口交易的背后，实则折射出部分香港商人根深蒂固的“商人无祖国”观念，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凭空而来。

香港曾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在那漫长岁月中，殖民者精心培育了一批服务于英国利益的本地商人，他们被允许追求商业利益，却必须服从于宗主国的整体战略布局。殖民者灌输“商人只有利益、没有国家”的理念，为的是切断这些商人与中国文化和民族情感的纽带。

这种殖民思维如同顽固的牙垢，即使回归二十多年，仍未被彻底清除。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香港商人误信商人无祖国，以为一切在商言商。”这番话道出了问题的本质。

回顾历史，香港经济繁荣的背后，离不开祖国的全力支持。从早期的淡水供应，到后来的CEPA协议，再到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每一步都浸透着祖国对香港的深情厚谊。“倡优粟者折足，言利木者伐手”，若只顾眼前商业利益而忘却民族大义，终将自食苦果。

不妨放眼全球，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扶持本国企业，针对中国TikTok的围追堵截、对华为的全球打压，哪一样不是政企联手的产物？换个角度看，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同样如此，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允许企业做有损国家根本利益的事。

国务院港澳办网站转载《大公报》评论，直指“这是没有腰骨的跪低，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措辞之严厉，足见官方对此类行为的深切忧虑。

正如梁振英所言：“没有祖国的商人只会沦为没有父母被人欺凌的孩子。”这句话虽不乏情感色彩，却是国际政治现实的真实写照。当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之名打压中国企业时，我们的企业家是选择抱团取暖，还是各自为战？答案不言自明。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的发展固然需要国际视野和市场意识，但若忘记了自己的根，终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长和公司此次的港口交易，不过是这种失根思维的又一次表演，只不过这次触及的是国家核心利益的红线。

这一争议无疑将推动香港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商界，重新思考企业与国家之间应有的关系。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商人的祖国意识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软性指标，而是关乎企业长远发展甚至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

面对美国财团的港口收购计划，中国并非束手无策。近日，中国外联络部副部长马辉率团专程访问巴拿马，这一看似普通的外交活动，实则意味深长。

巴拿马政府对中国代表团的热情接待，以及双方达成继续推动中巴友好发展的共识，明确释放了一个信号：巴拿马并未如美国所愿完全倒向华盛顿，在中美企业港口争夺战中，巴方选择保持中立立场。静水深流，这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

事实上，巴拿马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源远流长，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国。自2017年建交以来，中巴关系发展迅猛，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中国企业参与了巴拿马多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两国关系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商业利益，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退一步来看，即使长和公司的交易已达成原则性协议，但交易完成仍需时日。如果其中存在法律漏洞或不合规之处，特区政府完全可以依法叫停。就算交易已无法阻止，中国企业仍可通过国际诉讼等方式寻求权益保障，虽然这类官司常旷日持久，但也不失为一种可行选择。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巴拿马运河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关键航道，每年约有14000艘船只通过，占全球海运贸易的约6%。对中国而言，巴拿马运河不仅是通往拉美市场的重要门户，更是“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战略节点。失去这一咽喉要道的控制权，无异于让美国掌握遏制中国全球贸易的重要筹码。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次港口交易风波给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海外资产布局不仅是商业决策，更是关乎国家战略全局的重要棋子。当企业在国际市场遭遇不公平压力时，应及时与国家相关部门沟通，寻求政府支持，而非一味让步妥协。

不可否认，在美国日益加剧的打压下，中国企业海外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危中有机，此次事件或将推动中国加快建立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战略管控，在全球港口布局中更注重风险防范与国家安全考量。

站在更宏观的视角，这场港口争夺战不过是中美战略博弈的一个缩影。未来，类似的较量还将在更多领域上演。唯有未雨绸缪，方能临危不惧。中国需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合作，构建更加安全可靠的国际贸易网络，减少对单一通道的过度依赖。

长和港口交易事件远超一笔普通商业买卖，它揭示了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与企业发展的复杂关系。无论港府最终是否动用国安法，这一事件都敲响了警钟——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时不能忽视国家战略利益。

在世界格局剧变的今天，企业家需要重新审视“商人无祖国”这一过时观念。毕竟，当暴风雨来临时，只有强大的祖国才是最可靠的避风港。面对这场港口争夺战，你认为企业家应该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