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刚开始，就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作为发起者的陈独秀，从四面八方挖掘优秀人才。

胡适就是他大加赞赏，从遥远的美国力邀过来的帮手。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前期，胡适在陈独秀眼中就是完美的代表，有文化、有思想、长得帅有人气，简直不能再好了。

但是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一向作为思想斗士的胡适，瞬间收回了手，不仅不支持“陈李”的思想观念，更是多次抨击、反对他们，直至最后完全走向对立面。

《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陈独秀请李大钊和胡适到家里吃饭，陈独秀让延年念了一下自己新写的《北京市民宣言》。

李大钊听得激情澎湃，立马拍桌称赞，并表示自己要亲自去撒传单。

胡适在旁边一脸的不以为然，对李大钊说：“守常兄，你一个堂堂的北大教授、青年导师，亲自上街撒传单，成何体统啊！”

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李大钊瞬间就无语了，略显生气地讽刺道：

“不是，适之，我从来没把我李大钊看得比别人高人一等啊。你看啊，为了国家利益，群众能上街，工人能上街，妇女能上街，我有什么不能上街的。你不是天天给人家讲平等自由吗？怎么到我这就不行了。适之，我看你呀，是表面上新文化，内心里头旧道德，表里不一啊。”

一向以儒雅自持的胡适，也忍受不了李大钊的当面讽刺，回击道：

守常，我一直敬重你是文化人中的铁汉子，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还有仲甫兄，咱们都是文化人，咱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文化人就是士，士讲究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有家国情怀，修齐治平。现在修身，我们一直在做；齐家，我们的家齐了吗？二位好不容易从穷困潦倒走到现在，如今呢，也算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了，可是为什么非要自毁前程，甚至不惜连累妻儿老小，我真的不明白你们在干什么？”

这已经不是胡适和李大钊、陈独秀的第一次思想冲突了，他们再也不能像新文化初期一样，总是能在思想上碰撞出新的火花。

胡适认为“陈李”是在“冒险”，在“出风头”,思想上过于激进；“陈李”认为胡适才是个实打实的保守派，迂腐顽固，而且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民族大义。

就在不久前，李大钊跟胡适冲突就直接表示：我愿意当这个急先锋，九死而不悔！但是胡适好像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不愿意去接受“陈李”的观点，更不愿意去“认同”他们的思想。

我相信，经过多次的交锋，既有留洋背景，又是新思潮代表的胡适并不是不理解“陈李”，不明白“陈李”口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一条光明的大道。

胡适只是被自己骨子里老派的儒家思想禁锢着，被他的留美背景禁锢着，他是美国资本主义思想的信徒，怎么能随便去接受一种新的主义，而且还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新思潮。

在胡适的骨子里人还是有阶级之分的，“士农工商”都是有自己的地位，有自己的责任，大家应该在自己的准则圈里生存，而不是去打破这个圈子。

而李大钊倡导的到工人中去、到民众中去，到劳苦大众中去，亲自去发传单，去演讲，去唤醒民众……这种行为不仅危险，更是一种自降身份的“有失体统”。

胡适的思想解放，只是解放了封建主义，抨击君权，并不是完全摒弃了“阶级”，并不是真正的“平等”。

在胡适心中，他是大学教授，受人尊重，是名流、是学者、是顶层人物；而那些在工厂里，在码头上，在犄角旮旯里刨食的贫苦大众，就是妥妥的下层人，他们最多能得到一定的“同情”，而不是“平等”。而“陈李”却认为，这些工人、农民、贫困大众才是革命的中坚力量，才是国家的主人。

这也是胡适和“陈李”的根本差别所在，也是他与“陈李”越走越远的根本原因所在。

套用一句网友的话：胡适就是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勇敢出手。但是一旦超出自己的范围，遇到对自己有危险的事情，就会马上缩回自己的“套子里”。

胡适曾经发表政论文《建国问题引论》，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革命。可能在他的思想中，中国之所以不能实现统一，并不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的问题，而是共产党不断抵抗的原因。

这样的道理听起来荒诞不羁，实则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这一类“文人”的想法。说白了，胡适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家，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建立在自己是一个文人，一个“士”的基础上的。

就像胡适劝李大钊说的话：我们就做好新文化不行吗？我们为什么要往这趟浑水里蹚呢？你们俩会毁了你们的学术前程，你们会毁了你们的幸福家庭！

我们不否认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驱作用，他大力推广白话文，积极参与“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交锋，向封建思潮勇敢地发起挑战，引领着青年们走向光明。

胡适与“陈李”的渐行渐远，只能说是思想理念的背道而驰，我们不能单纯的以此来评判他的个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