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在功德林学习的廖耀湘接到通知，要他到解放军军事学院去讲课。

廖耀湘

廖耀湘作为战俘，怎么能去给胜利方的学员讲课呢？这个通知让不少学员惊诧不已。

要知道，廖耀湘在锦州城破之后，为了逃脱我军的搜捕，他可谓是使出了“十八般武艺”，甚至为了忠于他认为的“道义”，起了宁可自缢也不能被俘的想法。

直到廖耀湘满身局促，但又面带激动地抵达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时候，学员们才真的相信了眼前的一切。

殊不知，廖耀湘当初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进入功德林“改造学习”，有一个人起了不小的作用。

那么，廖耀湘被俘前后发生了什么？让他前后态度产生变化的这个人又是谁？

1948年10月，解放军攻克锦州后，敌军不是被我军歼灭、就是慌乱中四散溃逃。这溃逃的队伍中，就有昔日被称之为国军“五大王牌军”之一的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

廖耀湘，湖南人，20岁进入黄埔军校，后公费留法6年。193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

回国后，廖耀湘便在蒋介石的手底下参与了许多的战斗，获得过国军含金量较高的青天白日勋章，以及美英两国颁发的自由勋章、十字勋章。

国军将领中，能够同时获得这么多奖章的人并不多。在作战方面，廖耀湘称得上是有勇有谋，在抗击“外敌”（抗日、入缅作战）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是，廖耀湘却也因跟错了阵营而沦为“阶下囚”。

锦州战役中，廖耀湘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沈阳带领着他的兵奔向锦州进行支援。按照蒋介石的计划，东西两进兵团先后赶往锦州，势必能够解除锦州被我军围困的局面。

只是，蒋介石没想到的是，他所安排的这两个兵团，一个被我军在塔山成功阻击，另一个（廖耀湘所率兵力）则是在出沈阳之后驻扎在了彰武县与黑山县。

等到锦州“失守”后，廖耀湘又向蒋介石提出了去攻打黑山。只是他们都没想到，在这黑山阻击战中，廖耀湘的第九兵团迎来了溃败的结局。

国军兵败后，我军为了抓住溃逃的廖耀湘，纷纷发动了群众的力量。无论是妇女、孩童，还是街边饭店、商店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打起了精神，只要是看到可疑人员，就迅速上报。

好在当时的锦州已经解放，要找个“可疑”的人出来，并非难事。

不到三天的时间，负责解放军在黑山阻击战后勤基地治安的一名武装队长，便收到了群众提供的线索：谢家旅店来了11个外乡人，对方说自己是商人，但看着有些不太像。

赵成瑞到达旅店后先是查看了一番入住名册，而后又陆续对这11个人进行仔细盘问。表面上来看，这些人都穿着半旧的衣裳，的确像是在外走南闯北到处行商的普通人。

但是，当细细盘问的时候，又是破绽百出。另外，这些人与商人相比较，在气质上总有些不太对劲。尤其是当赵成瑞问到一个叫做“胡庆祥”的中年男子时，这种感觉越发明显。

这“胡庆祥”身高偏矮，脸上还戴着一副眼镜，镜片特别厚，头上则是戴了个破旧的大毡帽。看到赵成瑞后，他就操着一口浓厚的湖南口音做起了自我介绍。

中年男子用湖南话具体说了些什么内容，赵成瑞没太听得懂。但是有一点赵成瑞却是观察到了，那就是神态不对。

这中年男子虽然动作上看上去老老实实，甚至还有着一些奉承、装可怜的味道；可是在他的面部细微表情里，赵成瑞却是看出了“心不甘情不愿”。

赵瑞成心中大为警惕，任凭这“胡庆祥”如何为自己开脱，他都不为所动，直接就让人将可疑的这些人带走。

带走的过程倒没什么阻碍，这些人也没反抗。

但是到了农会后，这“胡庆祥”却是开始变着法的表示自己与国军逃兵没有半点关系，一会装可怜说自己的钱财前一日还被国军溃逃的士兵抢走；一会又从兜里偷偷拿出来一块金条给看守人员，想要贿赂他一番，让他把自己放了。

“胡庆祥”前前后后折腾出了不少的花样，直到一名曾经见过廖耀湘的解放军士兵抵达农会后，看到戴着大毡帽、高度眼镜的“胡庆祥”时，大呼“这不是廖耀湘吗”时，众人才大惊，原来这“可疑”人员还真的就是那个逃跑的国军将领。

只是，虽然这“胡庆祥”的真面目是揭开了，但他却依然咬紧牙根，打死不承认自己就是廖耀湘本人。

这廖耀湘为何会对自己的“真实身份”打死不承认呢？

廖耀湘被认出来以后，他便被转移到了后勤部队，之后又转到了警卫连。在这个过程里，与他接触的解放军不是一个两个了，但无一例外，他为了逃离，真的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到后来，他又说自己的名字其实不叫“胡庆祥”，而是叫“胡长江”，是民国二十五年加入的国民党，是个交通警察。

廖耀湘前言不搭后语地解释并未换来我军的信任，反而是在行军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出了廖耀湘。

说实在的，见过廖耀湘的人，大部分都会对他“印象深刻”。原因无他，他的身高与长相在国军内部的确算得上是一个“特例”了。

当初他年轻的时候，曾以优异的成绩拿下过黄埔军校的公费赴法留学名额。只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自己的身高不达标而被踢出了名额之列。

一气之下，廖耀湘直接找上了蒋介石，愤怒的问出了“这是选女婿、还是选留学生”的话，最终才得以成功到法国留学。也因此，他成为了国军将领中的一个“特例”。

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要说到这廖耀湘为何会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还如此排斥承认自己的身份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作家谢冰莹在《印缅血战记》中看出一些端倪。

谢冰莹

在谢冰莹的笔下，廖耀湘是一个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英雄，在抗日战场以及印缅战场上，他与其他只顾敛财保全自身、不顾国家兴亡的国军将领并不相同。

而在生活上，他则是一个十足的君子。他没有不良嗜好、不喜欢应酬、不近女色，虽出身贫寒，却对钱财名利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谢冰莹看来，廖耀湘行事可以说是不拘小节。他在被俘后，难道不知道自己拙劣的“演技”早已被看穿？

这恐怕不太可能，就拿他曾经拿过的战功来说，这廖耀湘就不是个“傻”的。但如果从“不拘小节”来看，似乎就能解释他为何还做这些无谓的挣扎了。

关于他排斥承认身份、成为战俘也有另一个说法，那就是当初廖耀湘在逃跑时，其实想过为了所谓的“君子道义”而自缢，而且是认认真真考虑过“宁死不降”的那一种。

但是在逃跑的路上纠结了一夜后，他最终选择活着。而活着要做的不就是逃脱吗？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那一出出“闹剧”。

折腾了几日后，廖耀湘跟随着行军也抵达了东北野战军的驻扎地。

此时的他，也没有再辩驳自己不是廖耀湘之类的话了，而是似乎已经认命，开始认真的思考接下来自己会面对的究竟是何刑罚。

然而，当东北野战军将领刘亚楼出现在廖耀湘面前，并将他带到了一个酒楼的时候，却是让廖耀湘大吃一惊。

刘亚楼

廖耀湘认为，作为战俘，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而这美食美酒摆上桌，难道是“断头饭”？

对此，廖耀湘许多憋在心里的话也一股脑的吐了出来，直接拍桌说道：“我不服，你们打得那叫什么战，我要再跟你们共产党打上一场。”

刘亚楼本身也是个暴脾气，行事一贯雷厉风行，此次他宴请廖耀湘，也是想要“以和为贵”，把事情摊开了讲，可看到廖耀湘这“一点就着”的模样，他也知晓哪怕他再怎么示好，也难以打开廖耀湘的心扉。

好在，刘亚楼提前做了“二手准备”。

只见刘亚楼朝着身边的警卫说了句话，没几分钟，一个人便出现在了酒桌前。这人正是廖耀湘的前上级，郑洞国。

廖耀湘一看到郑洞国，压住心中的惊骇，立马从座椅上站起，向郑洞国敬礼。

郑洞国

郑洞国也是国军内部一名资历比较老的高级将领了。从东征、北伐，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有他的身影。

后来在辽沈战役中，郑洞国被我军拿下，使得他不得不“再次”走向我党。

说是“再次”，那是因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他也曾与我党共同走过一段革命之路，只不过后来在我党的革命工作陷入暂时性的低谷时，他也就此离开了我党。

间隔二十年，他再次回到了我党。对于他来说，无疑是感慨良多的。而对于我党来说，亦是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了他。

正是因为有着这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刘亚楼才把郑洞国也叫到宴席上。毫无疑问，这一桌宴席的主角就是廖耀湘。

对于廖耀湘，从作战以及人品方面来看，在我党内部他的确得到了不少的肯定；但是要论思想觉悟，那就得靠郑洞国来沟通一番了。

宴席上，郑洞国讲起了他在走向共产党之前的所见所闻，他提到辽沈战役国军节节败退之际，他被困长春时，有一些将领为了争夺物资，直接纵容下属抢夺老百姓所剩不多的食物等国军内部一团糟的景象。

其间也不乏提到关于郑国洞自己走向共产党的一些原因以及所见所闻。廖耀湘听完之后，沉默了。随后郑重地端起酒杯，接连敬了三杯酒。

在刘亚楼开始与廖耀湘碰杯时，廖耀湘满心孤傲、丝毫不理会；但是当他听完郑国洞的所见所感后，他的心被狠狠地撼动了。

廖耀湘敬的这三杯酒，不只是为刚才拍桌的行为道歉，同时也是对我党的感激。

经过这一场宴席，廖耀湘对于我党的排斥也开始发生“大转弯”，态度从“排斥”向着“心甘情愿”快速转变。

其实，廖耀湘对于我军的胜利与国军的连连战败，心中也是有数的。别的不说，就说这锦州战役为何会落败，辽沈战役为何在开篇就连续打败仗，关键的原因就出在高层中。

在锦州失守之前，廖耀湘曾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去支援锦州。可是与此同时，他还接到了卫立煌让他固守沈阳的指令。

这两位领导一个让他去锦州，一个让他守沈阳，他要听谁的？

这只是国军内部人心不齐的一个缩影，但就是这个缩影却反作用在方方面面。

廖耀湘对于自身的作战能力，他是很有信心的，因此也才会说出“不服气，要再来打上一场”这样的话。

但是对于国军的人心不齐与腐败，他是个聪明人，心里也有数。纵然心中或许还有“君子道义”的残留，也在随着对我党的深入了解中，而一点点的消散。

既有老领导实事求是的劝说，又有着深入的思考，廖耀湘心甘情愿的走向我党，已是必然。

后来，廖耀湘进入功德林进行思想改造与学习的过程中，也因为有着这般诸多思考，曾被时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亲自点名去讲课。讲课的内容之一，就是辽沈战役。

一开始，对于这场讲课，无论是廖耀湘还是解放军学员们，都感到无比惊诧，甚至有一些学员非常反感这昔日的“敌军将领”。

直到后来，随着讲课的开始，学员们才对这往日的“敌人”、今昔的同志，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廖耀湘走向我党的时间虽然较晚，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不分早晚、不分先后，站到革命队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廖耀湘在功德林改造10多年后，在1961年被特赦，之后任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1968年，病逝于北京。

关于廖耀湘，留给世人的，有他前半生抗击外敌的坚定身影，也有他前半生选错阵营的惋惜。

或许如作家谢冰莹所提到的，廖耀湘是一个十足的君子，国军内部的污糟腐败与他丝毫不沾。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也更容易理解一开始他对于隶属军队的坚守、对我党的排斥，再到后来的心甘情愿倾向我党。

这个过程虽颇为曲折，廖耀湘思想上的转变时间也晚了几十年，但最后的结果对于我党与他来说，亦是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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