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潋熙/文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广西一个省一度在政治上、军事上独树一帜，且能与蒋介石抗衡者，是由于李宗仁、白崇禧的精诚合作。人们把白崇禧称谓多谋善断的小诸葛，把李宗仁看着是一个忠厚长者。我是1938年春天，在从徐州去开封的火车上第一次看到李宗仁的。闻其名，见其人，深感此人有一种非常人的气度，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而我是二十二集团军（川军）的一个团长，续后升任一二七师师长。我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就有七个年头是在他的指挥下过的。曾有两个年头，我所在的师担任战区长官部的卫戍任务。从台儿庄大捷前后李宗仁对待川军的态度，对庞炳勋处境的关注和徐州大撤退以及在鄂北的风云变幻中，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二十二集团军的将士们，怀着抗日的激情，从四川步行到宝鸡，据说是要换发新武器，结果告吹；又星夜开拔到山西榆次，当即被黄绍竑把川军一个团、一个营地分割去“填黑”（补充他的部队），致使川军师以上的指挥系统同自己的部队失去联系。川军出川还没同日军接上火，就受到这样惨重的损失，阎锡山、黄绍竑一帮人还把他们消极抗战所造成的罪责，全部推到川军身上。后被改调归一战区指挥，却又遭到卫立煌、刘峙、蒋鼎文一帮人的拒绝。川军将士遭此不白之冤，竟然到了抗日无门的境地。后来，白崇禧电商李宗仁要不要川军，李宗仁爽朗地说：“诸葛亮用草人尚能胜敌，五战区欢迎川军。”就这样，数万川军健儿赤足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忍辱怀愤地开到砀山集结。

1938年春天，川军将士扬眉吐气之日终于到来。当时李宗仁的战区长官部驻徐州，在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他把已经集结的部队部署去抵御渡江北上之敌，徐州一时兵力空虚。北面的韩复榘不战而放弃了济南、泰安，致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猛向徐州扑来。川军奉命在津浦路北端布防，同敌人进行寸土必争的战斗，以掩护战区在徐州一带集结兵力。在元月6日，四十五军的两个师（一二五、一二七）赶到滕县与邹县之间的箭河、龙山，把敌人阻止在两下店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搏斗，击毙了日军的旅团长中岛荣吉。四十一军的两个师（一二三、一二四）集结在滕县、临城地区。直到3月15日，敌人向箭河、龙山、滕县发动全面猛攻，李宗仁要求川军死守滕县三天，确保战区在台儿庄布防。川军健儿就凭借一些川造步枪和手榴弹加热血同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拚死搏斗，在小小滕县城的四天战斗中，不惜作出了师长、旅长、参谋长、副官长、参谋、团长共八个上中级军官和5000多名官兵的壮烈牺牲，付出了师长、旅长、副旅长、团长共七个上中级军官和3000名官兵的重伤和流血的惨重代价，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为什么同是这个军，在人、地不同的情况下，功与罪竟有如此大的悬殊?事情不是偶然的。在此期间，也有一个同川军处境同样的庞炳勋。庞原是韩复榘的部属，有六个团兵力的一个师。在韩被处决后，遭受蒋介石的歧视，只给他四个团的供给。李宗仁一面帮庞炳勋说情，一面命今后勤部仍按六个团的供给拨发，使庞感激不已。庞炳勋原是张自忠的老上司，为了抗战的胜利，李宗仁说服庞炳勋接受张自忠的指挥，同心协力地在临沂给了日军板垣师团以沉重地打击。在龙山、箭河坚守了70多天，使战区赢得调集兵力的充裕时间。临沂、滕县的胜利，既迟滞了敌人的进攻，又使部队增强了“日军是可以击败的”信心。徐州战场最后一幕，是在敌人的大包围圈已经形成之时，李宗仁果断地组织指挥了这一场百万大军的顺利的大撤退，保存了蒋介石不愿保存的杂牌部队。五战区集结在徐州战场上的部队，无论从外表到内心都是五花八门的。其中大一点的兵团有东北的、西北的、云南的、广东的、广西的和四川的一些集团军，也有其他各省各地各式样的部队。这些被人视为杂牌部队的将士们，在一向遭受别人偏见和歧视的痛感之余，在李宗仁对他们时时处处都流露出有“孤臣孽子”“休戚与共”之情的情况下，很自然地对这个统帅有了信赖之心。在徐州的大撤退中，各部队都能服从命令，顺序撤离，避免了争先恐后，各自夺路逃跑的现象，为继续作战保存了实力。

武汉沦陷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五战区在鄂北地区面临愈来愈复杂的局面。此时，战区地盘小、兵力少；而会战多，又加上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鄂西战场是对武汉敌人的威胁最直接、最重要的地区。三次会战（随枣、枣宜及豫南鄂北），敌人纠集了数倍于我的兵力，企图围歼五战区的有生兵力。李宗仁懂得蒋介石的右手反共，左手削弱杂牌部队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尽管你对他百般的依顺，亦难消他对你的诛除之心。李宗仁在老河口胡家营的茅屋里住了六个年头，表面上是过着打球、会客、看戏、游山的优游岁月，实际上他是在费尽心机地同蒋介石各演各的戏，下功夫协调各方和团结杂牌部队，以求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保住五战区的地位为首要任务。五战区的防地，从第一次随枣会战之后，就逐步在陈诚的六战区和以汤恩伯为总司令的鲁、苏、豫、皖边区的两个恶狼饿虎的夹缝之间，兵力也逐步被抽调得只剩下刘汝明、冯治安、孙震三个集团军。李宗仁的战区虽然防地小，兵力少，但能得到各方面的配合，还是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和局部“扫荡”，终于保住战不损兵、不失地，使陈诚、汤恩伯一帮无机可乘，无懈可击。随着战局的相对稳定，蒋介石命战区开办高级作战人员训练班，目的是在部队将校中灌输反共思想。李宗仁抓住时机来了一个偷梁换柱，他把全部精力放到训练班的工作上。在那里，一面讲他的北伐功绩，其间夹带揭露蒋介石的阴谋野心，一面同受训人员进行个别谈话以建立感情。他在同这些受训人员的亲密交谈中，总是离不开询问他们的兵员、装备补给和经济等，这些最易触动一向遭受歧视的人们情感深处的东西，处处显示出他同杂牌部队有着深厚的休戚与共之情。李宗仁从不放过任何扩大自己实力的机会，五战区有两个挂着军的番号，实际上都是合起来不足两个团兵力的六十九军米文和、三十九军刘和鼎两个奄奄一息的杂牌部队，李宗仁却不因他们都将老兵衰、装备破烂、作战无力而嫌弃，总是处处予以关心，让他们也能在抗战中竭尽一点心力。一次，李宗仁去豫西了解汤恩伯被日军打败的情况，回来后，在电话中通知我去长官部。他见到我先谈了一些有关汤恩伯部队的好好坏坏的情况之后，又对我说：“李家钰的川军部队，被卫立煌截留在一战区，处于孤苦伶仃的境地。李家钰阵亡了，四十七军的官兵们都希望邓锡侯替他们讲几句话，我给邓发了个电报，将四十七军调到五战区，归二十二集团军建制。”四十七军调来五战区后，李宗仁即令军需局和兵站部给这个部队一些补给。五战区在鄂北度过六个年头的艰苦岁月，李宗仁深知单靠自身的力量和团结一些杂牌部队是不能度过难关的；在政治上如果离开了一大批共产党人把战区的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配合支持抗战的话，战区所统帅的这些杂牌部队，在这个狭小贫困地区，不但难打退敌人，就是连吃饭立足也会成问题；在军事上每次战役如果离开了新四军紧密配合，对进犯之敌进行腹背夹击的话，很有可能，敌人会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战区首脑机关会陷于无立足之地的境地。五战区所处的境遇是复杂的，李宗仁本人更为复杂，谁也摸不透他的底细。他能把共产党的叛徒项乃光敬如上宾，成天在他的卧室里密切交谈，了解共产党在五战区的详细情况；他又对蒋介石配属在战区的特务搞反共活动不予支持，并借故把国民党派来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张元良赶走。他对长官部内部和军队中的一些人政治身份和态度都了如指掌，但对何基沣、张克侠、陈启东等照样信任。甚至同他形影不离的亲密朋友刘仲华也是共产党人。（李宗仁回国后，北京有关方面派人来四川眉山县我家了解刘仲华情况时，我才知道刘仲华是共产党员。）李宗仁是在东西地区谣传同日本搞“局部和平”的风潮中，被蒋介石架空去汉中任行营主任的，目的在于割断李宗仁与杂牌部队的关系。李宗仁一走，战区的防地甚至连长官部的所在地老河口，都是刘峙拱手让给敌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