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五年，张集馨时任福建汀漳龙道，旋即奉朝廷旨意，改任陕西督粮道。依循彼时定制，凡道员级别的官员迁调，均须入京复命，以觐见圣上。
张集馨深知，陕西督粮道素被视为“天下道府之中首屈一指的优渥官职”，心中不禁泛起喜悦之情。然而，他亦敏锐察觉到，此次回京势必伴随着巨额开支。故而，在启程返京的前几日，他精心罗列了一份详尽的送礼清单，并吩咐家人多方筹措，最终借得白银一万六千两。
在官场交际语境下，礼品馈赠无疑是一项颇具技巧性的事务。张集馨久涉宦海，对于此中门道自是深谙于心。于其返京途中，为确保周全无误，对精心准备的送礼明细反复审视，不敢有丝毫懈怠。
幸赖张集馨行事审慎，此次入京所呈馈赠周全得体，获得京官群体一致首肯。凭借此，他得以在陕西督粮道一职上履职满三载，继而擢升为陕西按察使。
在清代官场，送礼一事蕴含诸多讲究，其技巧之繁复，远超常人想象。
【送给京官的礼统称“敬”。】
清朝初期，就制度规定而言，地方官员的法定收入颇为有限，从律法角度审视，其俸禄数额低微。在雍正帝执政之前，地方官员若进京，需向部分特定京官进献礼物。这些收受礼物的京官，主要为地方官的直属上级，以及与之有同年、同乡关系者。
雍正登基践祚之后，推行养廉银制度。此制度旨在优化地方官员的经济待遇，使他们于地方任上得以安心履职。
然而，雍正帝推行养廉银制度时，尺度把控失当，所定标准偏高。在此之前，地方官员在经济层面常被视作重点扶持对象，然因这一举措，竟迅速跻身富裕阶层。与之相对，曾经被普遍认定为收入丰厚的京官群体，却因此转而陷入相对贫困之境。
雍正帝或已洞察此一弊端，旋即着手提升京官待遇，推行双俸制度。然而，京官群体依旧怨声载道，他们秉持俸禄基数偏低之观点，即便享有双俸，其所得与养廉银之数额相较，仍相去甚远。
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地方官员的俸禄水平较京官竟陡然高出十余倍乃至上百倍，此情形无疑会引发财富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动。
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敬”作为一种衍生的非正规收入形式得以产生。从分类视角而言，“敬”主要涵盖冰敬、炭敬以及别敬这三大类别。
在古代官场的惯例中，“冰敬”乃特定时节外省官员向京官所呈送的财物，其性质类同于现代语境中的降温补贴，于每年炎夏之际，外省官员依规需按时向京官奉送此项费用。与之相对应，“炭敬”则如同保暖费用，每至寒冬，外省官员亦要及时向京官呈献，以表心意，维持官场往来之常例。
从理论层面剖析，即便身处京城任职的官员，其经济状况再为不佳，购置冰炭之物所需费用亦应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然而，以冰炭费用作为名目，从地方官员处获取钱财，此举相较其他方式，似乎更能为其增添几分冠冕堂皇的理由，从而在获取钱财时显得理直气壮。
在清代官场文化语境中，“别敬”的概念较具理解深度。它特指外官因职位迁调需进京履行述职职责，抑或京官获外放任职地方官之际，临时向相关官员呈送的财礼。而“冰敬”“炭敬”与“别敬”，共同构成了清代官场频繁提及的“三敬”体系。
在乾隆一朝，官场中馈赠的模式逐渐趋于定式。随之而来，相关文献便出现了诸如“京信常通，炭敬常丰”之类的表述。
【“敬”要送给哪些京官？具体数额又是多少？】
在官场生态中，礼品馈赠行为通常隐匿于台面之下，属于非公开的运作模式，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为官者皆心领神会。就以督抚这一层级的官员而言，因其位处较高行政级别，故而在官场交往中，需要进行礼品输送的对象相对较多。
在京官体系里，军机处、内阁、六部以及都察院等关键部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那些品秩虽非高位，却执掌重权的司官，亦不容忽视，需以恰当方式表达敬意。
例如，在封建王朝的行政架构中，户部司职全国财政赋税等钱粮事务，刑部则主管各类刑名案件。此二部因工作特性，与各省督抚存在频繁且密切的政务往来。鉴于这种紧密的行政关联，户部与刑部中的郎中、员外郎等官员，便成为重点“关照”对象。稍有疏忽，未对其妥善“周旋”，便极有可能在相关政务推进中遭遇重大阻碍。
布、按、道等职官，因其行政级别相对较低，且与京城诸衙门在政务往来方面范围有限，因此仅向京堂等官员有所馈送。
于官场生态而言，除了对上级予以必要的疏通打点，在京的同乡与同年亦构成重要的政治利益团体。此群体内部基于地缘、年谊等因素，维系着一定程度的情谊纽带。从政治策略角度审视，在面临关键节点或复杂局势时，这一群体所蕴含的能量不容小觑，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针对维系与该群体关系所需的资金投入，必须予以充分保障，丝毫不得懈怠。
此外，任职于特定省份的地方官员，对于该省份籍贯的京官，需有所表示。盖因身处异地为官，需仰仗这些京官的支持与协助。例如，若有浙江籍官员获任广东巡抚一职，便务必要向在京的广东籍重要官员馈赠礼品。
对于其他非关键职能部门，亦需视具体情形进行必要安排。以翰林院为例，其中诸翰林皆擅文墨。当下，其职位看似不显，然从长远仕途发展角度观之，潜力巨大。或经数年积累，便有望入阁拜相，故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实有必要。
诸如鸿胪寺、太常寺、钦天监以及太医院等官署机构，在相关事务往来中，仅需与该衙门长官进行妥善沟通与协调，而无需对机构内所有人员逐一开展工作。
依据野史笔记所载，“三敬”数额遵循既定惯例，以官员官阶为基准，形成差异化标准。不同品级官员所得数额范围为八两至四百两。
通常而言，在既定规制下，各级官员所获俸禄呈现出明确的差异化标准。首席军机大臣的俸禄定为四百两，而其余军机大臣则为三百两，军机章京的俸禄介于五十两至一百两之间。此外，协办大学士、各部尚书以及左都御史，其俸禄均为二百两，侍郎的俸禄则设定为一百五十两。郎中的俸禄标准是一百两，员外郎为八十两。至于翰林以及各部主事，其俸禄范围大致在八两至三十两之间。
或许有读者质疑，仅送八两乃至十几两，似显微薄。然而，此观点有失偏颇。虽单笔馈赠数额看似有限，但考虑受礼人数众多，总体花费极为可观。若欲周全馈赠，所需银两绝非小数，若无万两以上恐难成事。以张集馨为例，其调任陕西粮道时，此项开支竟高达一万七千余两。
在当时的情境下，送礼这一行为与当下类似，需清晰注明送礼者身份及礼品数量，否则易致记录与实际情况难以对应。然而，于礼单上直白标注礼品数额，在官场文化语境中，被视为有失体统之举。鉴于此，官僚群体经思索谋划，寻得了一种应对策略。
若馈赠数额为八两至十两，于礼单之上需题一首八韵或十韵之梅花诗；若所赠银两达数十两，礼单所题梅花诗之韵数亦相应增至数十韵。当馈赠金额进一步攀升至较大数额时，礼单所题则变为贤人诗。而一旦馈赠数额高达三百两，礼单所书便为毛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