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初春，常州城内烽烟四起，炮火连天。这座江南重镇见证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时刻。护王陈坤书与志王陈志书兄弟二人，在这座城市中筑起了最后的抵抗。他们的府邸至今仍在常州城中静静矗立，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对曾叱咤风云的兄弟选择在常州城进行最后一战？为何这场被历史铭记的战役，会以如此悲壮的方式落下帷幕？在这场持续数月的攻防战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常州城的战略地位
常州城北倚长江，南临太湖，东通吴淞江，西接丹阳水道，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使其成为长江三角洲的核心枢纽。城内河道纵横交错，形成＂三山三河＂的独特水陆格局。北城墙下的德胜港，是当时长江水运的重要码头，常年商船云集，货物往来不绝。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首次占领常州时，便着手加固了城内的水利设施。他们在德胜港修建了三道水闸，既可灌溉农田，又能在战时控制水位，阻挡敌军进攻。城内的运河水系被开凿得更为宽阔，可供战船通行。这些水利工程为日后的防御战起到了关键作用。
常州城作为天京东南的屏障，其军事地位尤为重要。从地理位置来看，常州位于苏南平原腹地，南面的运河水网与太湖水系相连，北面通过长江可直达天京。若常州失守，清军便可沿运河南下，切断太平军与浙江、福建等地的联系；也可顺江而上，直取天京。
城内的防御工事同样独具特色。东、南、西、北四面城墙高三丈有余，墙基宽达两丈。城墙上的箭楼、敌台依地势而建，形成多层防御体系。特别是南城墙，由于面向运河，防御工事最为严密。城墙上还建有近百座炮台，分布均匀，火力交叉。
除了城墙防御，常州城外围还有多处军事要塞。西面的青龙山、东面的茅山，都是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常州平原。太平军在这些山上设立了瞭望台，一旦发现敌情，可立即点燃烽火，向城内示警。城外的运河沿线，还修建了十余座堡垒，形成外围防御圈。
常州的军需物资供应也十分便利。城南的圩田地带土地肥沃，年产稻谷数十万石。城内粮仓林立，可储存大量粮食。德胜港的商贸往来，也为军需物资的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太平军占领常州后，在城内设立了军需局，专门负责储备军粮和武器弹药。
正是这样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和充足的后勤保障，使得常州成为太平天国在江南地区的重要军事据点。当李秀成在苏州失利后，便将常州作为太平军在江南地区的新据点。这里不仅可以屏障天京，还可以作为反攻苏州的跳板。
太平军驻守常州期间，还在城外修建了环城堡垒群。这些堡垒沿运河两岸分布，互为犄角之势，既可防御敌军进攻，又能控制水路交通。每座堡垒都配备了火炮，并储存了充足的粮草弹药，可独立作战。这种堡垒群防御体系，在太平军的军事工事中是独一无二的。
二、陈氏兄弟的崛起历程
陈志书在金田起义之初，便跟随洪秀全参与了太平军的创建。起义之初，他担任巡查司职务，负责军纪维护。在攻打永安州时，陈志书率领一支先锋部队，成功突破清军防线，为太平军占领永安州立下首功。这次战役后，他被提拔为营官，开始逐步崭露头角。
1852年，太平军进军湖南时期，陈志书被调到李秀成麾下。在衡州之战中，他指挥部队在城北设伏，一举歼灭清军援军，展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此后，李秀成多次在军议中举荐陈志书，使其得到洪秀全的赏识，被擢升为殿前左军都督。
与兄长不同，陈坤书最初是在石达开部下效力。他在安徽巢县一带活动时，因为在与清军的遭遇战中表现出色，被称为＂陈狮子＂。1854年春，陈坤书率部在全椒与清军对峙，面对清军主力进攻，他指挥部队利用当地水网地形，以小股部队牵制敌军，最终让清军主力陷入泥沼，取得全椒之战的胜利。
陈氏兄弟在军中的崛起，与其特殊的军事才能密不可分。陈志书擅长谋略，在战场上往往能抓住战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军。而陈坤书则以勇猛著称，善于近身搏战，在攻坚战中屡立战功。两人的军事风格虽然迥异，但却能相互配合，形成独特的作战优势。
1860年初，李秀成奉命进攻武汉时，特意向洪秀全请求调陈坤书担任后军主将。在武汉之战中，陈坤书负责守卫后方补给线，成功击退多次清军的偷袭，保障了前线军需供应。这次战役后，陈坤书被封为护王，与其兄长志王陈志书共同驻守常州。
驻守常州期间，陈氏兄弟对城防进行了全面改造。陈志书负责制定防御策略，将城内分为东西南北四个防区，每个防区都设立专门的指挥机构。陈坤书则负责训练新兵，创立了独特的操练方法，使新兵在短期内就能掌握基本战技。
兄弟二人还在常州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他们仿照清军的营制，将部队编为营、哨、队三级。每个营设正副统领各一名，下辖四个哨，每哨二百五十人。这种编制既便于指挥，又适合城防作战的需要。同时，他们还在城内设立军械所，自行制造火药和简单武器，为日后的防御战做准备。
在军事之外，陈氏兄弟也注重经济建设。陈志书在城内设立了钱局，铸造铜钱，用于军饷开支。陈坤书则负责管理商埠，征收商税，为军需筹集资金。这些措施使常州在他们统治期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经济秩序。
1863年春，随着太平天国形势日趋严峻，陈氏兄弟加强了常州的防务。他们在城外修建了一系列碉堡，组建了水师部队，在运河上布置战船，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这些准备工作为后来的常州保卫战奠定了基础。
三、常州城的军事部署与民生
常州城的军事部署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造。首次改造始于1860年太平军初占常州时，陈氏兄弟在原有城防基础上，加固了城墙，增设了炮台。第二次改造发生在1862年春，针对清军的新式火炮，在城墙外围增建了土垒工事，用以减缓炮击威力。第三次改造在1863年底，重点加固了北面临江的城防，并在城内修建了大量地下军火库。
城防体系分为外围、城墙和内城三道防线。外围防线由十二座烽火台和二十四座堡垒组成，形成警戒网络。城墙防线设有四门，每门配备精锐部队把守，城墙上设有固定炮位共计八十二处。内城防线则将城区分为九个防区，每个防区都有独立的指挥系统和补给线。
粮草物资储备是常州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平军在城内设立了六个大型粮仓，分别位于东南、西南、北部等战略要地。每个粮仓都建有地下储藏室，可储存大米、麦面等粮食。据当时记载，仅德胜港粮仓就储存了十万石粮食，足够两万军民维持半年之久。
军需物资的供应采取了分散储存的方式。城内设有三个军械所，分别负责火药制造、武器修理和弹药生产。为防止清军炮击，这些军械所都建在地下，并修建了多条秘密通道与地面连接。同时，在城内各处设立了小型军需库，保证战时各防区能迅速获得补给。
对于城内百姓，太平军采取了怀柔政策。陈氏兄弟下令军队不得骚扰平民，违者军法从事。在粮食分配上，军民待遇一致，每人每月可领取固定数量的口粮。对于城内工匠，太平军给予优待，许多工匠被征调参与军事设施建设，并获得额外补贴。
然而，随着战事持续，军民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1863年冬，由于清军围困日益严密，城内物资开始紧缺。太平军不得不征用民间粮食，引起部分百姓不满。为稳定局势，陈氏兄弟在城内设立了民政司，专门处理民生问题，并开仓赈济贫民。
地方团练势力在这一时期表现出复杂性。城内原有的团练组织被改编为民团，协助太平军维持治安。但在城外，一些团练势力与清军暗中勾结，破坏太平军的补给线。为应对这种情况，太平军在城外设立了巡防营，专门打击敌对团练。
军民合作在防御工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动员城内工匠和壮丁参与城防建设，采用工分制记录劳动量，按工分发放报酬。许多民间能工巧匠为军械所提供技术支持，改进了武器装备的性能。
城内的经济活动仍在继续。太平军允许商贩在指定区域设市，但实行严格管理，防止奸细混入。德胜港码头仍保持有限度开放，主要用于运送军需物资。太平军还在城内开设当铺，允许百姓典当财物换取粮食，缓解了部分民生压力。
这种军事管制下的城市生活一直持续到1864年初。随着清军进攻加剧，常州城逐渐转入全面战备状态。城内实行宵禁，各防区之间设置关卡，人员流动受到严格控制。军民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更加明显，城防指挥权完全集中到军方手中。
四、常州保卫战的经过
1864年2月初，李鸿章部和曾国藩部共十万大军对常州形成合围之势。清军首先在城东和城南方向布置重炮，并在运河上集结战船，切断太平军的水上联系。2月15日，清军开始了第一波攻势，主力军队从东门外发起进攻，同时派遣小股部队在其他方向进行佯攻。
面对清军的进攻，陈志书采取了灵活的防御策略。他命令城内炮台不与清军硬拼，而是集中火力打击清军的攻城器械。在东门外，太平军利用预先构筑的多重壕沟，阻滞了清军的推进速度。当清军攻势最猛烈时，陈坤书率领精锐部队从北门发起突袭，打乱了清军的部署。
战斗持续到2月底，清军调整战术，改为分批轮番进攻，意图消耗太平军的兵力。3月初，清军又在城西增设炮位，形成三面攻势。面对这种情况，陈氏兄弟将防御重点转移到西面，在城墙后方构筑了第二道防线，同时在城内各处设立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增援薄弱地段。
3月中旬的战斗最为激烈。清军在获得新式火炮补充后，对城墙展开了持续轰击。城西的一段城墙被炸开缺口，清军趁机发起猛攻。在这关键时刻，陈坤书亲自率领敢死队出击，在城墙缺口处与清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将清军击退。这次战斗中，太平军伤亡近千人，但成功保住了城防。
4月初，清军改变战术，开始围而不攻，转而构筑包围工事。李鸿章派人在城外修建了三道围垒，并在各处设立炮台，形成持久封锁态势。太平军多次尝试突围，但都未能突破清军的包围圈。到4月中旬，城内粮草开始出现短缺，但陈氏兄弟仍坚持死守。
4月下旬，形势进一步恶化。清军在运河上筑坝截流，导致城内水位下降，引发用水危机。同时，城内疫病开始蔓延，军民伤亡日增。陈志书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包括开凿深井、征用民间药材等，但收效有限。
5月初，清军发动了最后的总攻。这次进攻中，清军动用了所有火力，对城墙进行地毯式轰击。在连续三天的猛攻之下，城防多处出现裂痕。5月4日，清军在南门外炸开一个大缺口，随即发起冲锋。陈坤书率领剩余部队死守缺口，但在清军优势兵力面前难以支撑。
5月5日拂晓，清军主力突破南门防线，从多个方向涌入城内。陈志书组织残部在城中巷战，但已无力扭转战局。当日午后，常州城正式陷落。陈氏兄弟在突围时失散，陈志书被俘，后被处决。陈坤书则带领少数亲信突出重围，但在途中负伤，最终不治身亡。
这场持续近三个月的保卫战中，太平军展现出顽强的抵抗精神。从战术层面看，陈氏兄弟的防御部署颇具特色，尤其是灵活运用机动部队和预备队的战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经验。然而，在清军的重兵围困下，孤城难守的结局终究难以改变。
五、常州战役的影响与意义
常州战役的失败对太平军造成了严重打击。太平军失去了长江下游重要的战略支点，江南地区的军事态势发生根本性转变。常州陷落后，太平军在苏南地区的军事力量大幅削弱，其余据点陆续被清军攻克。这场战役标志着太平军在江南地区的统治进入最后阶段。
在军事层面，常州之战暴露了太平军后期的诸多问题。首先是补给体系的脆弱性，一旦外部联系被切断，孤城难以支撑。其次是火力不足的劣势，面对清军的新式火炮，太平军的传统防御工事难以抵挡。此外，太平军缺乏有效的突围战术，在被围困后未能及时突围，最终导致全军覆没。
常州战役后，清军在江南地区的军事部署发生变化。李鸿章将常州改造为清军的前进基地，加强了运河沿线的防御工事。同时，清军总结了攻城战术，形成了＂围、攻、困、打＂的作战套路，这套战术在后续攻克其他太平军据点时屡试不爽。
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尤为深远。战后，常州城内的建筑损毁严重，特别是城墙、寺庙等标志性建筑。清政府在平定常州后，立即着手重建工作。1864年下半年，清政府拨款十万两白银，用于修复城墙和重建城门。1865年初，又追加拨款，重建德胜桥等重要交通设施。
商业恢复是战后重建的重点。清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如减免税收、发放贷款等，扶持本地商户恢复经营。德胜港码头在战后半年内即恢复通航，重新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商贸节点。到1866年，常州的商业活动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
人口结构也随之改变。战争导致常州城内人口锐减，许多工匠、商人逃离。战后，清政府鼓励难民返乡，并吸引外地人口迁入。同时，大批清军士兵在常州定居，形成新的人口群体。这种人口变动影响了常州的社会结构，新老居民的融合成为战后社会重建的重要内容。
地方治理体系经历重组。清政府在常州推行新的管理制度，加强了官府对地方事务的控制。团练组织被重新整编，由官府直接管理。城防系统也实现转型，由重兵把守改为设立巡防营，负责日常治安。
文教领域同样受到冲击。战争中，许多书院、学堂被毁，典籍散失。清政府在平定常州后，着手重建文教设施。1865年，重建东林书院；1866年，恢复县学教育。这些措施为常州文化的恢复提供了基础。
经济制度出现新变化。战后，清政府在常州推行新的土地政策，允许军功人员获得土地，促进了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同时，引入新式工商业，如开设织布厂、油坊等，推动了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工业的转型。
水利设施的重建具有特殊意义。战争破坏了常州的水利系统，影响农业生产。清政府在战后优先修复水利，并在1866年开展大规模疏浚工程，恢复了运河的通航功能。这些工程为常州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
政治影响持续至晚清时期。常州之战后，清政府加强了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常州成为清军在苏南地区的军事重镇。这一格局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江南地区的政治走向，并在其后的洋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