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的迷雾尚未被现代考古学的曙光穿透之时，人们唯有依仗泛黄的书页，试图拨开历史的重重帷幔，探寻那些被主观笔触与模糊史料交织缠绕的真相。秦始皇，这位华夏初统的帝王，其丰功伟绩如同璀璨星辰，无可置疑地照亮了华夏统一的征途，被后世尊为“祖龙”，功在千秋。

然而，历史的河流中，秦始皇的形象却遭遇了曲折的流转。汉朝初立，虽承秦制，却对始皇功过未多加置评，刘邦亲睹始皇风采，发出“大丈夫当如是”的豪迈之叹，心中满是对这位先驱的敬仰。然而，时光荏苒，汉室对始皇的评价却悄然生变，贾谊于《过秦论》中痛陈“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司马迁亦在《秦始皇本纪》中引此论，似有共鸣。高中课本中，《阿房宫赋》以杜牧那瑰丽的笔触，勾勒出阿房宫的辉煌与哀婉，最终留下“亲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深沉喟叹，直指始皇之暴政，包括修筑长城、秦直道的艰辛，以及焚书坑儒的决绝。在后世史家的笔下，始皇的真实面貌似乎被层层迷雾笼罩，难以窥见真容。

《史记》中，尉缭初见始皇之描绘，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这位帝王阴狠性格的揣测，言其“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仿佛预示着得志后的残忍。然则，历史的长河却以事实反驳了此等偏见，始皇在位时，功臣皆得善终，此等前后矛盾，不禁令人揣测是否为太史公笔端之微妙偏见。即便《史记》未直言，其作为最接近始皇时代的史籍，其观点自然深入人心。提及长城，世人多冠以“暴政”之名，然湖北出土的1155枚秦简，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历史尘封的大门，揭示了长城修建背后的真相——那是一场赋予无数人以稳定生计的壮举。数十万劳工虽历经艰辛，但长城的屹立，不仅抵御了外侮，更在无形中为许多罪犯与负债者提供了生存的“铁饭碗”，他们通过劳动换取自由与温饱，甚至家庭的团聚，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的治理之道？

1975年湖北睡虎地的秦简重现天日，更是为这段历史增添了确凿的证据。它们不仅推翻了“失期当斩”的误解，还原了陈胜吴广起义的另一面，更让世人明白，修筑长城的辛劳之下，实则蕴含着对罪犯的救赎与社会的稳定。劳作成为救赎之路，减刑成为希望的灯塔，长城的每一砖一瓦，都见证着那个时代的智慧与慈悲。如此观之，修长城非但不是暴政的代名词，反而是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一次伟大实践，展现了始皇在统一大业之外的深邃思考与人性关怀。历史的尘埃终将落定，而始皇的真面目，也在这一砖一瓦、一简一牍中，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