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到12月中旬，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共212人。

在这场耗时多天的会议上，中央解决了很多问题，后来有人说，这届大会堪比曾经的遵义会议，因为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邓公的领导人地位，还探讨了关于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同时有四名政治局委员受到了严厉批评。那么，他们究竟是谁呢？后来的结局又如何？

会议的转折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与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接连召开的，中间没有任何停顿。原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讨论农业问题以及讨论改革开放政策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会议做的铺垫。

邓公和陈云在会上提出了向后看和向前看这两个重要口号，也就是这两个重要口号引起了会上部分委员们的探讨以及不同看法。

这些看法纠集在一起，就演变变成了一次重大转折。实际上，在召开中央全会之前，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开会时约定成俗的惯例，邓公第三次复出之后，思考了很久在会上提出，要尽快结束批评小团体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毕竟，斗争持续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已经牢牢拖住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这个决议是相当英明的，因为自从这个决议提出之后，我国将重心真正放到了发展国民经济上去。

从11月26日上午开始，有人提出领导层要增添一批新的同志，此话一出，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因为有些同志觉得提出这样观点的人显然是觉得现有领导人的治国理政能力不足。会议暴露出来问题越来越多，竟到了不知该如何收场的地步。

也正是这天下午，四个有深厚革命斗争经验的政治委员遭到了人们的集中批评。他们为这些批评中感到冤枉的部分做出辩解，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会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有人提出这些同志应该主动解除领导职务。

批评

首当其冲的就是汪东兴，我们来说说汪东兴为什么会受批评吧。要知道，伟人生前，他是很受重用的，是伟人最信任的人之一，负责中南海的安全工作，还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

伟人去世后，他配合华主席叶帅等人立下了大功，如果没有他的助力，整个打击坏人过程是不会那么顺利的。那么，像这样一位功臣，为什么会遭到批评呢？因为他犯了继续推行两个凡是方针的错误。

也就是因为这次错误，中央工作会议上才有同志对他提出了批评。当然，汪东兴现场做了辩解。12月10日，负责组织这次会议的主要领导陈云谈了谈他对汪东兴的看法，他的看法很是客观。

他先是从功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保卫中南海还是打击坏人，汪东兴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陈云直接表达了他对汪东兴的敬意。

可他话锋一转又说：我不说他立了一大功，我说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必要的时刻，做了必须要做的工作。很多人不懂两个凡是是什么意思，笔者简单的说明，凡是伟人做出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伟人做出的指示，都要遵循。

在这个时期，邓公提出的要全面准确性解读伟人思想，要实事求是才是最正确的。

我们在这里不妨打个这样的比喻，如果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那么，整个中国就像是被牢牢束缚着轮胎的车子，怎么跑也跑不快。

还有一个点在于，如果一直将两个凡是的方针坚持下去，那么在特殊年代，有些老革命家受过的冤屈就再也不能够平反了。

在中央会议上，汪东兴对于那些受过冤屈的老革命家复出和冤屈的拨乱没有展现出特别积极的态度，因此，他成了被批评的对象。

有对汪东兴这位老革命家有过深度了解的人，可以发现，从1978年底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汪东兴就开始逐步交权，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一切职务，直接退休回家。

退休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发展，直到2015年，他于北京病逝，享年100岁，是真真正正的百岁老人。他的一生堪称传奇，他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还保卫了全国人民，他的功绩深深被人民铭记。

同志的批评

第二位受到批评的政治委员就是陈锡联，他是邓公麾下的一员猛将，从60年代起，他一直担任辽宁党政一把手，直到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陈锡连开始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972年，伟人亲自点将，让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人们感到疑惑，为什么像这样一位虎将也会受到批评呢？

其根本原因是，在担任辽宁的一把手期间，他纵容了一些人对老革命家的批判，这件事情为很多老革命家耿耿于怀，所以大家对他提出了批评。

1976年，他开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在各级会议上都没有为受冤屈的邓公说过话，这让一些同志感到不满，所以对他提出批评在情理之中。

这次会议结束后，他于1980年辞去了所有重要的职务，开始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后来，他于1999年病逝于北京，他这一生为党和人民奉献了一切，是写在人民心中，写在党史上的革命功臣。

第三个遭到批评的就是纪登奎，1968年时，他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河南省委书记。他主政河南期间有功，但是也有过。因为就在1978年的会议上，各小组对他提出批评的人非常多，甚至达到了30多个。

有人干脆利索的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河南就安定团结不了。能说出这样的话，还是在这样级别的会议上，说明他还是犯了不少错的。

但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四名受到批评的领导人中，重点是前文提到的第一位，纪登奎并非是重点人物，直到他晚年退休时与记者闲谈，也没有过多回忆到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究竟受到了哪些人的批评，受到了哪方面的批评。

有资料能做出证实的是，1978年12月19日，他做出了发言，与其说是发言，不如说是一份检讨。他说，是他跟着讲了一些武装左派的谬论，犯了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的错误，导致很多人被冲击，造成冤案，错案，伤害了军队，干部和群众。

但除了这次会议上批评过纪登奎的人，在有些人还是很替他鸣不平的。这些人说，他主要是犯了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从根本上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他的问题。

不过，具体情况人们不得而知，这次会议被批评过后，他的正式职位仍在，仍是国务院副总理，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出局了。也就是说，他没有事情可管了。

当时很多人都说让这些人退休，可邓公宽宏大量，他说，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由此可见邓公的胸怀。纪登奎后来赋闲在家，于1988年在北京逝世。

赋闲

最后一位就是吴德，他从1966年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1972年又担任军区政委，市委第一书记，可以说，他长期担任着北京市一把手，他的履历是相当丰富的，可在1978年，他也受到了冲击，因为他是北京市的主要领导。

而作为特殊时期斗争情况最厉害的首都，吴德自然也有不可避免的路线错误。毕竟，很多干部都在北京受到了冲击，而这一点和吴德是脱不开干系的，至少这些干部们是这么认为的。从这之后，吴德也退出了政治舞台，和陈锡联一起去了中顾委。

以上四名政治委员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遭到批评的四位，他们在此次会议后逐渐隐退，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心里都时时装着党和人民，他们中有的人，直到高龄时，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出来，可仍然关注着国家大事。

看到新闻联播上有贪腐官员落马，他们会非常生气，因为在他们这一代革命家的眼中，贪污腐败是最令人可恨的行径。

他们希望中国好，希望人民能过上好日子，他们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是犯了错误，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广大的人民群众认为，他们的功是功，过是过，但功比过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