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玺印，古雅精致，文字奇特。其形状、大小、字数均无定制。长方形玺印最多，也有作方形、圆形、椭圆、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的。玺印的印文有朱文和白文两种，内容有姓名、官爵、吉语和肖形图案等。吉语印常见的文字有“宜子孙”“日利千万”“大利贞”“五福”“长乐”“得志”“正行无私”“宜官内财”等。肖形印则有各种人物、动物、器物、建筑、佛像等图案。这些玺印大都铸制精良，文字美观，具有很高的书法和雕刻艺术价值。玺印的质地，多为铜质，也有玉质、银质、金质、铁质和陶质的。

战国玺印以古玺文的丰富奇特而著称。古玺文的字体，有的雄浑豪放，有的秀丽多姿，风格各异，美不胜收。特别是战国玺印中多有鸟虫书文字，屈曲盘绕，变化万端，极尽精巧之能事。鸟虫书即是以鸟、虫形态为笔画的书体。古人将鸟、虫形象与笔画融为一体，创造出这种奇特的文字。战国玺印中的鸟虫书，是玺印艺术中的一个亮点，深受篆刻家的喜爱。学习篆刻者，大都从临摹战国玺印入手，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战国玺印的印面，大都不满白，留有红地，以显示文字的精美。印文布局，随形就势，生动自然。满白文印，即印面文字布满，不留红地，在战国玺印中较少见。战国玺印的边框，有粗细宽窄之分，也有无边框的。边框大都作圆角，也有方角的。边框与印文之间，有的留有空隙，有的紧相连接。玺印的印背多有铸造时留下的范线，也有刻划的阴文或阳文，内容有吉语、官名、地名、铸造者姓名等。战国玺印的印背文字，多为阳文，笔画细如毫发，结体宽扁，与印面文字风格迥异。

战国玺印的铸造工艺，主要有两种：一是翻铸法，二是凿刻法。翻铸法是先制好印模，在模上刻出阳文或阴文，再用陶泥范翻制出阴文或阳文，入窑烧制后浇铸铜液而成。这种方法铸造的玺印，文字清晰规整，精细美观，但缺乏自然生动的意趣。凿刻法是用锐利的刻刀直接在印材上凿刻出文字，然后再经修整、锉磨而成。这种方法刻制的玺印，文字质朴雄浑，生动自然，粗犷豪放。战国玺印，多为凿刻而成。

战国玺印的质地，以铜质为主，也有玉质、银质、金质、铁质、陶质等。铜质玺印因年代久远，大多锈蚀斑斑，但古雅之气盎然。玉质玺印温润光洁，高贵典雅。银质、金质玺印则华贵亮丽，璀璨夺目。铁质玺印多作官印，印文笔画粗壮，边框宽阔，风格粗犷豪放。陶质玺印则较为少见，1978年在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陶质玺印，为战国玺印增添了一个新品种。

战国玺印的钮制，极为丰富多样。常见的有鼻钮、穿带钮、亭钮、兽钮、连珠钮等。鼻钮是玺印中最常见的钮制，形状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三角形等。穿带钮是在玺印的顶部刻一穿孔，以便用绳穿系佩带。亭钮是在玺印顶部刻一小亭形，中有一小穿孔，钮制较小巧。兽钮是在玺印顶部刻一兽形，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连珠钮是在玺印的四周刻有一圈连珠纹，美观精致。这些钮制，不仅增加了玺印的观赏价值，也便于人们佩带和使用。

战国玺印，大多出于墓葬。战国时期的墓葬，往往有殉葬的玺印。这些玺印，有的置于死者腰间，有的置于死者手中，有的则置于死者头部的匣内。殉葬玺印的多少，往往与死者的身份地位有关。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国名将赵奢死后，殉葬的玺印多达五十七枚。由此可见，玺印在战国时期的使用是相当普遍的。

战国玺印的发现与研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最早著录战国玺印的著作，是明代顾从德的《顾氏集古印谱》。这部著作不仅收录了众多战国玺印的拓本，还对玺印的形制、文字、质地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类，为后来的玺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战国玺印得以重见天日。这些玺印的出土，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战国时期历史文化的认识，也为玺印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通过对这些玺印的形制、文字、质地、钮制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战国时期的社会制度、官制、文字演变、工艺技术等方面的信息。

同时，战国玺印的艺术价值也不容忽视。这些玺印的文字奇特、构思巧妙、雕刻精美，展现了战国时期工匠们的卓越技艺和无限创意。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