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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
浙江两千余名优秀儿女，响应祖国的召唤，怀揣着为宁夏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坚定信念，奔赴这片大戈壁滩上的广袤土地。
六十年光阴悄然流逝，曾经的青春少年实现了心中理想吗？
他们的故事，又是怎样扎根在宁夏大地上的？
支援宁夏1958年，一声号召响彻大江南北，全国掀起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潮。
中央决定从1959年起，用5年时间分5批次从浙江动员30万青年奔赴宁夏。
浙江大地沸腾了，支援宁夏建设的热潮如火如荼地展开。
“一人支宁，举家生荣”的口号振聋发聩，响彻大街小巷。
“宁夏羊肉席卷餐桌，牛奶畅饮如水”的宣传语如星火燎原，激发了无数青年对大西北的无限向往。
他们蜂拥而上，将一份份申请书递交给组织，有的年轻人甚至写下血书以示决心，拖家带口，夫妻双双报名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
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一张张《支宁光荣证书》被张榜公布，乡镇公社敲锣打鼓送到每一个支宁人员的手中。
浩浩荡荡的棚车专列缓缓启程，每节车厢里都挤满了怀揣梦想的青年，他们的面庞映射着对未知的憧憬。
故乡的青山黛绿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西北的苍茫戈壁。一路走走停停，3000多公里的路途，仿佛是一条漫漫征途。
然而，青年们心中却燃起熊熊的火焰，对边疆建设的渴望驱散了所有倦意。
宁夏前进农场是第一批需要接待支宁人员的农场。
可这个建场仅有七八年，坐落在贺兰山下荒芜大戈壁的农场，土坯窑洞还是这里主要的住房。
当得知要接纳数千名支宁人员时，农场陷入了困境。
老军工们毫不犹豫地从窑洞里搬了出来，挤进了简陋的马厩和牛棚里。能腾出多少地方是多少，但还是有许多支宁人员没有住处。
农场想尽办法，因陋就简地把支宁人员安排在各连队的礼堂、仓库和教室里住宿。即使这样，还是远远不够。
农场又将戈壁滩上废弃的地窝子修葺一新。修整好的地窝子不够用，农场便开挖新的地窝子，全力解决支宁人员的住房问题。
地窝子方方正正，就像一个个小土盒子。朝南留个口子，就当是进出的门了。门上没有门板，只有一块破布帘子遮挡风沙。
窝子上架几根木棍，木棍上铺些麦草，和上泥土就是房顶了。泥土屋顶坑坑洼洼，基本拦不住风沙。
对于初到宁夏的浙江支宁人员来说，地窝子里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两对夫妻只挤在一个地窝子里一起过日子。
地窝子又小又暗，空气流通差，一到夏天就闷热难耐。土炕上铺着蒿草，睡上去咯吱作响，还时常有跳蚤出没。
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支宁人员并没有退缩。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在荒芜的戈壁滩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光荣支宁人1965年9月，一声声汽笛打破了杭州的宁静。
600余名年轻的身影搭上了驶向宁夏的列车，其中一个瘦削却眼神坚毅的少年，名叫裘志新。
列车疾驰向西，将裘志新带到了银川永宁县。自此，他便扎根于这片土地将青春奉献。
尽管身材单薄，裘志新却吃苦耐劳，在农场总是抢着干最重的活儿。就连修渠筑堤这种粗活累活，他也一声不吭的干了下来。
日复一日的劳动磋磨了多少人的意志，烈日下的汗水似乎只能在戈壁的风沙中蒸发殆尽，留不下任何痕迹。
但裘志新没有退缩，他将江南水乡的坚韧转移到这片荒芜的戈壁滩上。他深信，理想的种子总有一天能开出花来。
在艰苦的劳动中，裘志新也不忘虚心向当地老农求教，掌握了稻秧培育、除草防治、小麦改良等一项项农业技术。
他的身影穿梭在田间地头，用知识为这片荒凉的土地播撒希望。八年后，裘志新调任永宁良种繁殖场，踏上了农业科研的征途。
在茫茫无际的西北戈壁滩上，年幼的裘敏经常跟着父亲裘志新来到试验田里干活。
父亲弯腰选种，他就在一旁扎把子。
烈日当空，空气中没有一丝湿气。裘志新累得满头大汗，便停下来抽袋旱烟，歇息片刻。
晌午，他用土块支起一口锅，煮了两碗清汤挂面，这就是父女俩的午饭。
裘敏常常累得干完活就倒头大睡。可她看到，父亲却一干就是几十年。
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裘志新愣是带领团队配制了超过两万个杂交组合。
裘志新曾这样说过：“我来到宁夏，并非只为填饱肚子，也不是单纯为这里增添一份劳力。我带着知识来的，我要为人民贡献更广大的光和热。”
1981年，裘志新和他的团队创造了一个耀眼的奇迹——“宁春4号”。
这一惊艳品种在大规模推广后，快速传遍内蒙古、新疆等地，甚至被引入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立即成为我国春小麦种植领域里最显赫的宠儿之一。
随着90年代初期的再次改良，“宁春4号”展现出神奇之处：它让宁夏的春小麦亩产从225公斤左右一举跃升至400公斤左右，甚至创下令人瞠目结舌的666公斤的亩产高峰。
至今，“宁春4号”已经遍布覆盖1.4亿亩土地，为我国小麦产量贡献了高达70亿公斤。
这一成就为我国农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那么。几十年过去了，宁夏这片土地上是否还留有他们的影子？
选择回到故乡的人们又是什么原因呢？
山海情贺兰山东麓南北绵延约几百公里的冲积扇地带，坐落着安置浙江青年的六个农场。
浙江青年义无反顾的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荒原上，挥洒着汗水。
他们开垦荒地，治理盐碱，发展生产。一锹一镐，一渠一田，用勤劳在荒原上书写着“塞上江南”的美梦。
他们从育秧到插秧，从施肥到灌溉，每一个环节都向当地人倾囊相授。
原本每亩只能产出二三百斤的水稻，在他们的悉心指导下，产量飙升至五百斤以上，试验田甚至达到惊人的八百斤。
可惜造化弄人。1960年10月23日，1200多名职工正在“八一渠”清理淤土，准备冬灌。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卷席而来，刹那间，天地昏暗，大雨如注。
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让人措手不及。职工们冒着风雨收工返程，却在茫茫荒原中迷失了方向。
夜幕降临，气温降至刺骨的零下几度。农场组织人员连夜寻找，令人心痛的是，找到时已有60多人被严重冻伤。
这种情况的频繁发生，无疑是给满腔热血的支宁人们当头一瓢冷水。塞外的恶劣气候，给在南方长大的浙江青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饥饿的威胁也如影随形。农场生产的粮食要上交国库，职工们只能靠每月13到18斤的口粮度日。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只能靠麦麸和草籽充饥。
虽然农场积极组织职工自救，组织职工到贺兰山上采摘野果和蘑菇，下湖面凿冰捞小鱼充饥。
但由于天气原因，1960年当年整整开荒了3000亩，种上的小麦亩产只有50多斤。到11月份，农场就无粮可供了。
无奈之下，不少青年们只能踏上了返乡之路，只留下荒凉的土地和不尽的遗憾。
在60年代开始的政治运动中，部分浙江青年因因出身问题受到波及，不得不变卖随身物品返回原籍，导致留下来的浙江青年比例大幅下降。
到1961年底，留下的浙江青年不到30%。
此后三十余年归乡的浪潮从未止息，恢复高考的曙光重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支宁浙江人纷纷踏上了返乡之路。
但并非所有人都归去，诸如裘志新先生等一些支宁浙江人及其后代选择留在了宁夏，将这片壮美的大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他们用汗水和智慧谱写了一曲感人的奉献之歌。
不管是选择归乡还是留下，浙江支宁的足迹都曾烙印在西大滩的土地上。
他们将青春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片热土，用热血奏响支宁人壮丽的乐章。
毫无疑问，他们所表现出的勇气、坚韧和决心令人钦佩，这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榜样。
参考文献
马驰. “我是支宁人”：支宁工人集体记忆的媒介呈现与建构[D]. 宁夏:宁夏大学,2022.
陈郁. 奉献青春和终身的北京支宁人-记同心县原统计局局长自成樟同志[J]. 统计与经济,2007(3):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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