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二十二岁就与老师康有为一同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成为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宣传变法，主张君主立宪。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展开了激烈交锋，与保皇的老师康有为也渐行渐远。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回国投身政治，组建进步党，并先后出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和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期间，梁启超还联手学生蔡锷在云南护国讨袁，迫使袁世凯去帝号。凭这些，梁启超无疑是民国初年政坛巨星。但到了晚年，这位政坛巨星却退出政坛，专心研究国学，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文化学者。梁启超的这一转变背后一方面是对北洋政府的失望，一方面则是从政理念的崩塌。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从左至右分别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以及国学院长吴宓

从维新变法时起，梁启超就力主效法西方，政治、经济、科技等等，各方面都学习西方。传统就是守旧，就是落后，唯有全盘效法西方，中国才有出路。这是当时中国大部分有识之士的共识，梁启超对此也长期深信不疑。但一次出访欧洲的经历让梁启超意识到西方并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强大、完美，中国的出路不在西方，而在于自身文化力量。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率丁文江、蒋百里等人登上日本轮船横滨号赴欧参加巴黎和会。一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到处弥漫着衰落的气息。亲眼目睹这一切后，一向主张效法西方的梁启超不由得怀疑起西方文化来。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拥有所谓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的西方竟会愚蠢的投入到一场疯狂的自相残杀中。若是如此，造出了坚船利炮又有什么用呢？只是杀人更多，毁灭的更快。施行代议政治又能如何？议来议去只议出一个自我毁灭的愚蠢决策。四年大战下来，欧洲年轻一代几乎被打光了，一切成果毁于一旦。在伦敦，梁启超下榻的高级酒店连暖气都没有，火柴和糖也成了稀罕物品。爱抽纸烟梁启超不得不把烟戒掉了。其境遇之惨，甚于国内。此时的梁启超年近五十，已为改革变法奔走大半辈子，却最终感叹：“谁又能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竟会从墙角上动摇起来。”

巴黎和会

回国以后，梁启超告别了政治舞台。在人生的最后十年里，他选择了埋头书斋，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讲学。在此期间，梁启超著成了《欧游心影录》一书。在书中，他彻底放弃了科学万能论的迷梦，主张中国要在传统文化上站稳脚跟，不可全盘效法西方。并指出西方文明已经开始没落，只有东方文明才能拯救世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与梁启超所言的不差分毫。

一战后的欧洲

在中华文化体系中，人是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切都是服务于人的。而在西方，唯科学论却代替宗教成为至高无上的信仰。他们认为掌握了先进科学就掌握了一切，殊不知，对科学的过于迷信使他们成了科学的奴隶。一个小小的萨拉热窝事件，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一个没有听说过的人，在一个没有听说过的地点被刺杀了。本不应该引发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如果当时的人们能更多的考虑到战争对人的影响，以外交而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战争根本不会发生。但欧洲各国不这么想，他们对自己的体制和技术非常自信，都跃跃欲试的要发动战争。殊不知，一旦上了战场，就不是人掌控武器，而是武器主宰人。直到制造出原子弹这样的怪胎，人类才意识到了恐惧。然而已经太晚了。或者说人类还没有从科学万能的迷梦中彻底醒来。

时至今日，唯科学论依旧盛行。我不是一个反科学的人，我只是坚持科学是服务于人的工具，而不是主宰人的力量。如果我们完全依赖科学，开车要让智能化代劳、吃饭要机器人喂食、发明创造也承包给计算机，那还要人类还干什么？人类生存的意义又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由科学主宰，这与曾经的人们被神和教会禁锢有什么区别？科学是有用的，但不是万能的，人类最应该依赖的力量来源于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