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孟，你说，要是当年我没那么嘴欠，周青和林慧的事，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老孟没回我，只是叹了口气，往烟灰缸里磕了磕烟灰。窗外的风刮得呜呜响，我站在窗前，盯着远处灰蒙蒙的街道，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今年是1989年，我已经快四十了，可每次想起那件事，心里还是堵得慌。时间越长，越觉得对不起周青和林慧，越觉得自己年轻时候太混账。

事情过去快二十年了，可那天的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1969年，我刚满十八岁，中学毕业没考上高中，家里又没路子找工作。那时候，从北京去农村插队是最热闹的事，街道干部天天到家里劝，什么“到农村去锤炼革命意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说得天花乱坠，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

后来实在扛不住，我就跟几个同学报名去了黑龙江的北原农场。那几个同学里，最铁的是老孟、周青，还有林慧。

周青是我们班长，高高瘦瘦的，脸上总挂着笑，干活能吃苦，脑子也灵活，连队里的人都说他有出息。林慧是个秀气的姑娘，话不多，但干活一点儿不含糊。她跟周青的关系，比普通同学近一点儿。我们几个兄弟都看得出来，可谁也没往外说。

北原农场的日子，不好熬。冬天冷得冻骨头，夏天蚊子多得跟苍蝇一样大。刚来的时候，林慧还哭过几次，可后来哭也没用了。她咬着牙学着干活，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脸也晒得脱了好几层皮。

那时候年轻，不懂什么叫分寸。周青对林慧好，帮她挑水，给她分干粮，连蚊帐都借给她用。我们几个兄弟看着，心里都明白，但嘴上没说破。

可我这个人啊，就是欠，手欠，嘴也欠。

那天晚上，天气冷得人受不了，我们几个挤在宿舍烤火。周青的床头放着个本子，压着一封信，我瞄了一眼，信纸露出来一角。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手一痒就把信抽了出来。

“哎，你们猜猜，这是谁写给班长的？”我拿着信，故意逗大家。

老孟脸一沉：“别瞎闹，赶紧放回去。”

可我偏不听，展开信念了起来：“‘周青，天冷了，记得多加件衣服……’”

信里的话不多，但每句都透着贴心。我读得起劲，宿舍里几个兄弟都笑疯了，只有老孟皱着眉头，小声嘟囔：“别闹了，周青回来揍你。”

我正读得起劲，忽然听见宿舍门“哐”地一声响。我抬头一看，指导员站在门口，脸黑得跟锅底似的。我当时脑子“嗡”地一下，手里的信也掉了。

第二天，连队开了会。指导员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周青和林慧的事说了出来，说他们违反纪律，要严肃处理。林慧当场就哭了，周青低着头一句话都没说。

最后，连队决定把林慧调到另一个连队，周青也被免去了班长职务。我坐在会场里，手心全是汗，连头都不敢抬。

林慧走的那天，没跟我们说话，只是背着行李，默默上了卡车。卡车开远了，我才看见她偷偷回了下头，那眼神里有失落，也有怨。我站在原地，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喘不上气。

周青还留在连队，可人变了。以前总是冲在最前头干活的他，现在话少了，干活也没劲头。晚上，他经常一个人坐在宿舍外的土坡上，盯着天上的星星发呆。

过了几个月，听说林慧回了北京。她家里给她找了个工作，还提了亲事。那天晚上，我喝了点酒，鼓起勇气跑去找周青。

“周青哥，对不起啊，要不是我……”

周青抬头看了我一眼，苦笑了一下：“算了，过去的事了。她回北京挺好的，比留在这里受罪强。”

他说完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风里站了半天，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1974年，周青也离开了北原农场。他没回北京，而是去了南方的一家工厂当技术员。再后来，我们就彻底断了联系。

1979年，我回了北京，有一次在街上偶然遇见了林慧。她穿着浅蓝色的大衣，整个人看上去比以前更有精神了。我们聊了几句，她说她过得挺好，老公是个很体贴的人，孩子也刚上小学。

我支支吾吾地问她：“那……周青呢？”

林慧愣了一下，没说话，最后只是摇了摇头。

直到1982年，我才从老孟那里听说周青的事。他在南方工厂干得不错，娶了个贤惠的妻子，日子过得安稳。我听了松了口气，但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1985年，我因为工作的事去南方出差，特意绕路去看了周青。他已经是厂里的技术骨干，见了我还是那副淡淡的笑容。我们聊了很久，他说他不怪我，说那些事都过去了。我却忍不住跟他说：“对不起，周青哥，要不是我……”

周青没等我说完，就摆摆手：“老弟啊，谁也不是故意的。要不是那些事，我可能还没机会走出来呢。”

他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眼里透着释然。我看着他，心里既难受又宽慰。

回北京的路上，我一直想着他说的话。他比我看得开，也比我想得明白。是啊，生活就是这样，兜兜转转，总会让人找到自己的路。

“老孟，你说，要是当年我没那么嘴欠，周青和林慧的事，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老孟还是没回我，只是抬头看了看窗外，叹了口气。

外面的风还在刮，吹得树枝“咔咔”响。我站在窗前，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