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县域经济，苏州的绝对优势让无锡、常州望尘莫及。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四大县级市常年霸榜全国百强县前十，而无锡仅有江阴一城能与之抗衡，常州更是自武进撤市设区后彻底退出县域经济主战场。

苏州县域经济究竟做对了什么？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苏南模式的哪些分化与嬗变？

苏州县域经济的强势，根植于其独特的“双核驱动”模式。自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以来，苏州便将发展重心向县域倾斜，形成“强县弱市”格局。反观无锡和常州，市区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江阴、宜兴、溧阳等县级市更多扮演资源输出角色。这种战略差异在改革开放初期便埋下伏笔——当无锡忙着打造“小上海”、常州专注“工业明星城市”建设时，苏州县域已悄然开启乡镇企业转型之路。

苏州各县的“觉醒”更得益于对全球化机遇的精准捕捉。昆山1984年自费创办开发区，张家港1992年“抢跑”保税区，这些突破体制的大胆尝试，将县域经济直接嵌入全球产业链。相比之下，无锡江阴虽以“华夏第一县”闻名，却因过度依赖传统制造业陷入路径依赖；常州武进撤市设区后，县域经济自主权被削弱，错失新兴产业布局窗口期。

苏州县域经济的爆发式增长，离不开独特的“放水养鱼”机制。市级财政对县级市实行“核定基数、超收全留”政策，昆山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430.2亿元，超过中西部多个省会城市。这种“富县强县”的财政体制，赋予县域极大的发展自主权。

在土地资源配置上，苏州独创的“飞地经济”模式打破行政壁垒。太仓港与上海港的深度联运、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的跨省协作，使县域经济突破地理边界。而无锡江阴-靖江工业园区、常州溧阳接轨南京都市圈的尝试，因行政协调成本过高难成气候。制度创新的差距，最终体现在发展动能上。

苏州县域经济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其持续的产业升级能力。昆山从笔记本电脑代工基地转型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常熟布局氢能、声学产业，建成全球领先的创新载体；太仓深耕德企特色，聚集430家德国隐形冠军。这种“一县一产”的精准定位，构建起错位竞争的产业生态。

江阴虽然培育出海澜、阳光等民企巨头，但传统纺织、冶金产业仍占规上工业产值40%以上；宜兴环保产业面临瓶颈，尚未形成爆发式增长点。常州溧阳虽押注动力电池，但核心企业仍属市属国企外溢产能。当苏州县域开始培育“链主”企业时，无锡常州县域更多扮演着产业链配套角色。

苏州县域经济也面临转型阵痛。昆山外贸依存度高达150%，受全球经济波动冲击明显；张家港重化工业占比超60%，碳达峰压力巨大。而无锡江阴正在打造“科创江阴”，常州溧阳聚焦新能源储能，这些新兴布局可能重构竞争格局。

更深层的挑战来自行政区经济与都市圈经济的碰撞。上海大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多重战略叠加下，县域经济单打独斗模式能否持续？当无锡加快市域一体化、常州推进“两湖创新区”建设时，苏州是否应该警惕“强县弱市”带来的资源碎片化风险？

苏州县域经济的成功，本质是市场化改革与县域自主创新的胜利。但这种发展模式，正在遭遇都市圈时代的严峻考验。对于无锡常州而言，与其在县域经济赛道追赶，不如在都市圈协同中寻找破局点。毕竟，长三角的竞争早已超越单个城市的较量，转向更宏大的区域经济版图重构。在这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中，暂时的领先从不是永恒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