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在东北那旮旯的白茫茫大山和黑黝黝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
由于是“小势力面对大国家”，靠着骑马打天下。清朝刚开始那会儿，领导人特别勤奋治国，只用了短短一百多年，就打造出了一个能和汉朝唐朝最繁荣时候相媲美的康乾盛世。
经过研究，发现在乾隆朝快结束的时候，咱们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排到了全球头一名。
为啥曾经那么牛气冲天的经济繁荣，在一百多年后就比不上西方国家了，碰到厉害的船和炮就显得特别脆弱呢？
虽然每个朝代都会有兴盛和衰败的时候，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要是衰败得太快太猛，还是会让人觉得非常震惊。
在那种与世隔绝、环境封闭的年代，骄奢淫逸的风气像野草一样疯长，狠狠地加速了清朝的衰落。说实话，清朝政府的腐烂，从晚清时候两江总督曾国藩那点微薄的薪水里头，就能看出点门道来。
【“嘉道”中落，渐成颓势】
清朝开国后的头一百多年，统治者们都非常用心地管理国家。到了康熙皇帝在位的中期，清朝就逐渐进入了一个非常繁荣稳定的阶段。那时候，国家安定，百姓生活富足，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
跟明朝比起来，那时候的疆域领土直接翻了一番还多。乾隆朝快结束的时候，人口数量也是噌噌往上涨，从清朝刚开始的9000万人，一路飙升到了3个亿。
康熙早期时候，虽然打了场平定三藩的大仗，花了不少军费，但到后来，国库里的银子还是挺多的，有记载说“户部存着的银子，经常都是好几千万呢。”
这时候的清朝看起来可真是繁荣昌盛，一片大好，但老话说得好，“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个曾经站到顶峰的王朝，其实暗地里藏着大问题——那就是贪污腐败。
经济的大发展让一向勤勉治国的乾隆皇帝慢慢放松了下来，他开始沉迷于自己过去的辉煌成就。
乾隆六次南巡江南地带，一路上边走边赏景。负责接待的地方官员们大搞建设，拼尽全力要弄出那种豪华又热闹的场面。
有些王爷贵族和大商人瞅准机会，对老百姓进行压榨，他们巧立名目收税派活，无节制地搜刮民间财富。很快，社会上就弥漫起了一股奢侈腐败、中饱私囊的不良风气。
和珅这位大臣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他特别会拉帮结派，搞些不正当的手段，还因为贪污受贿出了名。
和珅在六部机关和各地方的总督巡抚那里，拉帮结派，安排自己的人，织就了一张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然后，他仗着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大肆贪污，收受贿赂，积累了巨额财富。
听说，在和珅家被搜查后，老百姓中间就开始传这么一句话：“和珅一倒台，嘉庆乐开怀。”这话不难看出，和珅在朝廷里掌权的那23年里，自己偷偷攒了多少不义之财。
嘉庆年间，有个满族人叫阿克当阿，他当上了两淮盐政的大官。那时候，他可真是捞钱捞到手软，家里的金银财宝多得数不清，简直就是当地的首富，没人比得过。老百姓们背地里都叫他“阿财神”，意思就是说他有钱得跟财神爷似的。
当过道光、咸丰、同治三代皇帝手下地方官的张集馨，他以前还做过江西藩司。在他的自传《年谱记录》里头，他直接说了，那时候的官员啊，只要手里有那么点儿权力，几乎都逃不过贪钱犯法这一关。他做官去过的那些省份，个个省里都有人悄悄拿公款往自己腰包里塞。
每年，那些贪官污吏偷偷拿走的官银，少的也有个几百万两，多的能超过一千万两。
在张集馨的描述里，那些惊人的数字显得稀松平常，这就能让人想象到，那时候清朝官场上贪污腐败的风气是多么地横行霸道。
经查，乾隆四十二年那会儿，国库里头还堆着八千多万两银子呢。可到了嘉庆三年，银子就哗哗地少了，连两千万两都不到了。再到道光三十年，更是惨，就只剩下八百九十六万多两了。
在嘉庆和道光那时候，国家就已经有点走下坡路了。到了晚清的最后几年，贪污受贿的风气那简直是越来越猖獗了。
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不景气，清朝的钱袋子好像是越来越瘪了，眼看就要见底了。
【中兴之臣，箪食瓢饮】
曾国藩诞生在晚清那个逐渐衰败、动荡不安的年代里。
那时候，社会问题一大堆，各国列强都盯着咱们这块地儿，清政府里头更是烂到根了，那个老封建王朝眼看就要垮台了。
可以说，“中国那老旧的封建制度，经过两千多年历史长河的浸泡和冲刷，已经从骨子里烂透了。”
这位两江总督，虽然出身湖南的一个小山村，但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他却坚持着极其难得的勤勉与节俭的好习惯。
曾国藩来自一个既种田又读书的家庭，他五岁那年就开始上学认字，后来进了村里的学堂，书读得很杂，啥学问都沾了点边。
他二十六岁那年就考上了进士，被挑中进了翰林院，当上了庶吉士。
明清那会儿，有个特别的官儿叫翰林院庶吉士，这官儿不是谁都能当的，得是从考中进士的学霸里头挑出来的佼佼者。他们就像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专门负责给皇上写诏书啊这些重要的东西。
明朝那会儿，有个很厉害的内阁大佬叫张居正，还有后来大家都夸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他们俩一开始啊，都是庶吉士。
曾国藩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选为了庶吉士，那时候他的官路看起来特别顺畅，前途无量。不过呢，他在翰林院的那些日子里，经济状况却一直不太好，说得直白点，就是挺拮据的。
曾国藩刚开始要去北京上任那会儿，全身上下加起来，连去京城的路费都不够。没办法，他只能去找好朋友借钱。他在日记里简单记了一笔，“找大启借了进京的路费，大启爽快地答应了。”
曾国藩在清朝那会儿，当的是个七品京官，那会儿这官职一年的俸禄是45两银子。而且啊，除了这些银子，每两银子还能换点禄米，加起来一年能有22.5石禄米。就这些，构成了他全部的收入来源。
那时候，一石粮食的价钱是1两5钱4分银子，照这么算的话，曾国藩一年到头挣的钱加起来大概是124两6钱5分。
有人拿古代银子买粮食的能力来对比，算出道光那时候一两银子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70块钱左右。
按照这个换算标准来算一下，就能明白曾国藩一年的全部收入也就两万多一点，差不多两万一千块左右。
换算成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就是1765块钱左右。
这么点儿工资，连曾国藩在北京的基本生活开销都罩不住。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那会儿，曾国藩搬到了绳匠胡同去住。他每个月得付二十千文的房租，折算下来，就是十三两多点的银子。
这样一来，曾国藩一年到头光房租就得花掉160两银子，他全部的俸禄压根不够交房租，更别提日常吃饭穿衣还有社交活动了。
清朝时期，虽然有过让官员拿低工资的规定，可那所谓的“低工资”少得可怜，压根就不够京城的官员们养家糊口，这事儿听起来真是让人不敢相信。
曾国藩在京城官运亨通，当了七年多的京城大官，但让人意外的是，像他这样身份显赫的人，居然连回家探亲的银子都凑不齐。
曾国藩自嘲遇到三大难关：头一桩就是在京城欠下了五百多两银子，根本没法还；再加上回趟老家，路费还得四百两银子，这钱更是难搞到手。
另一个顾虑是，如果自己一个人回家，短时间内可能回不了京城，那样一来，在京城的家人和老家的事情都会让我分身乏术，两边都照顾不过来。可要是我带着家人一起回去，一方面路费会更加吃紧，难以承受；另一方面，老家那边也没有现成的房子可以让我们住下。
他另外还顾虑，要是自己在老家待的时间太长了，职位可能会被别人顶上，等自己再回京城，说不定就没岗位可安排了，到时候就只能闲着没事在京城晃荡了。
说白了，曾国藩遇到的那三个让他头疼的难题，说到底都是钱不够花闹的，归根结底就是“穷”这个问题，躲都躲不掉。
张集馨写的那些省份，每年偷偷吞掉的官银多得吓人，足足有好几百万呢。可奇怪的是，像曾国藩这种朝廷里的大官，却为了区区几百两银子头疼不已。说起来，清朝末年官场上的清廉和贪腐，差别真是大得让人不敢相信。
让人惊讶的是，曾国藩由于朝廷给的薪水不多，他平时穿的官服上竟然还打着补丁。
曾国藩天生就有种怪病，皮肤痒得要命，叫“莽鱗癖”。由于手头拮据，买不起药，他只能将就着用盐水泡泡身子，权当止痒的法子。
一个曾担任号称“天下第一美差”的两江总督，官居一品的大人物曾国藩，竟然遭遇了那样尴尬的场面，真是让人大吃一惊。
但惊讶过后，心里头不由得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当了三年知府，腰包鼓鼓装满银”，这话把清末官场那贪婪样儿说得透透的。但曾国藩这家伙，却是个穷光蛋，靠清廉在世上站稳脚跟。就连他死后，儿子还得东拼西凑借钱，给家里人瞧病呢。
左宗棠在家书中提及：“那些为国家中兴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臣后代，竟然也会陷入饥饿困顿的境地，由此可见，文正公的清廉品德，实在值得后人效仿。”这与清朝皇室成员们那种奢侈享乐、纸醉金迷的生活，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虽说清朝早已没了康乾盛世那会儿的辉煌，但也不至于糟糕成现在这个样子。真让人纳闷，那些清廉正直的一品大官，怎么就会落到家里啥都没有，穷得叮当响的地步呢？以前国库里那么多钱，都上哪儿去了？
【上行下效，大兴贪腐之风】
晚清时期，政府里头的贪污和混乱，看看曾国藩一辈子过的清苦日子，就能明白个大概。他一辈子都过得紧巴巴的，这正好反映出当时朝廷的问题有多严重。
说白了就是“上面怎么做，下面跟着学”，要是贪污受贿成了官场里的常事儿，那多半是因为上头的人先带了这个头。
晚清那会儿，慈禧老佛爷爱讲排场、图享受，这股子风气也悄悄在朝廷里蔓延开来。不少官员有样学样，跟着慈禧的脚步，开始动手脚捞钱，一门心思扑在玩乐享受上。
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讲排场，对新鲜玩意儿也很感兴趣。除了忙国家大事，她还老爱请外国的大使啊、官员的太太们进宫来吃饭，每次都得花上一大笔钱。
据说，慈禧太后跟皇上每天吃饭都得花上二百两银子，要是碰上摆宴席，那花销就更没法估量了。
慈禧太后每天吃饭花的钱，竟然比一品大官一整年的工资还要多，这“一天”和“一年”的对比，真的是让人大吃一惊。
这么一看，清朝国库里头钱越来越少的原因，还有那些官员们薪水低得离谱的事儿，好像都找到了说得通的解释。
1890年的时候，慈禧太后想好好享受一番，就特别想建颐和园。但那时候，清政府的钱袋子紧巴巴的，根本凑不齐那么多银子。
因为慈禧太后的强硬要求，醇亲王奕澴没办法，只能把原本打算用在海军发展上的一部分钱，转去建了颐和园。
最终，颐和园这座精美绝伦的皇家园林顺利落成，但另一边，近代海军却因为资金短缺，始终没能发展起来。这事儿也给后来甲午中日战争咱们吃了败仗，埋下了伏笔。
1904年那时候，刚好碰上慈禧老佛爷过七十大寿。
那时候，清朝政府已经跟日本签了个挺丢人的条约，就是《马关条约》。这条约上说，清朝得给日本赔上2亿两白银。
在那个既丢脸钱包又紧的时候，慈禧太后表面上说要节俭，公开宣布不接受大臣们送的寿辰礼物，但背地里，她却悄悄吩咐自己的心腹手下，照单全收，一点不落。
奕劻等军机大臣接到慈禧的暗示后，就偷偷给各省的督抚们发电报，让他们拿出自己薪水的两成来“一起上供”。
盛宣怀大臣精心挑选了一些稀有的宝贝，像珍贵的玉器、绚烂的珊瑚这些难得一见的东西，还加上了几幅宋元时期大咖的字画，拿去给慈禧太后庆祝生日。这一番心意，可把慈禧太后高兴坏了，真是深得她老人家的喜爱。
当全国的有志之士都在忙着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慈禧太后带领的那帮人却还在贪图享乐，这不就是在给封建王权的倒塌加速吗？他们一点也没意识到国家的危机，只顾着自己享乐，这能不加快王朝的终结吗？
如果一个朝代的领头人都这样了，那怎么能指望朝廷里的官员全都是清正廉洁、不受污染的人呢？
就像大诗人白居易所感叹的，如果上面的领导喜欢奢侈，那下面的贪官污吏就会趁机放纵；要是领导贪图利益，那底下的搜刮民财之徒就会使劲使劲地捞好处。
历史资料上说，跟大太监李莲英结拜的那个铺子老板，就借着光绪皇帝结婚这一档子事儿，赚了上百万不止。
李莲英借着慈禧的威风，干起了买卖官职的勾当，把那些官位当成商品，直接标上价格，只要你钱给到位，就能捞到个一官半职。
很明显，晚清那会儿，当官的体系早就烂透了，被贪污、收黑钱这些坏事给搞得乌烟瘴气。
当官的很多人把贪污当作赚钱的快捷方式，而那些掌权的大人物好像根本没看到这一点，只顾着自己享乐。
那时候，两广地区的头儿袁树勋遭人举报了，说他老是爱贪小便宜，干些违法的勾当，对上头瞒报，对下面糊弄。在他管的地界里，愣是一件对国家和百姓有好处的事儿都没干过。
听说，袁树勋刚到湘潭那会儿，就私吞了二三十万的款项。后来他去了上海，居然拿官银去放高利贷，赚了个盆满钵满，足足有七八十万之多。再到广东做官时，他又借着禁赌的名义，从地方商人那里捞了三十万的油水……
袁树勋所干的那些事儿，其实只是他贪污行为里露出来的一点点，他也就是晚清时候，那些地方官贪污的一个代表而已。
曾国藩也当过两江总督这等大官，当官几十年，去世的时候，家里所有钱财加起来才勉强有两万两白银。反观袁树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攒下了超过百万的巨额财富。
清朝末年，官场早就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权力和金钱交换的地方，这种政治上的极度腐烂和混乱，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到处都是受苦受难的人。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一些报纸文章直白地说，清朝的统治已经烂到根里了，简直就是病得没法治，彻底没救了。
1912年的时候，清朝的最后一任皇上溥仪宣布不再当皇帝了，这意味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时代就此结束。
回望晚清那段沉痛岁月，你会发现，在国家快要崩塌那会儿，也有好多有胆有识的人站出来，想要力挽狂澜，拯救国家。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努力最后都变成了走过场，没能让这个走向末路的王朝重新站起来。
背后的原因，说白了就是那些官员搞小圈子、中饱私囊，这事儿他们得负主要责任。
可以说，清朝末年那几年的腐败问题，就像是给封建社会敲响了警钟，让它的根基开始动摇，也更快地把清朝的统治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