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深情地说：“徐老，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这句话至今仍广为流传，它不仅体现了两位伟人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还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佳话。1937年的延安，虽然冬天依然寒冷，但中共中央为徐特立举办的六十寿诞却让整个延安都感受到了温暖。原来，这位低调的徐老竟是毛泽东的老师。尽管毛泽东一直很尊敬徐老，但徐老谦逊的性格让他从未宣扬过这段师生关系。直到寿宴之后，延安的人们对徐老的尊敬更上一层楼，这让徐老感到有些不自在。有一次，一位领导对徐老的孙女说：“您爷爷真了不起，竟然是毛主席的老师！”徐老一听，脸都红了，赶紧说：“别这么说，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日老师，毛主席才是我终身的老师。”以后无论谁提起这件事，徐老都是这样回答的。毛泽东听后，幽默地反驳：“这可不对，你本来就是我的先生，怎么现在不想认我这个学生了？”徐老则诚恳地回应：“润之，我没说错，要不是你，我还是个长沙城里的书呆子呢。”两人相对一笑，这笑声中充满了革命情谊和对彼此的敬意。那么，是什么让徐特立一直坚持称毛泽东为“终身老师”呢？这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地位吗？让我们一起深入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去探寻背后的故事吧。

徐特立，这位湖南长沙县出生的贫苦农家孩子，1877年踏入人世。在那个知识能打开命运之门的年代，徐家却因没人识字而常常被欺负。为了改变家里的境遇，大家伙儿凑钱想培养一个孩子成才，徐特立因为聪明伶俐，自然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九岁那年，他就开始了私塾学习，可六年后因为家里穷，不得不停下脚步。后来，一直等到二十八岁，他才有机会重返校园，考进了长沙新开的师范学校。

毕业后，他成功加入了长沙知名周南女校的师资队伍，开启了教师生涯。在那里，他的爱国热情和坚强性格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那时候，清政府跟外国签了不少不公平的条约，全国人都炸开了锅。徐特立在教室里激昂地讲着这些事，说到动情处，他哭得不能自己，还狠心割下了自己的小拇指，用血迹斑斑的手指写下了一封愤怒的控诉信。这位教书先生为民族尊严做出的这一惊人之举，很快就传遍了湖南，徐特立也因此被尊称为“最有血性的老师”。1914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从此与徐特立结下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在那六年里，徐特立凭借他的博学多才、先进思想和崇高品德，对毛泽东的学习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说过，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最敬重的两位老师是杨怀中和徐老先生。徐老先生也对毛泽东非常赏识。后来，毛泽东组织了一场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活动，徐特立就利用健学会让老师们一起去向张敬尧要工资，还到处揭露张家的恶行，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

1919年，年过四十的徐特立放着校长不做，带着学生们一起去了法国去勤工俭学，成了那个年代最年长的留学生。按理说，四十二岁的人了，应该安享晚年，可他心里那个用教育来救国的梦想像火一样燃烧，于是他又开始了新的学习旅程。1924年回国后，他一手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同时兼任长沙师范和长沙第一女师的校长，因“一身三校长”的称号而声名鹊起，成了湖南的知名教育家。那年年底，毛泽东从武汉回到长沙，特地前去拜访了他的恩师徐特立。师生俩见面特别温馨，徐特立就外国教育的情况还有他想要用教育来救国的想法，跟毛泽东聊了起来。毛泽东就中国当时的重大问题跟徐特立聊了一通，讲起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理念，还有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关键作用，还劝徐特立去趟农村看看。这一番话让徐特立对中国革命有了全新的看法。

1927年春天，徐特立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到长沙县周边的农村考察了一周。他亲眼见证了在农民协会带领下，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看到“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情景，他既感到意外又很高兴。调研完成后，徐特立果断抛弃了以往“教育救国”的理念，决定投身于革命洪流。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对共产党人进行残酷打压时，徐特立不畏危险，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划清界限，并在五十岁的高龄勇敢地加入了共产党。在南昌起义那会儿，他可是个关键人物，既是前敌委员会的委员，又是二十军第三师的政治部主任。结果起义军南征不顺，党中央就派他去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深造，还让他去参加了在莫斯科开的党的第六次大会。1930年冬天，已经53岁的徐特立历经波折，终于抵达了中央苏区，跟毛泽东老师又见面了，两人激动得彻夜长谈，感叹万千。

徐特立想要去前线拼杀，毛泽东却诚恳地说：“我让您加入革命，可不是让您去战场，我们共产党正缺少像您这样的教育人才。现在苏区急需您这样的老师来发展教育，就请您担任苏区的红色教育家，负责抓好这边的工作吧。”徐特立听了毛泽东的话后，高兴地投身到苏区的教育工作中，他陆续创建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和中央农业中学等多所学校，对苏区的教育事业贡献良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徐特立出任教育部部长。在中央苏区处于低谷时期，徐特立不惧流言蜚语，经常探望毛泽东，给予他鼓励和支持。毛泽东就劝告老师别分心，专心致志把教育工作做好。师生俩互相鼓励，共同度过了那段不容易的时光。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部队被迫踏上长征。那时快六十岁的徐特立不骑中央给的马，靠着拐杖，手里还拿着根红缨枪，硬是走完了那二万五千里艰难的长征路。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掌管了红军，当这个好消息传来，徐特立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紧紧地抱住董必武，不停地说：“太好了！太好了！党、红军和革命都有救了！”到了延安，徐特立还成了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的厅长。1937年2月，在徐特立的建议下，鲁迅师范学校在陕甘宁边区应运而生，成为中共首个培养教育干部和小学教师的学校。到了1940年，徐特立又创立了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并自任校长，同时还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尽管已过花甲之年，他依然精神抖擞，为革命事业不知疲倦地奋斗。在抗战和解放战时期，尽管毛泽东事务繁多，但他对老师的日常生活始终关心。有一次寒冬里，他去看望徐特立老师，结果发现老师的屋里竟然没个热水壶。

回到住处后，他赶紧让人把自个儿常用的热水壶送给徐特立，这一小举动让徐老特别感动。到了1947年2月，毛泽东又提议中央给徐特立庆祝七十寿辰，徐老因此成了中央历史上唯一一个两次享受寿辰庆祝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一直干着中宣部副部长的活儿，还成为了中共第七届和第八届中央的委员。到了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在北京离开了我们，享年91岁。这位老革命家五十岁投身革命，后半生一心一意搞教育事业，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毛主席还夸他是个“坚强的老战士”。徐老晚年常跟家人和朋友提起：“要不是毛主席，我可能不会投身革命，所以你们可别乱说毛主席曾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我的学生，但对我影响深远，成了我一辈子学习的榜样。”

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徐特立对毛泽东的崇敬和感谢。毛泽东不仅是他的老学生，还指引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启发了他的思想，成为了他人生的指路明灯。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让徐特立的人生大转弯，他从只想通过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对徐特立来说，毛泽东不仅是学生，更是他一生的导师。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师生关系，不仅彰显了共产党人尊敬老师的传统，也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高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