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3日，我参军来到驻扎在江苏省宜兴县川埠乡蒋立村龙头山脚下的新兵教导团，团里刚刚由步兵团改编，团政治处主任张三旺，72年兵，河南省伊川县人，爱人在杜康酒厂工作，参加老山前线作战胜利后，到我们团任政治处主任。
其时，团以上干部穿的是马裤呢制服，看着特别威严。我当兵见到的第一个团首长，就是张三旺主任。
大概是我来到部队的一个月左右，张三旺主任在团报道组组长、79年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老大哥袁帮生的陪同下，到了我们新兵六连，专程来看望我。是文书陈水明，把我从大操场叫到连部的。尽管我们连长肖世忠、指导员文畅夫（老山前线参战）都在场，但突然见到这么大的首长，我心里仍然紧张。张主任十分和蔼地问起我的经历、家庭情况、发表的新闻稿件，特别亲切，就跟我的长辈一样的温和。我紧张的情绪，一会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张主任对我发表的新闻稿件兴趣很浓，我向首长重点汇报。当兵前，我在乡工业办公室当会计（同时兼任乡团委副书记、乡政法委委员），在县广播站发表了12篇广播稿，被聘为特约通讯员。当时，我所在的江西省丰城县段潭乡的乡办企业很是火红，羽绒厂、建筑队在县里颇有名气， 10多家乡办企业也都蓬勃向上，还有少许的村办企业。
至今清楚记得，1984年10月，我写的第一篇广播稿——《石头打开致富路》，讲的是我们三塘村委会村办企业开山挖石的故事，那时的政策是鼓励靠山吃山的，当然，现在是不允许破坏生态环境了。稿子发出第三天，吃过晚饭，与乡政府几个同事一道散步，突然听到县广播站女播音员甜美的声音，响亮飘荡在清水湾的大道上：“本站通讯员邬晓华报道：《石头打开致富路》······”平生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名字，我高兴地蹦了起来。这一蹦，从此便决定了我人生的走向。试想，如果没有这第一篇稿子，没有新闻经历，当兵就不可能进团报道组，也就没有我后来的兼职新闻干事，组织干事、副科长、副处长、处长。
张三旺主任看了县广播站颁发给我的特约通讯员证书，鼓励我多写连队官兵事迹。这时，连队训练结束，副连长周国平、排长叶松田（他们都是从老山前线打仗归来的功臣，我至今与他们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也都闻讯赶来陪同张主任。他们平时十分爱护我这个喜欢写字、写作的新兵。这会，特意向张主任介绍了我的综合表现及训练情况。
连领导又介绍起我会写毛笔字的特长。张主任一听，饶有兴致，让我现场演示。我在一张白纸上，挥笔写下：“我爱军营”柳体，楷书大字。首长连声叫好！一会，张主任提起毛笔，给我题写：“当个好兵”！这四个字苍劲有力，大气飘洒，以示对我鼓励，还落了款，唯欠一枚印章。首长书法功底深厚，可惜我不懂得收藏。也许这件作品，被我们心细如麻的文书藏了起来。我想，这极有可能。前年，我跟文书一块聚了3天，下次再见他，记得向他讨字。
新训半年结束，只一两天功夫，全团1500多号新兵，除留团里的30几个新兵外，全都被集团军所属战斗部队接走。顿时，团里空荡了起来，我被留下。
一个礼拜后，我接到人生第一个调令，调团政治处电影组。背包都打好了，指导员正要送我去报到，袁帮生老大哥走了过来，告诉我，调令暂收回。新兵连里，我们学过保密守则，不该问的坚决不问。心里却在打鼓，难道调政治处要泡汤了？后来得知，如果调电影组，新放映员都必须去师电影队培训学习，张三旺主任担心把我送过去了，就回不来。师电影队队长确实在半个月前，来连队看过我，有那个要调我的意思。同时，张主任心里还是倾向我进报道组，这是后来张主任亲自给我解的密。
第二天，1986年5月17日，仍旧是袁帮生大哥过来的，送来第二个调令，调我进团政治处报道组，这其实是我内心最向往的地方。我生怕又有什么变故，三下五除二，立即打好背包，竟忘了跟连队首长一一告别，就开赴团报道组了。
张三旺主任因夫妻分居两地，业余时间充裕。晚上，张主任经常来我们报道组，谈稿，也谈心，时常坐在我的床铺上，兴奋起来，有时还脱掉鞋子，盘腿而坐，一副轻松怡然的样子。
我们团报道组共4个人。组长袁帮生，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其时当排长已经8年整了，一直编外，为人老实厚道，重情讲义，甘于吃亏，擅写通讯，摄影水平尤佳；班长王泽胜，安徽省寿县人，城市兵，写稿不多，但有质量，我调报道组当年，他便退伍回家分配工作了；和我同时调入团报道组的，是新兵曹振乾，安徽省宿县人，父亲乡干部，当兵前在报纸上发表过3篇像模像样的新闻消息，起点比我高，上进心也挺强。我和曹振乾携手共进，合作了不少稿件，基本上每天，我俩写稿要到凌晨2时左右，才肯睡觉。
张三旺主任首先教我们做人。张主任年少丧父的苦难，年迈老母的坚强，中学求学的艰辛，老师同学的友情，老山参战的英勇，一桩桩、一件件，都深深烙在我灵魂深处。
我进报道组后急于见报，一度采访作风浮飘，通讯中写3个故事2个是真的，一个是自己瞎编的。张主任一眼洞穿，对我严肃批评，叮嘱我立即下连补充采访，否则，稿子坚决不发。
我烟瘾很重，一天要抽两包，那时每月津贴只有12元，小口袋月月紧张。见地方小报发表作品容易，而且稿费比部队高好几倍，诱惑力很大。为有效补充我的烟资，一段时间，我沉醉于写军民共建，屡试不爽。张主任发现我的苗头不对，提醒我说：“报道员姓军，不姓民，要对好镜头，用心讴歌部队、宣扬官兵”！
张主任亲自给我改过几次新闻稿。内容已记不太清了，印象最深的是改标点符号。刚进报道组的那会，我书写速度较快，标点符号写得很小，有时候逗号、顿号就不太分。有个稿子，张主任一个字未改，光改标点符号，我数了一下，改了80多处。特别是每个逗号，在张主任的笔下，在我看来，就像一颗颗有生命的豆芽，生动、端庄。张主任告诉我，弄错标点符号，打官司的事情常有；报道员不能只当记者，指望着编辑去改稿，而要当编辑，一字一标点都不能错，既是尊重编辑，也是锤炼严谨作风。
张主任对我的教诲，可谓用心良苦！从此，我注意端端正正用楷书抄稿，写好每个标点符号，给编辑留下深刻印象。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编辑吴晓阳，1990年7月份到我们团蹲点，专门向团长、政委打听我的下落。我刚从南昌陆军学院毕业分到部队报到，见了吴晓阳编辑。在兴奋的同时，我问吴编辑，全军区那么多报道员，我用的稿子并不算多，也从未与您谋面，您怎么记得我的名字，还记得起我的部队？吴编辑对我说了一句话：“你是通讯员当中，字写的最认真，标点符号标的最认真，当然也是我见到的写字最好的一个！”至今，让我难以忘怀。这得感谢张三旺主任，当年给我上了“标点符号”生动一课。
还有两件事，这辈子没有勇气启齿，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给张三旺主任郑重道个歉。一次，《解放军报内参》给我寄来15元稿费，但没注明录用了什么稿件。就在我们看稿费单的时候，张主任进门来了，问我什么情况，写了什么问题稿。张主任告诉我们，《解放军报内参》都是反映部队问题的，只有军队军以上高级将领才能看到。这么一说，真把我吓坏了。我慌忙表白，决没有写过一个问题稿。于是，把过去写的所有底稿（张主任要求我们每篇留底稿）一叠一叠地抱出来。其实，我心里也没底。
张主任真认真啊，一篇一篇地检查，我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但庆幸的是，没找到问题稿。张主任带着一脸的疑惑，离开了报道组。我终于逃过一关。直到上军校前两天，我把所有稿件烧了，这才想起，有两个问题稿原来没留底稿，当时是寄给《解放军报》读者来信专栏的，一篇是反映基层部队团组织建设形同虚设问题，另一篇是反映沿海战士捎带电子产品到部队推销现象。这倒不是我耍小心眼，我这辈子还没这情商，而是我觉得，读者来信不属新闻之列，故未存稿。《解放军报》内参登的稿子，应在其中。2009年春节，张主任带全家来杭州看我，晚饭前，想好要当面向他道个歉，但饭桌上氛围那么好，又给忘了。
另一件事，我内心一直愧疚。张三旺主任特别信任我，让我兼任团政治处文书，管了政治处的公章。一次，我即将转业的老教导员找到我，让我盖两张空白政治处介绍信，以备在物件托运的时候急需，说是张主任已经同意了。我没有深想，也没有去请示张主任，便自作主张地盖了章。事后得知，张主任并没同意教导员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张主任对我擅自违反组织原则的行为，十分气愤。张主任的批评，是我这辈子接受到的最严厉批评！我觉得委屈，思想上一下子失控，竟然当面顶撞了张主任。此事，在我心底压了三十多年，是该给张主任正式道个歉了。
在写稿方面，张三旺主任手把手地教我。
我认真学习过张三旺主任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1985年5月24日《河南日报》上的报告文学，题目是《国魂 乡情 战功》，一版头条转二版加评论员文章，是张三旺主任任集团军党委秘书时，在老山前线轰隆的炮声中，在三个战友荷枪实弹、自愿警戒的情况下，在一辆汽车里，点着蜡烛、眼噙热泪、一晚通宵写就的一个战斗宏篇，讲述河南籍官兵老山前线英勇杀敌的事迹，我看的掉了眼泪。还有一篇是通讯故事一一《寒潮来时》，是张三旺主任当战士时候写的，描写细腻生动，画面感、现场感强，十分地感人，堪称范文。
慢慢地，在张三旺主任的教导下，我写新闻摸着点门道。有阵子，台湾作家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流传军营。张主任很敏锐，组织力量专门作调查，开座谈会批判。我据此写了篇团政治处组织评论会，批判柏杨历史虚无主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报道，很快在军区报纸刊登。张主任很高兴，让我们报道组袁帮生、王泽胜、曹振乾和我，晚上打好饭到他家吃饭，说是给我们加餐。原来，下午，张主任看到我到报道组2个月后，发表在军队报纸上的这个第一篇消息，非常高兴，为给我加油，自己掏工资，让公务班小刘，到街上买了一条3斤多重的黑鱼，平时不怎么开伙的张主任，下班后亲自下厨。这个黑鱼，是我人生中，吃的最有味道的黑鱼！
从此后，我基本上每月有1至2篇稿子在军区报纸发表。后来，张主任因我们报道组发表作品，请我们报道组同志到他家还吃过2次大餐。那时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战友情谊，真是纯净如水、纯洁如雪，战友情深金不换啊！
1987年5月19日，集团军政治部干部处借调我出公差。刚开始，是想借调我的书法老师、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杨兆飞的，但团长、政委舍不得放，临时想出一个替代、折中方案，推选我这个战士去。干部处副处长王和知，此时正在团里检查工作，据说是他让团政治处干部股干事陈建忠通知我，叫我写一幅书法作品，我一切都被蒙在鼓里。不曾想，王副处长一看，满意，把我的字带回去。处长成永秀看后，觉的还行。就这样，我当时心里并不太情愿地去军部出公差了。张三旺主任也不愿放我，但组织安排，必须服从。
借调前，说好3个月，主要任务是手抄集团军正营职以上干部花名册。我过去后，花名册两个月后就抄好、校好、印好。但是，集团军干部成批量的调整很快，处领导说，有首长又提出要造新的花名册了。然后，我出公差的撤退时间，就此没人再提起。期间，有件事，我至今倍感荣光。集团军军长李乾元（后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有次去干部处办公室，跟我这个小战士竟然聊得很欢，攀谈了一个多钟头，后来在军部大院，有两三次，李军长老远就喊我这个小鬼头的名字，有时还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把旁边的处长们惊吓的不浅。
那时，我确实被幸福感紧紧包围。干部处全处领导和同志们都把我当作自己的人、自己的兵，我也悠然自得，帮助内勤吴立军干事一道整整档案，偶尔也帮助任免干事戴勇、葛汉林眷抄干部考核材料，有时也给调配干事梅水芳、王标及联系老干部工作的欧阳干事打打下手，业余有空写点报道、言论、随笔之类的小稿子。
日子过的很快，转眼就到1988年了。我下决心要报考军校，向成处长、王副处长提出回团里复习迎考请求。过完春节，团首长参加集团军党委扩大会议，我去招待所看望张三旺主任，张主任赞同我报考军校的志愿，开完会便用吉普车捎上我回到团里了。
我没想到，会后不久，张三旺主任便确定转业，即将离开他挚爱的人民军队！张主任在最后一个处务会上，向政治处全体干部郑重提出：“我转业前，要办的最后一件事：给报道组邬晓华同志入党”。
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报道组，都是没有正式户口的。我因为编制实力和档案，一直还在新兵时的六连。团政治处给我记的两个嘉奖，没法进档。1988年4月，政治处已召开支部党员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但是无效。我只好又一次向六连党支部提出申请。说来也巧，我的报道组长、袁帮生老大哥此时恰好在六连任指导员，他主动提出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因而，讨论通过比较顺利。我的两次不寻常“入党”经历，教诲我的是：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要牢记组织，感恩领导！
我上军校后，记得给张三旺主任写过一两封信，寄过一次名信片。快毕业的时候，收到张主任给我寄的一张贺卡，上面写道：“晓华同志：提干以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些同学觉的好笑，感到奇怪：都什么年代啦，祝福语怎么写的这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告诉他们，这一点也不奇怪，我敬爱的张三旺主任，一贯就是这样一个高度自觉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坚定不移的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者，我人生的永远导师！
对了，领导我的第二位团政治处主任叫衣学领，河南驻马店人，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在部队干到师政治委员转业，现定居苏州。尽管我在首长手下只当了短短几个月的兵（考军校前），但首长的领导魅力，给我教益很深。
我的第三位团政治处主任叫樊月江，河南洛阳人，热心、豪爽、爱才，善于调动部属积极性。我在他手下当干事，快乐并幸福。樊主任视我为小弟弟，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工作、生活和进步。他去福建担任师里的接兵团政委，点名让我当干事，40多天的日夜相伴，结下深厚战友情谊！
第四位领导我的团政治处主任，叫王跃明，老家山东潍坊，正气、率直、认真，是教我写材料的老师之一。他当团政治处主任时，我在连队当指导员，对我工作、学习关怀备至。1999年，部队赴广东海关执勤，王跃明同志已升任团政治委员，我作为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伴随首长近半年时光，收获颇丰。首长现退休无锡。请原谅我的有限眼力，窃以为，王跃明同志的毛体书法，是我当今看到的最优秀的书法！
邬晓华
【作者简介：邬晓华，男，江西丰城人，1966年8月出生，杭州市上城区人大常委会工作。军旅24载，总结宣传军区以上先进典型10余次，发表新闻作品400余篇、小小说及散文5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