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中基（右）与余思敏（左）2月传离婚，港媒星期二（4月15日）拍到郑中基（圈图）现身香港湾仔家事法庭。（互联网）

这场未公开的法律程序，将两人长达13年的婚姻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事件背后交织着职业危机、心理健康挑战与公众人物的隐私困境，折射出香港娱乐圈的复杂生态与社会对家庭伦理的深层关切。

郑中基与余思敏的婚姻危机早有端倪。2024年8月，郑中基突然宣布终止与合作10年的经纪人何庆湘的合约，指控其“工作及道德操守有问题”。

与此同时，余思敏在社交媒体上传疑似酒店地毯的照片，配文“大事发生”，引发外界对其婚姻状况的猜测。随后，郑中基公开承认患有抑郁症及酗酒问题，宣布暂停演艺活动，由妻子陪同赴美接受戒酒治疗。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了婚变传闻的前传。

2025年2月，两人被曝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结束13年婚姻。3月余思敏45岁生日时，郑中基未现身庆生，且双方社交媒体账号互相取消关注，进一步坐实婚变传闻。4月15日的闭门聆讯中，郑中基面对记者追问时反复质疑消息来源，仅以“多谢关心”回应，其消瘦的身形与回避态度加剧了舆论的好奇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离婚诉讼涉及子女抚养权争夺。两人育有一女郑梓乔（14岁）及一子郑梓仁（10岁），郑中基曾在公开场合展现父爱，如参加女儿学校活动并现场演唱。但在法律程序中，双方如何平衡子女利益与个人诉求，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郑中基的心理健康问题为事件蒙上阴影。2024年8月，他在声明中坦言，因2000年飞机闹事事件及失败婚姻的压力，长期依赖酒精逃避现实，最终被诊断为抑郁症。这种“借酒消愁”的应对方式，不仅损害了其公众形象，也可能影响婚姻关系。

余思敏作为妻子，曾陪同他赴美治疗，但疗程结束返港后，两人关系未见改善，反而加速走向破裂。

职业危机与婚姻困境相互交织。郑中基与经纪人何庆湘的矛盾成为婚变导火索。他指控何庆湘“道德操守问题”，暗示可能存在利益纠纷或私人关系越界。

尽管何庆湘未公开回应，但事件导致郑中基的经纪公司“机动娱乐”陷入动荡，其复出计划亦受影响。2025年3月，郑中基以中分长发造型复出，开设节目试水，但公众对其状态的质疑声仍未平息。

此次事件凸显公众人物在舆论场中的特殊处境。家事法庭的闭门聆讯本应保护当事人隐私，但媒体通过“线人”获取消息，引发郑中基对“司法透明”的质疑。

这种现象反映出香港娱乐圈“狗仔文化”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正如中国法院网指出，公众人物的隐私需与公共利益平衡，过度曝光可能侵犯其家庭权益。

郑中基父亲郑东汉的回应颇具代表性。他表示“离婚与否是他们两人的事”，但强调“不要影响孩子”。这种态度既体现家族对隐私的重视，也折射出香港社会对名人家庭的宽容限度。

然而，余思敏在社交媒体上的“新篇章”暗示，部分公众人物倾向于通过网络平台主动塑造舆论形象，与传统的隐私保护观念形成张力。

事件对郑中基的职业生涯造成显著冲击。其参演的影视作品及商业代言陷入停滞，复出节目虽获部分粉丝支持，但口碑两极分化。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为娱乐圈敲响警钟——明星的心理健康问题若未得到妥善处理，可能演变为公共事件，损害个人与行业声誉。

余思敏的处境同样值得关注。作为前有线主播，她曾因主持灵异节目《怪谈》受到关注，但婚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此次婚变后，她通过社交媒体展现独立形象，可能为其重启事业铺路。这种“从家庭主妇到独立女性”的转型叙事，契合当下社会对女性自主的推崇，也为她赢得部分舆论支持。

目前，静冈地检对郑中基保留处分，法律程序仍在进行中。若双方达成和解，可能减轻法律后果，但子女抚养权争夺仍是难点。公众期待郑中基与余思敏能以理性态度处理纠纷，避免对子女造成二次伤害。

事件的深层启示在于，公众人物需在聚光灯下守护个人边界。郑中基的经历表明，心理健康问题不应被视为“丑闻”，而应通过专业渠道解决；余思敏的社交媒体策略则提示，名人可适度利用舆论场表达立场，但需把握分寸。

郑中基与余思敏的婚变事件，既是个人生活的转折，也是观察香港娱乐圈与社会伦理的棱镜。当明星光环褪去，法律与道德的天平不会因身份倾斜。事件的最终走向，将考验当事人的智慧，也将为公众人物如何平衡隐私、责任与舆论压力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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