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在长征途中和张国焘斗争的时候，那可是我这辈子最黑暗的一段经历。”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今理县）卓木碉开了个会，这个会是要另立“中央”的。
会上，张国焘自己当了“临时中央主席”，还放话要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这四个人的党籍给开除了，甚至下达了针对这四人的“通缉令”。
张国焘为了丑化毛泽东等人，让人在会场贴了一幅漫画。那漫画里有只特别大的啄木鸟，正把它的大嘴朝着毛（毛泽东）、周（周恩来）、张（张闻天）、博（博古）四人伸过去要啄。
张国焘在什特特意拿出那张漫画，很是得意地讲：“今天咱们在卓木碉开会，‘卓木碉’这名字可吉利了。卓木碉不就是啄木鸟嘛！咱们就得像啄木鸟似的，把红军里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里给啄出来！”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担任过中共的最高领导或者负过总责。张国焘居然想把他们统统“开除出党”，这不明摆着嘛，他就是想取代这几个人，自己当上党的最高领导人。
张国焘这位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就因为太想追逐权力了，把毛泽东当成了死对头，最后就走上了叛党这条路。
1918年10月的时候，25岁的毛泽东到北京来了。经他的老师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特别赏识毛泽东，就在北大图书馆给毛泽东安排了个助理员的工作，每个月能挣八块大洋。
在毛泽东到北大的两年之前，张国焘早就在1916年秋考进北京大学理学院了，成了这所知名大学的一名学生。
张国焘有一回在图书馆偶然借到一本《新青年》。他读完这个刊物后，就把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俩名字牢牢记住了。
这些人里头，啥主义都有人信，张国焘，就凭着他那超厉害的口才和脑子，在这些人当中混得如鱼得水，这还成了张国焘特别引以为傲的资本。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张国焘可积极，就这么成了北大的一名学生领袖。
张国焘从监狱出来后，被推选成北京的学生代表，要到上海去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大会上，人家推举他负责总务方面的工作。张国焘心里就想，自己可是“五四运动”里响当当的学生领袖，咋没让他当学联主席？他心里就特别不满，直接就拒绝接受学联给他安排的总务负责人这个职位，回北京去了。
张国焘后来讲过为啥自己回北京，他说：“那时候，我最想的还是读完大学，给自个儿的前途打个底儿。正巧，杜威、罗索这几位有名的学者到北大讲学了，这让我更来劲儿了，我可热心去听讲了。”
有一天，张国焘到北大拜访李大钊，巧的是，当时毛泽东正在李大钊家里。李大钊就给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张特立，也就是张国焘同志。”
毛泽东早听说过张国焘，晓得他是北大的学生领袖。当下就赶忙走上前去，积极地伸出右手，朝着张国焘自我介绍道：“我是湖南的毛润之。”
没成想，张国焘压根儿就没伸手去和毛泽东握手，只是朝着毛泽东点了点头，接着就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下了，像旁边没人似的跟李大钊在那儿高谈阔论，可把毛泽东晾到一边不管了。
张国焘初次见面就给毛泽东难堪，这事让毛泽东一直都忘不了。
好些年之后，毛泽东跟斯诺聊起自己和张国焘在北大认识的事儿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地讲：“他瞧不上我这个乡下出来的土包子！”
尽管这样，毛泽东仍想趁着张国焘和李大钊谈话的时候插上话，讲讲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想法。
毛泽东每次想发言的时候，李大钊就会停下自己的讲话，鼓励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很明显，李大钊想让毛泽东和张国焘能多交流交流，最好能成为朋友。可张国焘，显然看不上一口湘音、穿得很寒酸的毛泽东，老是打断毛泽东说话。
毛泽东跟斯诺讲过：“那时候我职位低，在张国焘眼里，我就像不存在似的。他们忙得很，哪有闲工夫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讲南方话……”
这刚一见面后没多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回湖南去了。他到湖南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对他那可是相当器重、特别赏识。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通知，要他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收到通知后，毛泽东就和何叔衡一块儿从长沙出发，去参加这个特别伟大的大会了。
6月29日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和何叔衡偷偷地从长沙小西门码头，坐上了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为了保密，他俩都没跟朋友说自己要去参加一个特别伟大的大会，所以那天来给他们送行的就只有毛泽东刚结婚不久的妻子杨开慧。
杨开慧手里拎着个小皮箱，箱里装着毛泽东换洗的衣服，还有他爱吃的豆豉辣椒，以及杨开慧特地煮熟的、据说吃了可保一路平安的几只茶叶蛋。
党的一大代表好多都是年轻人。何叔衡是代表里最年长的，也才45岁；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仅仅19岁。这些代表平均年龄28岁，这刚好就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
在这次大会上，张国焘又碰到毛泽东了。和上次在李大钊家时的傲慢态度不一样，这次张国焘竟然主动跟毛泽东打起招呼来：“润之，路上挺累的吧！”然后还兴高采烈地说起两人在北大见面的事儿。
张国焘为啥这么做？其实原因特简单。张国焘是一大的主持人，在他看来，毛泽东不过是一大的记录员，根本威胁不到他的地位。
张国焘料想的没错，在党的一大上，他被选入中央局，负责组织工作。
张国焘后来跟自己的心腹何畏提起过当时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张国焘说：“毛泽东老是穿着件布长衫，看着就像个白面书生，浑身上下都透着湖南的那种土气。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不比王尽美、邓恩铭强多少。”
在大会上，他从来没提出过啥具体主张。不过他特能说，还喜欢辩论。跟人闲聊的时候，他就爱设圈套。要是对方一不小心掉进去了，弄得自己自相矛盾很窘迫，他就会得意地笑起来。
1923年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的时候，这是两人第三次见面。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被选进中央局，头一回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张国焘，他落选了。
可1925年1月中共四大的时候，张国焘又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再次回到了中央。四大之后，毛泽东就到湖南考察去了，还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党的五大之后，根据党的部署，张国焘和周恩来前往南昌筹备南昌起义，毛泽东，就到湖南去领导秋收起义了。打这时候开始，一直到1935年，他俩就再也没碰过面。
南昌起义都准备妥当了，张国焘却想退缩了。他说要停止起义，和张发奎一块儿打回广东，再从南向北发展革命，这想法自然被周恩来等人给抵制了。
周恩来向来都是温文尔雅的，可这一回却很罕见地拍着桌子，冲着张国焘吼起来：“你到底是想支持干下去，还是要阻止我们干？”
恽代英跟着站了起来，冲着张国焘就指责开了，他说：“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犯下的错误，那可是把中国革命给害惨，多少同志都因此没了命。现在南昌起义啥都准备好了，你又要来阻拦我们的行动。你要是再这么动摇人心，咱们可就对你不客气了，非把你打倒不可！”
张国焘瞧见大伙都不赞同自己，只能耷拉着脑袋，丧气地讲：“行吧，我少数服从多数，你们拿主意吧！”
1935年6月的时候，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顺利会师。6月25日那天，毛泽东老早就到了两河口场口，没一会儿，张国焘在好多警卫的簇拥下，也来到了两河口。
毛泽东一见到张国焘，就主动走上前去抱住他，乐呵呵地说：“国焘同志，咱们可算是团圆了！”
张国焘特别热情，他热情地和毛泽东拥抱，还跟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个一个地握手，热情洋溢地说道：“你们辛苦！”
张国焘跟中央领导人挨个握完手之后，又握住毛泽东的手，很是感慨地讲：“老毛，咱俩都分开八年！”
毛泽东也颇有感触地讲：“没错，1927年7月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这都过去8年！那时候一分别，咱们就各自组织士兵暴动、农民暴动去了，后来又各自拉起了一支主力红军队伍。这一路走来，那是充满了艰难坎坷，如今在川康边界这儿又聚到一块儿了，这真的是让人心里有太多的感触！”
欢迎仪式上，张国焘代表四方面军对中央的到来表示欢迎，还说：“以后就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战斗、奋进！”
张国焘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吗？肯定不是。
在这次会师的时候，毛泽东看到红四方面军贴了好多“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标语，就问四方面军的干部：“你们咋知道中央红军有三十万？”
毛泽东被告知：“这是张主席推算出来的。”是那个干部说的。
多年之后，徐向前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讲道：“我当时就寻思，中央红军哪能有那么多人？他们从江西一路打仗过来，伤亡、减员肯定特别厉害，人不可能有这么多。”
张国焘说过，中央红军那可是老大哥。中央红军的人数比他们多五倍那是肯定的事儿。当时，他们四方面军有八万人，要是按照五倍来算的话，中央红军应该超过四十万。他们就说三十万，这已经是留了余地的了。
张国焘心里打的小算盘是，中央红军力量那么强大，要是自己能当上最高领导人，那不就可以肆意妄为了嘛。
可会师之后，张国焘很快就察觉到一方面军不管是人数，还是装备啥的，都比四方面军差得远。他仔细一打听才明白，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也就8.6万多人，到现在就只剩下两万多人，枪支弹药也没剩下多少了，哪有他之前以为的三十万人那么多？
当时张国焘指挥的四方面军可有八万多战斗人员，装备和后勤补给都特别充足，那真叫兵强马壮。
于是张国焘心里就忍不住冒出一个个疑问：面前的一方面军，还是那支把国民党军吓得魂飞魄散的部队吗？这支疲惫的部队还剩多少战斗力？……
张国焘想到这些的时候，失望之中又有了一种得意的感觉，心态就开始变了。他觉得吧，四方面军的人多枪也多，根本没必要把中央当回事儿。就连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都发觉，打这时候起，“张国焘老是摆出一副主人的样子。”
张国焘分裂中央，他打着“了解遵义会议情况”的幌子去找博古，还挑唆博古说，四方面军不认可遵义会议的决定，还称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总书记，博古应该继续在中央负总责。
张国焘怎么也想不到，博古，军事能力是有点不足，可党性那是相当强。在这事儿上，博古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分得清对错，直接就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还有试探，还说自己铁了心要服从遵义会议的决议。
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事儿后，夸赞博古是个“特别有原则、特别有组织观念的人。”
在博古那儿吃了闭门羹之后，张国焘就铁了心要直接跟中央和毛泽东把话挑明了。
两河口会议的时候，中央定下了两个方面军一块儿北上的战略方针。可张国焘，他偏提出反对北上的理由，说：“从这儿再往北走，就全是没啥遮蔽的黄土荒山了，咱们的军队容易被敌机攻击。”
陕甘北部这地儿人少地多，粮食方面可远远比不上川陕甘边境那块儿，没人家那么富裕。宁夏，南边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滩，咱们要是去了那儿，敌人很容易就把咱们给封锁。还有，现在松潘北部的敌人情况都不清楚，冒冒失失地就往那儿去，这可老危险了。
在这次会议里，张国焘不但否定中央北上的方针，还怪罪中央和军委的路线不对，提出要改组军委。
会后，毛泽东找了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商量办法，张闻天表示要把自己的总书记职位让给张国焘。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张闻天的想法，说道：“不行，总书记的职务可不能给他，不然革命的政治方向就全变了！”
中央想要团结张国焘，于是决定给他增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还打算成立一个能统管一、四方面军的总司令部，让朱德当总司令，张国焘当总政委。但张国焘根本不满足，依旧坚持他自己的“南下计划”。
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政治局里没一个人支持。就连不怎么会指挥的博古都能看出来：“南下川康，就像麻雀飞进阴沟似的，进去了就出不来，那就是条死路……”
张国焘，在政治局几乎都反对的情况下，还是铁了心要南下。他还抛出一个分裂的想法，说要是一方面军想北上的话，那四方面军就单独南下。
中央为了红军能团结起来，就决定把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混合编在一起，分成左、右两路军一块向北进发，中央机关跟着右路军走，张国焘，就带着左路军行动。
可张国焘，他根本就不按照中央北上的方针来做。他偷偷地命令陈昌浩带着右路军往南走，还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搞了个伪中央，自己封自己当主席，甚至把中央的主要领导都开除出党了，还妄图用武力来对付党中央。
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也为了保全左路军，毛泽东展现出了领袖的广阔胸怀。他始终在努力争取张国焘，让他撤销第二中央，重新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张国焘带着四方面军南下之后，就过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左路军的人数就从八万多掉到了三万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最后没办法，才只好取消那个伪中央然后北上。
张国焘到陕北以后，好多同志都强烈要求批判、清算张国焘的罪行。张国焘对这事儿特别抵触。后来，在毛泽东耐心的劝导下，张国焘总算给中央写了份检讨，承认自己“说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那是假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抢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1938年4月的时候，张国焘借着去祭拜黄帝陵这个机会，从西安跑到武汉去了，还公然叛变投敌。
张国焘叛逃这事儿，在延安的年轻人里激起了不小的动静。有一回，毛泽东在成仿吾、罗迈他们陪着去陕北公学检查工作的时候，就在陕北公学针对张国焘叛逃事件做了一次公开讲话。
毛主席在讲话里很风趣地讲：“天下的大势，就是分的时间长了就会合，合的时间长了又会分。张国焘跑去祭陵，后来却当了逃兵。不过，世上的事儿从来都是好里有坏，坏里有好，不会一直不变，像铁板那样硬邦邦的。咱们共产党里头也存在机会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
说到这儿，毛主席手指着宝塔山讲道：“延安的宝塔山可是全国人民的一盏明灯，有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不顾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奔向延安。”
可是张国焘瞧不上延安，说延安就像块鸡骨头，吃起来没味儿，扔了又有点可惜。我就讲，延安起码有两块“肉”，一块是坚定得很的政治方向，另一块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说到这儿，毛主席看了看会场四周，问了同学们一个问题：“同学们，为啥要自愿到延安来吃苦？”
毛主席提出的问题让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大家七嘴八舌的，有的讲是为了抗日，有的讲是为了参加革命，啥说法都有。
毛主席很风趣地讲：“大伙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怕吃苦还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张国焘不明白这个事儿。他就是个假革命的，到最后落得个孤孤单单的下场，可怜巴巴的，还走向反革命道路了，自己跟党、跟人民都决裂了。所以，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把张国焘的党籍给开除！”
这时候，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的讲话深入浅出，还充满哲理，这讲话把延安青年人心里的疙瘩给解开了。同时也让大家明白了，中央和毛泽东虽然没能成功争取、挽救张国焘，可这让四方面军的同志看清了张国焘的真实面目。
张国焘最后叛逃的时候，连一个警卫员都没带走，这就说明，他早就成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孤家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