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北京市副市长,我国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先生连同郭沫若先生共同向国务院发出了一封请求信,请求开掘明长陵。尽管这一请求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因为他们清楚当前的文物保护技术并不成熟。
挖掘的工作又是找的当地的百姓,所以一帮子人忙活了近半年的时间,长陵的入口都没有找到,气的吴晗想要直接“揭顶”。但是未曾想到的是,定陵一角的几块砖突然脱落,考古人员们长陵入口没找到,反而找到了定陵的入口。
于是大家开始转而准备挖掘定陵,但实际上,定陵地宫的入口,也是被百姓们用铁锹和锄头胡乱挖掘了一年的时间,才成功找到的。至于定陵之中到底挖出了什么,其实在1958年07期的《考古通讯》上就可以找到。
当然,这也并不是主要原因,毕竟那期间我国有些动荡,也有时代的原因在里面。最重要的是当时定陵发掘之后出土了近3000多件文物,而当时因为时代所限。文物又太多,根本就没有专业人士对其妥善的保管。
当时许多的丝织品,都被考古人员装裱处理以便保存。可上手的全部都是不懂文物的人员,裸手就直接将其装裱了。后来专门研究丝织物的专家沈从文前去看到这样的场景,直接气的就拂袖而走,只留下一句:
“做这样不负责任的解释,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有意欺骗!”。
而帝后珍贵的,刻画了珍贵图像,极具艺术价值的木制棺椁也被遗弃,随意的丢到了山沟沟之中去。可以说,定陵的发掘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考古学家夏鼐在定陵发掘三十年后发出过感叹:
“如果现在挖,后果会好些,再推迟三十年也许更好。”
于是自此之后,考古学界有了一个规定,那就是除了保护性发掘之外,不再主动去挖掘一些帝王陵。据说后来1960年的时候,在定陵发掘还未扫好尾巴的时候。郭沫若又再次向上请示要发掘乾陵,当时上面批示下来一句话:
幸而,郭沫若再次请求挖掘乾陵的请示被拒绝了。感谢当时的领导,保留住了我国最珍贵的遗产。也感谢郭沫若,若不是因为他那一次的挖掘失败。就没有现在考古学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潜规则。那些好事,我们还是留待后人吧。
郭先生做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