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用区区四块马蹄银，骗走了敦煌八千余卷珍贵文书，还被骂成贼。可笑吗？更可笑的是，他竟然被一个文盲的假“古文书”骗了好几年。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人对东方古代文化如饥似渴，考古学家、冒险家们争相涌入中亚和中国西域，寻找“文明的源头”。在这股热潮中，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扮演了双重角色：一边是学术界的明星，一边却拿着银子从王道士手里低价骗走了敦煌国宝。而这场“掠夺”背后，竟与一场“文盲造假”的乌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文盲造假，揭穿了西方学者的“盲信”

斯坦因和他的导师霍恩雷，当年都被“鲍威尔文书”吸引得神魂颠倒。霍恩雷，这位在古文字学上叱咤风云的大师，竟因几个看不懂的符号就断定它是“中亚远古文字”，还说可能是4世纪前的“梵语宗教经典”。结果呢？这些“古文书”出自一个维吾尔文盲斯拉木·阿洪之手。他连字都不识，靠凭空乱画和机械重复造出了所谓的“古文字”。更离谱的是，这些“文书”还被送进了英国国家图书馆，摆在了分类号“Or.13873”下，至今仍是展品之一。霍恩雷的盲信，暴露了当时西方学术界的一大软肋：迷信东方的“神秘感”，却缺乏真正的辨别力。

2. 造假暴利，让“学术焦虑”变成了生意

19世纪末，欧洲对东方学的研究进入白热化，谁能发现一种新语言、新文献，就能在学术界一夜成名。鲍威尔，“鲍威尔文书”的发现者，仅凭此事就荣升少将，还被封为爵士。而这些“文书”不过是斯拉木·阿洪用杨柳枝水泡出的劣质古纸，再加上沙土掩埋和火熏制造的“古老感”。阿洪发现，这些西方人看不懂文字，却愿意花大钱买“古文书”，于是开始大规模生产，甚至雇助手印刷，供不应求。造假成本低，利润高，连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的住所都堆满了这些东西。西方考古学界的学术焦虑，直接催生了这场荒唐的“古文字产业链”。

3. 西方“文化优越感”为何频频中招？

无论是斯坦因、霍恩雷，还是后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们都自诩为“文明的发现者”，总觉得东方的历史需要他们来“解读”。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让他们在面对陌生的文化遗产时，缺乏应有的质疑精神，也让他们更容易被“猎奇心理”牵着鼻子走。霍恩雷认定“鲍威尔文书”是“世界最古老的书籍”，斯坦因则为此四处奔走，甚至不惜用欺骗手段攫取敦煌文书。讽刺的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学术发现”，却是一个文盲的涂鸦赝品。

斯坦因们的故事，除了让人啼笑皆非，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西方学术界的傲慢与盲信，也折射出中国文物被掠夺背后的无奈与悲哀。历史不会忘记敦煌文书的浩劫，但同样不会忘记，这些“学术权威”也曾被骗子耍得团团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