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部左侍郎晋升至工部尚书的难度究竟如何？在不少读者的认知里，或许会觉得这一升迁过程顺理成章，仿佛只需稍加努力便可达成。然而，持有此类观点实则略显幼稚。
基于此议题，御史引领诸位深入探究清代六部堂官的升迁流转事宜，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鲜见于典籍记载的官场隐性规则。
【六部堂官升转的法定基本流程】
在影视及文学作品里，或存在官员于一日之内连获擢升，甚至由皇帝破格越级提拔之情节。然而，从历史实际观之，此类情形实乃凤毛麟角。于封建王朝统治体系下，重要官员的选任与晋升，皆需契合国家既定的官僚体制，依循循序渐进之准则。这一过程严谨规范，绝非如文艺作品所描绘般随意与突兀。
在清代行政架构中，六部依吏、户、礼、兵、刑、工之序排列，工部位居末席，其政治地位相较于其他几部，亦属最低。然而，此等地位之比较，乃基于相同职级而论，具体而言，即尚书层级相互比较、侍郎层级相互比较。需明确，即便工部于六部排序居后，但其尚书之地位，在任何情形下，皆高于吏部左侍郎。
于封建官僚体系中，六部堂官的职务调任情形屡见不鲜。在官员并无过失之状况下，通常依循从职权相对低微之部衙调往职权更为显要部衙的原则。
在古代职官体系中，官员职位调动存在多种情形，诸如工部尚书迁任兵部尚书，或是兵部尚书转任刑部尚书，亦有工部侍郎擢升至兵部侍郎等情况。此类官职变动，于官方典制里，被称作“转”。众多历史文献对此均有相应记载，例如，在某些官员的履历档案中，便明确记录有从工部侍郎转任兵部侍郎之事宜。
鉴于其由地位较低之部门调任至地位尊崇之部门，此调动使得当事人的政治地位产生了微妙的跃升。基于此，在京师的官场环境中，普遍将这种调任认定为一种升迁。
反之，在常规的人事调配体系中，某部堂官通常不会被调至另一部。例如，兵部侍郎若转任工部侍郎，此种情形往往意味着职级的降低，与规范的人事程序相悖。正常而言，若官员已担任吏部尚书，且履职期间无工作疏失，一般不会被调往其他五部任职。其职业生涯走向，最差亦不过是在原职位上致仕，或更进一步，擢升为协办大学士。
此绝非御史无端妄言。据清末曾任吏部司官的胡思敬所记，于晚清官场，侍郎、尚书之职位调转与升迁，遵循着特定规则。即其“视六部繁简次序，以调任为升迁”，对此，胡思敬进一步注释道：“依旧例，官员由工部调至兵部、刑部，再转至礼部、户部，若能任职至吏部，此时侍郎便有机会升任总宪，尚书则可晋升为协办大学士。”
所谓“旧例”，即惯常遵循的制度惯例，于光绪朝之前，行政运作皆依此而行。具体而言，工部左侍郎若获晋升，从实际考量，其可升任的岗位主要为兵部左侍郎或刑部左侍郎。由于刑部工作具有高度专业性，对官员司法素养要求严苛，相较之下，工部左侍郎转任兵部左侍郎的可能性更为显著。
若于兵部左侍郎之任上政绩斐然，是否便意味着下一职将擢升至礼部左侍郎？实则，此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明清时期，针对礼部堂官的任职资格设定极为严格。礼部尚书与侍郎一职，明确限定唯有进士出身者方可担任。从当时的任职转任规则来看，进士出身者通常会转任礼部左侍郎；而非进士出身者，则往往转任户部左侍郎。
当户部左侍郎任满，经考核评定为一等后，其仕途走向是否会进阶至吏部左侍郎一职，实难定论。吏部，于六部中位居首位，在明代，吏部左侍郎与其余五部尚书地位相当；至清代，虽差异稍有弱化，但亦大致等同。故而，从户部左侍郎转任吏部，未必就能任职左侍郎，极有可能出任右侍郎。即便如此，这一转任仍不失为一次升迁，对官员的职业生涯而言，颇具积极意义。
【工部左侍郎到工部尚书至少差了五级】
如前文所述，工部左侍郎若欲晋升至工部尚书之位，需遵循既定程式，依序于各部轮任。虽在各部履职时长并无严苛规定，但即便短暂过渡，此轮任流程亦不可或缺。
除刑部与礼部暂不纳入考量范畴，从工部左侍郎晋升至吏部左侍郎，至少需历经四道关键环节。然而，当官员成功晋升至吏部左侍郎这一职位后，是否就能毫无阻碍地进一步擢升至工部尚书之位？
答案实则隐匿于前文之中，具体表述为“至吏部，则侍郎则可升总宪”。其意在于，当官员任职至吏部左侍郎这一职位时，按正常晋升路径，并非能够直接擢升至工部尚书，其间尚存在总宪这一关键职级。
对于深谙清代职官制度的读者而言，应当明晰，“总宪”乃是对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一官职的敬称，其品秩为从一品。然而，在清代的官僚体系架构中，都察院的排序位列六部之后，作为都察院之首的左都御史，其地位逊于工部尚书。
从官职晋升体系而言，吏部左侍郎之上为左都御史。于官僚晋升规程中，唯有获任左都御史这一职位，方得依据既定法定程序，被提名为工部尚书。
初闻似觉繁复，实则洞悉其内在原理后便可得心应手。究其根本，仅遵循一条准则：于晋升之途，并无捷径可寻，唯有稳扎稳打、循序渐进。
在探讨六部堂官的仕途变动时，除升迁之外，其降级情形亦不容忽视。于清代官制体系中，存在一项“堂不降司”的明确规制，且此规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始终得以严格恪守。
在古代职官体系中，“堂”所指代者，为部院堂官。其涵盖范围，并非局限于六部，诸如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等机构的长官，亦皆被尊称为堂官。而“司”，则特指各部院的司官，其中以郎中、员外郎及主事为主要构成。
在清代官制体系中，“堂”与“司”构成了阶层差异显著的两个层级。按照彼时的制度规范，堂官降至司官之例极为罕见。例如，以户部尚书这一要职为例，若其因触犯律条或有过失而遭降级处分，即便被贬至钦天监担任正五品的监正，亦不会降至司官行列。于封建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而言，这无疑体现了为官者所秉持的阶层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