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成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他的妻子卓琳不仅以温柔和善良著称，还在邓小平的职业生涯中提供了持续的精神支撑和实际帮助。这种家庭环境为邓小平提供了稳定的后方，使他能够专注于国家大事，从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卓琳的支持和鼓励，无疑是邓小平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坚持其政策方向的重要因素。
卓琳的一生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相夫教子的美德，同时也展现了新时代知识分子追求进步、坚守信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她的陪伴和支持对邓小平的辉煌成就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坚守信仰的革命夫妇】
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通过他人牵线相识，随后在宝塔山下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正式结为夫妻，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刚结婚没多久，邓小平就接到了新的工作安排。他和妻子没多耽搁，趁着秋天清晨的阳光，一起离开了延安，直奔太行山抗日前线。
抵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卓琳被任命为妇女训练班的负责人，继续留任。与此同时，邓小平被委派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因此他并未在总部久留，而是迅速启程前往该师驻地——辽县的桐峪村。
刚结婚就分开，心里难免有点失落。不过，共同的革命目标和坚定信仰，让这对夫妻的心始终连在一起。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战斗，经历着战争的考验。
邓小平抵达一二九师指挥部后，迅速着手处理战事指挥工作。他一刻不停，直接参与到紧张的军事部署和决策中，展现出极高的效率和专注力。邓小平的到来为指挥部的作战准备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果断的行动和清晰的思路对后续的战事起到了关键作用。
卓琳所在的八路军总部，虽然是机关单位，但在太行山地区，仍然经常面临战火的威胁。她毫不退缩，始终跟随机关和部队一同行军、转移，并参与反“扫荡”战斗。
1940年，邓小平所在的太行山区正遭受日军频繁扫荡，形势十分严峻。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卓琳从八路军总部调至邓小平身边，被安排在一二九师担任秘书科的工作。
与邓小平成婚后，卓琳一直未能尽到妻子的义务。直到这次重逢，她才得以照料邓小平的日常起居，并协助他处理公务。此后，他们共同参与了行军作战。尽管战事频繁导致两人时而相聚、时而分开，但无论如何，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日军对后方抗日根据地实施了更为残酷的"三光"策略，切断了所有通往根据地的交通线路。与此同时，自然灾害的侵袭使得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面对粮食短缺和经济困境，刘伯承和邓小平果断决策，带领一二九师官兵开展农业生产。他们动员全体指战员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解决部队的生存问题。这一生产自救的举措，不仅缓解了部队的物资匮乏，也为坚持抗战提供了有力保障。两位领导人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共产党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的坚定决心。
卓琳迅速行动，投入生产自救的浪潮。她与汪荣华共同负责女性报名事宜。集结完毕后，她们带领队伍上山，与男性成员并肩劳作，开垦荒地。
她原本执笔多年的双手，转而握起了农具。
付出努力后，终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在田野中，翠绿的叶片下，一颗颗鲜红的萝卜正在生长。随手拔出一根，称重后发现竟然超过六斤。
卓琳兴奋地捧起那个巨大的萝卜，快步走到邓小平跟前。
邓小平看到后，开心地称赞道：“这可真是个萝卜大王！”
当时，解决部队的御寒问题迫在眉睫。随着冬季来临，部队费尽周折才搞到一批土布和棉絮。为了让战士们尽快穿上冬衣，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发动全体官兵参与纺纱织布、缝制棉服的工作。
在邓小平的办公室内，一台简易的手工纺线机被安置起来。邓小平与卓琳相互协作，迅速掌握了纺线技巧。邓小平负责纺线，卓琳则在一旁将纺出的线织成毛衣。即便到了深夜，办公室里依然回荡着纺车“吱吱”作响的声音。
卓琳逐渐掌握了娴熟的编织技巧，双手灵巧且效率极高。新中国成立后，她为家中每位成员，无论老少，亲手编织了保暖的毛衣和毛裤。
【时代伟人背后的女人】
在太行山区，卓琳和邓小平共同经历了五年的艰难时光。在这段日子里，两人相互扶持，共度难关，并育有三个孩子。然而，由于当时环境艰苦，他们不得不将孩子托付给当地村民照顾。直到1945年12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卓琳才将三个孩子接回身边，一家五口终于得以团聚。
卓琳每天忙着照顾三个调皮的孩子，家里逐渐稳定下来，而邓小平则一心扑在军队和政府的工作上。
随后，他们辗转前往邯郸、洛阳、上海，最终抵达重庆。在重庆，家中迎来了新成员：小女儿、小儿子以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卓琳一如既往地肩负起教育孩子和料理家务的责任。随着邓小平职位的调整，他的工作变得更加繁忙。
1952年，邓小平接到调令前往中央任职，他的妻子卓琳、五个女儿以及夏伯根一同迁往北京。
抵达北京后，卓琳被调任至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邓小平的私人助理。尽管如此，她大部分时间仍然专注于家庭事务。
节俭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卓琳出身优渥，但在投身革命后，经历了艰难岁月，这让她深刻认识到节俭的必要性，并将其作为生活的根本原则。即使后来搬到北京，生活水平提高了，她依然保持着勤俭的习惯。
卓琳经常提醒家人：“这些物品属于党和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我们国家经济还不富裕，绝不能随意浪费。”她强调节俭的重要性，认为每一份资源都应当珍惜。
在夜晚休息前，卓琳习惯性地巡视每个房间，确保所有电灯都已关闭；每次使用完水后，她也会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拧紧。她这种节约的生活方式，从她年轻时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成为了家中几十年如一日节约电力、水资源、汽油以及保护公共财物的榜样。
1955年，我国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收入分配方式进行了重大调整，原有的供给制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工资制度。这一改革标志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待遇体系的重要转变，从过去实物供给为主的分配方式转变为以货币工资为主的新型分配模式。此次改革不仅体现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工资制的实施，使机关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更加规范化和透明化，有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这一制度变革对后来我国公务员薪酬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实行工资制度后，卓琳和邓小平分别领到100多元和400多元的工资。每次发薪后，卓琳会精心规划家庭开支。她首先拿出30元用于缴纳党费和房租，剩下的钱几乎全部用于家庭伙食。在这方面，她的理念与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不谋而合。她们都认为，孩子们正处于发育阶段，衣着只要整洁得体即可。因此，孩子们的衣服大多由大人旧衣改制而成，大孩子的衣服改小后给小孩子穿，虽然补丁摞补丁，但依然干净利落。考虑到邓小平工作繁忙，经常加班，身体需要补充营养，卓琳在饮食安排上格外用心。她精心设计食谱，采购营养价值高的食材，确保全家人都能吃得健康营养。
邓小平有个小爱好，就是每天中午喜欢喝点酒。卓琳总会在午饭时给他倒上一杯，满足他的酒瘾。那会儿生活条件不太好，为了节省开支，卓琳想了个办法，把五粮液和北京二锅头兑在一起给他喝。邓小平倒是不挑，就算是这种混合酒，他也喝得挺开心，照样津津有味。
卓琳后来实在不忍心再这样下去了。她决定不再往酒里掺水，还特意叮嘱家里的厨师："给他喝好酒吧。老爷子这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让他喝点好的吧！"
邓小平重新享受到了高品质的饮酒体验。
尽管吸烟对健康有害，是个不良嗜好，但邓小平在战争时期就已养成这一习惯，且烟瘾很大。对于丈夫的这一行为，卓琳并未劝阻，而是尊重他的选择，只是在家庭账本中额外记录了一笔开销。
晚年时期，邓小平在八十多岁高龄时展现出了非凡的意志力，成功戒掉了长期保持的吸烟习惯。
卓琳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悉心照料邓小平，还协助他处理文书工作，包括整理和誊写文件，承担她能够胜任的任务。在繁忙时期，她和邓小平常常工作到深夜。
1969年后，邓小平一家经济状况紧张，连买酒的钱都拿不出来。卓琳明白丈夫对酒的喜好，于是她主动向工人师傅请教，学会了制作米酒的技术。掌握方法后，她便亲自为邓小平酿造米酒，以此来满足他的这一爱好。
邓小平重返北京并再次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后，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卓琳则全力协助，主动承担起丈夫因工作繁忙而无法亲自处理的事务。
邓小平的舅舅和舅妈住在老家，卓琳常给他们汇款，支持他们的日常开销，还提醒他们遵守国家政策，不要搞特殊待遇。两位老人在家乡一直过着简单朴素的日子。
1978年2月，卓琳陪同邓小平重返久违的四川成都，会见了来自邓小平故乡广安县的几位负责人，深入了解当地群众的生产与生活状况。在交流过程中，当得知广安民众计划在邓小平旧居修建纪念馆并进行修缮时，卓琳立即传达了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态度：反对建立纪念馆，也反对对故居进行任何维修。
在家庭生活中，卓琳承担着主厨的角色，然而她的烹饪并未赢得孩子们的青睐。在子女们看来，父亲邓小平才是家中真正的烹饪高手。作为四川人，邓小平擅长制作地道的川菜，其独特的口味深受孩子们欢迎。尽管如此，邓小平并未因此限制卓琳的厨房工作，而是时常给予她展现厨艺的机会。
每到节假日，邓小平总会安排工作人员提前回家与家人团聚。这样一来，做饭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妻子卓琳肩上。经过一番忙碌的烹饪，一桌丰盛的菜肴很快就被端上了桌。
2009年7月29日，卓琳因病去世，享年93岁。她长期患病，最终在北京离世。卓琳逝世的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哀思，纪念这位伟人背后的“红色大姐”。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作为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怀念她的坚韧品格和无私奉献精神，她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卓琳与邓小平有着相同的临终愿望：将自己的遗体和角膜捐献给医疗事业，骨灰则撒入辽阔的海洋。她希望不给国家增添任何负担，选择在大海的怀抱中与深爱的丈夫再度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