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曾经说过：“如果北京旧城不是规划的那么杰出，那么改造它将会是容易的。”

这是因为北京旧城可以说是封建制度的“集大成之作”，北京内外两城宛若两个世界，内城和外城之间其实是相互隔绝的，其如此设计的核心目的在于将皇权与普通人彻底隔绝开。所以旧北京城的一切规划，都是为“隔绝”而服务的，可是新时代我们所需要的并非隔绝，而是融合。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围绕着北京城的“建”与“拆”，爆发了太多的争论，究竟是要兼顾北京的文化和发展，还是干脆将整座北京城“博物馆化”。我们对北京的建设究竟是延续了这座城市的“新生”，亦或是干脆就是急于摆脱落后局面而对城市发展缺少规划的“急功近利”？

而在这个过程中，极力为北京旧城保护而奔走呼号的梁思成，似乎在世纪之交也成为了北京城的“逆行者”，是所谓“政治压力的牺牲品”。诚然，梁思成的故事确实是一个悲剧，但是当狂热渐渐褪去之后，似乎我们也会发现，在这段故事中，梁思成也并非“一定正确”...

在后世，梁思成当初对北京旧城的保护，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梁思成的“风骨”似乎已经超越了对错本身，成为了人们所主要津津乐道的对象，也成为了很多人鼓吹梁思成北京规划的理由。

梁思成当初说过的那句：“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似乎更是证明了梁思成的“前瞻性”，但是说句不好听的，如今某些人能够不咸不淡的说几句话支持梁思成，能够高唱梁思成当初的“慷慨悲歌”，那是因为你没有生活在臭水沟遍地的旧北京，挤在香港九龙城寨那样的鸽子笼里面，而梁思成的计划就是一个注定无法完成的“乌托邦”。

因为他忽略了，旧北京城内那一百三十万人口。

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之后，我党和解放军的领导机构也从河北迁往了北京，而原有北京的军政机关并不足以满足作为首都的职能需求，也无法安置如此多的政府机构，哪怕我们占尽了旧北京的各种王府，亦是不够的。

因此北京作为首都的建设规划，也必须在此时被提上日程。而在当时北京城内关于如何规划建设行政中心，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出于成本考虑，认为应当利用旧北京现有基础设施，就在旧北京建设行政中心。

另一派则以梁思成和陈占祥为首，他们从“保护文物”的角度出发，认为行政中心应当设立在所谓的“新北京”，梁思成更是认为旧北京“最好要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因为“北京整体就是一个文物”。

这个所谓的“新北京”，其实是日据时期的一个规划构想，日本人当时在东郊建设了一个工业区，在西郊则建设了一个新城区，当时那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建设基础，所以梁思成认为应当将行政中心放在那里，这样和旧北京的文化性质就不存在冲突了。

中直机关供给部，后来也委托梁思成设计“新市区规划”，但是这却被梁思成误以为是中央同意了他的观点，这完全就是扯淡，政府要梁思成规划的是“城区”，而不是“行政中心”。在当时，开发北京城的西郊西城区，其实也是共识，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真的要把行政中心迁到那里。

所以当这个计划真的被呈上来之后，很快就被束之高阁了，因为梁思成的规划完全就是不对旧北京进行任何利用，将整座旧北京改成完全文化性质的“博物馆”，甚至主张拆了中南海的围墙，将其打造为“文化公园”...

然而周恩来却表示：“如果我们不是以一种长远的想法来看待北京城，而只是将之当作一个古董花瓶，那么等待着它的可能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但是梁思成这个计划看上去似乎也很美好，北京的行政职能和北京的文化属性似乎也得到了兼容，然而问题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

梁思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是他领导不了建筑。”

梁思成说的是一句全对的废话，毛主席不是神，他当然不懂建筑，但是建筑却是服务于人的，尤其是作为首都的建筑规划，政治永远都是它的“客户”，梁思成懂建筑，但是他也只懂建筑。

他觉得是政治插手了它不该插手的地方，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其实是他一厢情愿的想要将政治从有其一席之地的地方，赶出去。

梁思成服务不了他的“客户”们，但是有人可以。1949年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率领17人市政专家团抵达北京，帮助中央研究北京的市政规划计划。与西郊建设方案完全不同，苏联建筑专家巴兰尼可夫提出了将行政中心设置在旧城内，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东单至府右街的设想。

而这个设想被提出之后，立刻引起了梁思成和陈占祥等人的反弹，因为将行政中心设立在天安门附近，势必将会导致对北京原有建筑的拆除。但是作为“顾客”的毛主席，他本人更倾向于巴兰尼可夫的计划：“政府机关设立在城内，政府次要机关设置在新市区，我的意见是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经济的。”

而当时政府内其实也整体偏向于苏联方案，原因很简单，这个计划花的钱更少，是考虑到整体国民经济的计划，而新城区的计划“过于主观”，对实际条件估计不足，因此不能采纳。阿布拉莫夫也谈到了当初莫斯科的建设经验，当时也有人提议不改建莫斯科，而是在旁边建设新首都，但是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最后他们成功改建了莫斯科。

苏联人给出的理由是：

北京城当时的问题在于，没有足够的房子容纳迁入的政府机关，为什么没有房子容纳？

因为北京本身的承载能力就已经达到了极限！建设行政中心本身，对于北京而言反倒是一个机会，因为建设行政中心的同时也会改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北京的承载能力，改善在北京城内130万人口的生活条件，填平那些臭水沟和用了几十年的下水道，拓宽拥挤的马路，建设更多的住房。

换位思考一下，你是一个北京的普通市民，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解放军，然后等着共产党填平臭水沟，修好几十年不修的马路，结果新政府拍拍屁股跑去了当年日本人建设的新城区住新房子去了，你什么想法？

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手头的经费，只能支撑建设新城区，或者改建旧城区这两个计划中的一个，如果我们选择新城区，那么就势必要把旧城区的130万人口一同抛弃，这现实吗？

当然，你可以说修建新城区，也能有效的将北京城的人口释放转移，但是这需要时间，且需要考虑经费，新城区势必不可能容纳太多旧城区的人口，因此旧城区的问题仍然存在。

列文森说过：“如果一件历史物品想要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存活，那么就必须无害化。”北京是北京，北京不是平遥，北京是首都，但是北京不可以是古城！北京所需要的，事实上也是被“无害化”。

参考资料：

《首都行政中心位置确定的历史回顾》 左川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城市规划的有关问题》 张其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