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甘岭唯一女兵在纽约遇退伍美军，美军：您还记得我吗？
1979年春季，纽约的一家餐馆里发生了一段令人难忘的邂逅。当时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的南京外事办干事刘禄曾，正与同事们享用晚餐。突然，一位美国老兵从邻桌走来，用生涩的中文喊出了她的名字。这位老兵曾是上甘岭战役中的美军士兵，而刘禄曾则是这场战役中唯一的女兵。二十多年前，他们曾是对立的战场之敌，如今却在异国他乡相遇。这段跨越国界的相逢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一个出身上海富裕家庭的大家闺秀，为何会成为上甘岭战役中唯一的女兵？而这位美军老兵又是如何在二十多年后还记得她的名字？这一切，都要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说起。
从大小姐到战士
1927年，刘禄曾出生在上海一个显赫的家庭。她的祖父是晚清时期的朝廷官员，父亲则是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在上海银行担任要职。在这样优越的家庭环境中，刘禄曾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从小学到中学，刘禄曾就读于上海最好的女子学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的父母并未因为家境优渥而放松对她的要求。每天清晨五点，刘禄曾就要起床读书，背诵古文。除了中文功课，她还要专门请外籍教师来家里教授英语和法语。
1945年，刘禄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这所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大学，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在大学期间，她不仅系统地学习了法学理论，还深入研究了英美法系的判例法，这为她日后在战俘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刘禄曾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1949年上海解放后，这位曾经的大家闺秀毅然决定投身革命事业。当时，许多像她这样的知识青年都在考虑如何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刘禄曾第一时间递交了参军申请书，但因为其家庭成分，最初的申请并未获得批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多次向组织提出申请，表达参军的决心。
机会终于在同年冬天到来。由于战俘营急需英语翻译人员，组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具有英语专业背景的人才。这次，刘禄曾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在得知这一消息的当天，她立即收拾行装，准备北上。
临行前的一个晚上，刘禄曾的父母找到她，希望她能改变主意。他们提出可以动用关系，为她在上海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刘禄曾态度坚决，她说：＂新中国给了我们新的机会，我不能再做一个无所作为的大小姐。＂
就这样，这位从未离开过上海的大家闺秀，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当时，她还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怎样艰苦的考验，也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上甘岭战役中唯一的女兵，更不知道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
战俘营中的翻译官
1951年初，刘禄曾抵达朝鲜战场后，立即被分配到志愿军第42军战俘管理处。这里关押着数百名来自美国、英国、土耳其等国的联合国军战俘。由于精通英语和法语，再加上法律专业背景，刘禄曾被任命为战俘营的主要翻译官和教育干事。
初到战俘营时的情况十分复杂。很多战俘对中国军队抱有敌意和不信任，有些甚至拒绝与中方人员交流。刘禄曾发现，这些战俘中不乏来自美国中西部农场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是被征召入伍的普通百姓。
为了打破僵局，刘禄曾开创了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她首先组织战俘们按照国籍和语言分组，每组选出代表负责与中方沟通日常事务。同时，她建议战俘营设立图书角，提供英文书籍和报纸，让战俘们能够了解外界信息。
在一次例行翻译工作中，刘禄曾注意到一位名叫约翰·威廉姆斯的美军战俘懂得一些中文。经过了解，原来他的祖父曾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多年。刘禄曾邀请他协助翻译工作，这一决定意外地促进了中美战俘之间的沟通。
1951年夏天，战俘营迎来了一批新的战俘。其中包括几名受伤的军官，他们需要紧急医疗救治。刘禄曾立即协调军医院，为这些伤员提供及时治疗。其中一位叫托马斯·伯纳德的美军中尉，腿部受重伤，经过中国医生的治疗才保住了双腿。这次经历让许多战俘对中国军队的态度有了明显改观。
为了让战俘营的管理更加人性化，刘禄曾提出了多项建议。她建议允许战俘们种植小菜园，既可以改善伙食，又能给他们一些活动机会。她还组织战俘们排练话剧和音乐会，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这些措施在战俘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1952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在战俘营蔓延。刘禄曾立即组织医疗队进行隔离治疗，同时亲自向每个战俘解释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在这场危机中，她的专业素养和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战俘们的认可。
随着时间推移，战俘营的氛围逐渐改善。一些战俘开始主动学习中文，有的甚至开始帮助照顾同伴。刘禄曾经常收到战俘们写来的便条，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些便条她都仔细保存，作为这段特殊经历的见证。
到1953年初，当第一批战俘获准遣返时，许多人主动向刘禄曾告别。他们说，在战俘营的经历改变了他们对中国人的认识。而这，正是刘禄曾通过翻译工作努力实现的目标。
战场上的特殊使命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刘禄曾接到新的任务：前往597.9高地参与战地广播工作。这个决定源于志愿军指挥部的一个重要发现——联合国军中有相当数量的士兵会因为听到母语广播而产生动摇。
在前往上甘岭的路上，刘禄曾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弹坑遍布的战场上，医务人员在炮火中抢救伤员。作为这场战役中唯一的女兵，她被安排在坑道内的一个秘密广播站工作。这个仅有几平方米的空间，就是她未来几个月的战位。
每天凌晨四点，刘禄曾就开始准备广播稿。她根据前线搜集的情报，用英语播报战况，呼吁联合国军士兵放下武器。特别是在得知对方部队补给困难时，她会详细介绍志愿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这些广播往往在敌军发起进攻前进行，效果显著。
在一次激烈的炮战中，刘禄曾发现很多联合国军士兵不了解战争的真实原因。她随即调整了广播内容，加入了对国际时事的分析。她用流利的英语解释战争给普通士兵带来的伤害，这种方式引起了不少敌军士兵的共鸣。
除了广播工作，刘禄曾还在坑道里开办了一个特殊的英语培训班。参加培训的多是志愿军的侦察兵和通信员。她编写了实用的英语教材，教授战场上最需要的英语词汇和句子。这些学员后来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准确理解截获的敌军通讯内容。
1952年11月中旬，一场大雪过后，刘禄曾收到前线送来的一份特殊材料：一名美军士兵的日记本。这个日记本记录了战争的残酷和士兵们的真实想法。她立即将日记内容编入广播稿，用实例说明战争对双方士兵造成的伤害。这次广播后，确实有一些敌军士兵选择了投降。
为了让广播更有说服力，刘禄曾建议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小组，专门收集和整理战俘的书信和证言。她注意到，很多美军士兵都来自农村和工人家庭，与他们的中国同行有着相似的生活背景。这些内容被编入广播稿后，引起了更多敌军士兵的共鸣。
在上甘岭战役最激烈的阶段，刘禄曾和其他战友一起经历了长达43天的坑道生活。虽然条件艰苦，但她始终坚持每天三次准时播音。她的声音穿越炮火，传向阵地的另一边，成为了这场战役中一个特殊的存在。
到战役结束时，刘禄曾的广播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在她的广播影响下，有数十名敌军士兵选择了投降。这些人后来都证实，正是那个来自坑道的女声让他们认识到战争的真相。
意外重逢的背后
1979年的那次纽约重逢，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那位美军老兵名叫罗伯特·威尔逊，曾是上甘岭战役中的一名步兵连长。在战役最激烈的时期，他曾多次听到过刘禄曾的广播。
经过交谈，两人逐渐还原了当年的场景。威尔逊回忆，在1952年11月的一个夜晚，他所在的连队正准备发起进攻。就在那时，坑道里传来了刘禄曾的声音。她用标准的美式英语播报着前线战况，并讲述了一个美军士兵的故事。这个士兵来自爱荷华州的农场，与威尔逊是同乡。这个巧合让威尔逊对这个声音印象深刻。
重逢时，威尔逊带来了一本保存了二十多年的笔记本。这本笔记本记录了他在战场上听到的每一次广播内容。其中最特别的是1952年12月14日的记录。那天，刘禄曾播报了一则关于圣诞节的特别节目，提到了战俘营里美军战俘们如何度过节日。这些内容让威尔逊第一次了解到战俘在中国军队的实际待遇。
在纽约的这次会面中，威尔逊还带来了几封他保存的战友来信。这些信件来自当年在上甘岭战役中选择投降的美军士兵。信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战俘营的生活，证实了刘禄曾广播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威尔逊提到了1953年初的一个细节。当时，他的部队在撤退时发现了一个中国军队的战地日记。日记中记录了一位女军人在坑道中坚持播音的故事。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这位女军人就是刘禄曾，但这个故事在美军中广为流传。
随后的谈话中，两人交换了各自对战争的认识。威尔逊说，正是那些深夜的广播，让他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而刘禄曾则分享了她在战俘营的工作经历，讲述了那些选择新生活的美军战俘的故事。
这次重逢还揭示了一个有趣的巧合。威尔逊的儿子正在耶鲁大学攻读东亚研究，研究方向就是朝鲜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交流。当他得知父亲遇到了当年上甘岭战役中唯一的女播音员时，立即决定把这段历史写入他的论文。
在餐厅告别时，威尔逊拿出了一张泛黄的照片。这是1953年他们部队撤退时在上甘岭阵地拍摄的。照片中，一个简陋的广播站还依稀可见。他将这张照片送给了刘禄曾，作为这段特殊历史的见证。
这次意外的重逢，不仅串联起了历史的碎片，也展示了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两位曾经的对手，在和平时期的相遇，为这段历史增添了一个温和的注脚。
战后岁月的延续
1954年回国后，刘禄曾开始在外交部工作。她的第一个任务是协助处理战俘遣返事务。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几位曾在战俘营里认识的美军士兵。他们主动要求留在中国，希望能为中美民间交流做些工作。
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刘禄曾参与了多项重要的外交活动。1955年，她作为翻译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会议期间，她遇到了一位美国记者，对方正在写一本关于朝鲜战争的书。这位记者听说过她在上甘岭战役中的广播工作，专门采访了她三个小时。
1960年代初，刘禄曾被调到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工作。在纽约期间，她经常收到来自前战俘的信件。一位名叫杰克·汤普森的美国退伍军人在信中提到，他已经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历史，这完全得益于在战俘营期间开始的中文学习。
1965年，刘禄曾参与组织了一次特殊的会议。这是一次非官方的中美退伍军人见面会，地点选在加拿大温哥华。会议上，多位美军老兵带来了他们保存的战时物品，包括收音机零件、广播记录和日记本。这些物品后来被捐赠给了中国军事博物馆。
1970年代末，随着中美关系解冻，刘禄曾多次接待来访的美国代表团。其中包括几位曾在朝鲜战场服役的美国官员。他们谈起当年的广播，称这些广播为他们提供了了解中国的第一个窗口。
1980年，刘禄曾参与编写了一本关于战时外事工作的资料集。她将自己在战俘营和战地广播站的经历整理成文，连同相关照片和文件一起收入书中。这些材料成为了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1985年，应美国退伍军人协会邀请，刘禄曾赴美进行访问。在华盛顿，她参观了越战纪念碑，并在退伍军人聚会上发言。一位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美军老兵送给她一盒老式录音带，里面居然录有当年她的部分广播内容。
1990年代，刘禄曾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她经常向学生们讲述战时的翻译工作经历。一次课后，一位美国交换生告诉她，他的祖父就是在上甘岭战役中听过她广播的士兵之一。
2000年后，刘禄曾将更多时间用于整理历史资料。她与几位老战友一起编写了《战地翻译员回忆录》，详细记录了战时外事工作者的故事。书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献，包括战俘营的日常记录、广播稿件和书信往来。这些材料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到了晚年，刘禄曾仍然保持着与一些美国老兵的通信联系。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友谊，见证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也成为了中美民间交流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