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历史上，我国出现了很多勇士，大部分都是女同志，但实际上有些女同志的英勇丝毫不亚于男性。

在1936年8月2日凌晨，在黑龙江哈尔滨的铁路线上，一列日军列车疾驰而过，这列车非常特殊，不仅能载人，上面还有一间临时牢房。

而在列车呼啸而过的时候，隐隐约约地听到里面传出一声声惨叫，实际上这是一位即将被押往刑场的“女囚”。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军依旧没有放下的刑拘，对着这位年轻女子展开酷刑，而她始终忍受着严刑拷打的剧痛，不曾透露出一点情报。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位女同志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的儿子，后来她忍着剧痛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写下两封绝笔信。

在这百余字中，这位女同志深情呼唤“我的孩子”，尽显一位母亲对儿子的眷恋，她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在1935年11月的时候，赵一曼在春秋岭战役中身负重伤，于是找了一个地方休养身体，但不幸还是被日军发现了，最终被俘。

日伪军得知赵一曼的身份后，便将她押送到珠河县公署的一间牢房里，连夜对她严刑拷打了两个多小时，但赵一曼始终不说一个字。

眼看对她没有办法，敌人又把赵一曼转送到哈尔滨关押，对她进行了更加惨无人道地严刑逼供，整个监狱都是她的叫声。

当敌人将一个个刑具用在赵一曼身上时，她怒斥道：“你们这些强盗，永远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敌人眼看从赵一曼身上得不到信息，于是便想着将她处死，而赵一曼根本不怕死，她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的孩子宁儿。

赵一曼在干革命的过程中，结识了陈达邦，对方也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们二人

在相处中互生情愫，最终坠入爱河。

一段时间后，经党组织批准，他们在学校教堂举行了婚礼，婚后赵一曼便怀孕了，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宁儿”，希望他安宁健康。

那个时候赵一曼一心为革命，于是将宁儿送到丈夫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家中抚养，临别前拍下一张合照，这也是他们母子唯一一张合照。

而在宁儿这边，因为他被送出去时年纪还小，所以他对母亲的记忆十分模糊，后来在大伯家茁壮成长，还有了新名字，叫陈掖贤。

随着陈掖贤逐渐长大，性格变得十分沉闷，大伯陈岳云看在眼里，依然对他关怀备至，竭尽全力培养和教育陈掖贤。

陈掖贤在伯父家生活了十余年，直到1943年他的父亲陈达邦回国，那时候的陈掖贤已经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个头与父亲陈达邦一样高。

1950年上映了一部叫《赵一曼》的电影，父子二人还一起去看了，但他们当时不知道赵一曼的身份，因为她之前一直用的是化名。

在他们父子这里，赵一曼叫李一超这个名字，直到1957年中央核实李一超就是赵一曼，陈掖贤才知晓了母亲的真实身份，是广为人知的抗日英雄。

同一年，陈掖贤便前往东北悼念母亲，也在那个时候看到了一封迟到21年的绝笔信，信中满是“我的孩子”的称号，陈掖贤忍不住哭了出来。

当赵一曼的身份确定后，政策会给烈士家属发放一笔抚恤金，但陈掖贤却坚持不坚守，他认为母亲为国捐躯，不能用金钱衡量。

后来陈掖贤在北京工业学校教书，期间深受学生的爱戴，后来还与一直爱慕自己的学生张友莲结婚了。

原本陈掖贤的生活会一直幸福下去，而且他兴趣广泛，尤其热爱写作，他的诗词连毛主席都读过。

然而在生活中，陈掖贤沉默寡言，后来他的内心逐渐发生了扭转，最终决定写信给毛主席，那是一首充满讽刺意味的《忆秦娥》。

毛主席看后有些生气，但考虑到他是烈士的孩子，于是没有追究，只是淡淡地说：“他是可怜的孩子。”

但陈掖贤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陷入深深的抑郁，最终与妻子离婚了，于1982年8月15日因精神崩溃选择自杀，享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