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放在青年得志的王洪文身上，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

作为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基层军官，王洪文原以为复员后就能在地方单位担任要职，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单位领导却只让他做了一个保全工。工作几年后，他也只是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一名普通保卫员而已。

当然了，王洪文工作数年未能升迁，其主要原因还是他对所担任的职务不满、不认真工作所致。

尽管现在的他已经是一名保卫员，坐进了办公室，但他的晋升之路也基本确定，即只能按部就班的逐步晋升，到退休时最多也只能混个局长，跟他所期望的美好未来仍有巨大差距。

就在他心中烦闷之际，一场混乱而疯狂的时代飓风突然刮起来了……可以说，没有这场飓风，就没有后来位高权重的王洪文，他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干部而已。

跟那个时期的很多“风云人物”一样，王洪文非常善于在混乱中抓住机会。而他的首个“目标”，就是未能慧眼识珠的厂党委。

一张张醒目、疯狂的“大字报”，使王洪文一夜之间成为了厂里的风云人物。此外，大字报甚至还惊动了市委，于是便当即派出工作队来厂里进行整顿。

怎料，工作队的到来不仅没有让王洪文有所收敛，反而还将其视作扩大自身影响的“工具”，于是，他开始调转炮口，向厂党委和工作组进行疯狂炮击。

不久后，他甚至还将目光转向了上海市委，并组织成立了所谓的“工总司”，作为复员军人、党员的王洪文，自然而然被推举成为“工总司”的“司令”。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王洪文的“大闹”确实收效显著，“大闹”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官”、“大名”。

1967年后，王洪文先后受到晋升，历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等职。在1969年的九大上，年仅34岁的王洪文还被选为了中央委员。

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里，王洪文就从一个工厂的保卫员迅速升到中央委员，真可谓鸿运高照，令人咂舌。

但这不过只是这个年轻人仕途生涯的“开端”而已，不久之后，他又将迎来个人仕途生涯的巅峰。

那是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作为“接班人”的王洪文被选为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委员。

事实上，早在十大召开前夕，王洪文就已经顺利通过了高层的考察，并赋予其“接班人”的身份，让他担任十大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而周总理、叶帅等一批老领导，也只能屈居副主任之职。

但王洪文毕竟还是太年轻了，加上其又没有丰富的资历和工作经验，所以在应对很多工作，尤其是处理外事工作时，显得非常地不成熟，加上其又热衷于与江、张、姚等人来往，所以最后他这个所谓“接班人”身份，还是被拿下来了。

俗话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王洪文坐着火箭上来，也必将坐着火箭下去，1976年10月的雷声一响，这一切就都全部化为了泡影，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宣告结束了。

1981年初，王洪文被宣布判处无期徒刑，后于1992年8月3日病逝于狱中，终年57岁。这位所谓的——“时代英雄”，至此落幕。

王洪文去世后，他的妻子崔根娣并没有将他的骨灰下葬，而是将其留在身边，以此来慰藉她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崔根娣原来也是国棉十七厂的工人，她与王洪文结婚后育有二男一女。据说，王洪文当上副主席后，曾向妻子提出过离婚，但崔根娣对此却表现得很坦然，她说：只要把孩子给我，我就答应离婚。从今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工……

王洪文锒铛入狱后，崔根娣并没有选择与他离婚，反而每年的国庆节都会带着孩子来探监，因为这一天也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崔根娣曾对找她谈话的领导说：你们怎么判我不管，我是不会和他离婚的，我要等他……

但遗憾的是，痴情的崔根娣并没有等到这一天。王洪文去世后，崔根娣便带着三个孩子在上海过着普通的生活，很少再有人提起或关注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王洪文的女儿王亚萍，后来却成为了中国酒水行业有名的领军人物，身价过亿。

尽管王亚萍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对于她的真实身份，却鲜为人知。或许对于她而言，她只想一心一意深耕发展自己的事业，至于那些所谓的身份也好、名位也罢，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