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其父李光耀去世之后，终于独自执政了。
然而，还没几年，他就物色好了继承人，随时准备权力交接，想要退隐。
新加坡的权力就像是烫手的山芋，就算它能给当权者带来高收入的薪资和无上的荣光，但面对一个凶险的烂摊子，李显龙这样政治世家出身的总理都迫不及待地想扔下它。
这是什么样的烂摊子，让一国之总理都深感棘手呢？这就要从新加坡建国和父子俩执政期的区别说起。
说起新加坡，大家都不陌生，但是说起淡马锡，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表示没听说过。
新加坡的历史，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基于新加坡的政权及法律制度延续来说。1819年，荷兰人和英国人对马六甲海峡附近一个港口展开了贸易控制权的争夺，英国人莱佛士避开荷兰人的眼线，率先登陆了新加坡，并且打退了原先占据这个小渔村的苏丹王，宣布对此地的治理权，从此开始了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地统治历史。
认同这种说法的人后来称莱佛士为新加坡国之父。
另一种是基于全球视野观，用历史和比较法来确定的新加坡来源。早在14世纪，这片原名为淡马锡的土地就曾作为茫茫大海中为海洋贸易提供补给的地方而迎来了它的辉煌，一度热闹非凡，拥有高度的城市化繁荣景象。
直到14世纪末，此地才改名为新加坡。持这个观点的人称带领新加坡独立的李光耀为新加坡国之父。
英国统治马来半岛以来，带来了其明显西方化的联邦制议会政治制度。
二战之后，全球各个国家和民族纷纷要求独立，要求去殖民化，要求在政府中拥有发言权。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采用主动让权、扶持自己满意的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方式，避免了新加坡的动荡和英国的损失。
1954年，留学英国的法律人才李光耀及其他接受过西方先进教育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并在政府1959年的首届大选中赢得了43个议员席位，且李光耀出任了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理。
李光耀的治国理念在留学过程中受到了英国的影响，一心为了新加坡发展。1961年应马来西亚首相号召，新加坡全民公投：是否同意和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成立联邦政府，最终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多的赞成票。
1963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及沙巴等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实施议会治国。
但是，因为马来西亚高素质人才匮乏，在联邦中很多重要的岗位都被华人、印度人以及欧裔人占据，马来西亚政府认为自己的民族应该享受更好的待遇，就对新加坡等地实施了不平等的发展条约，将原来的4成税收强制增加到6成，并且还关闭了在新加坡的银行。
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各族人民强烈不满。合并的马来西亚联邦仅仅存活了两年，便以新加坡宣布独立而告终。李光耀数次哽咽，但他对马来西亚的作为和新加坡的未来始终憋着一口气，并暗暗发誓一定要带领新加坡走出困境。
任何国家成立，首先是稳定局势、巩固政权；其次是发展经济，国家重点从革命转为休养生息；然后才是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国家建设，包括新的民主政治建设。
李光耀留学西方，初入英国，就在街头发现了一个无人卖报亭，没有营业员，只有一个框框，顾客需要报纸自取，把钱投放在框框里即可。这给了李光耀极大的震撼，也是他执政之后，坚持沿用英国律法制度的重要原因。
李光耀的政府机构，沿用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并且在英国的帮助下，顺利加入联合国。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新加坡，更多的是独立而并不自主的国家，它还处处需要英国的帮助和指导。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英国“去殖民化”的冲击下，利用英国的成熟制度，新加坡在李光耀极具西方思想又对法律精通还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领导下，慢慢发展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发展之路：
以行动党为基础，用高效能的市场经济，加以高效率和高廉洁的政府机构。
这样的政府机构有一定民主，但更多的是一党制的威权统治，符合以贸易为主的新加坡高速发展的国家制度。
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发展还在摸索阶段，而留学英美的新加坡政要已经清楚的看到了未来的机遇和发展。
也就在那个时段，李光耀抓住时机，大力发展以英语为主的教育，这在很多年，都直接为新加坡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最便利的语言环境，更直接解决了新加坡国内多种母语存在的现实矛盾。
李光耀能够在新加坡执政五十多年，被新加坡誉为国父的尊荣，就在于他所带领的执政党能够在发展中摒弃偏见，敢于、善于接纳不同层次的不同声音，并在这个过程中更多更好地影响到基层的老百姓，从而找到政党的群众基础和全方位的国家治理。
李光耀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很大，执政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充满了忧患意识。
从建国开始，他选择沿用英国制度就是充分考虑了改变政治体制可能导致的混乱；而在国家稳定之后，对人才的渴望也是对高速发展的忧患；在政治稳定的时期，力主对新一代领导人的选拔和培养，也是其对政权交接的担忧。
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李光耀就多次提出了培养新的一代领导人，并且明确了层层选拔的具体要求，比如：必须能够应对市场经济的变动；必须能够有发展新工业革命的能力和技术；必须要是忠诚追随新加坡威权政党—行动党主旨思想的；
必须要有发展科技现代化的能力；必须要有适应各个部门的决断和领导能力；最重要的是，要必须要经过选举，要能够接受别人的挑战和在挑战中发动民众的力量，获得平民的认可和支持，以完美应对各种竞争机制。
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质论价"，高质量的人才一样可以获得高薪资。如果政府官员收入低了，势必就会出现非法敛财或者违法敛财，这样的后果就是出现贪腐和贿赂等社会不正之风。长此以往，就没有人愿意为国家出力，全社会发展就会因人才流失而降低水准。
建国之初出现的贪腐和七十年代出现的离职潮，都是李光耀制定“高薪养廉”政策的重要依据。
新加坡在官员薪资上走了很大一步：参考国内外企业高管的薪资水准，要让政府官员的薪资达到同级别企业管理人员的70%以上。这样的高薪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同类人员薪资水平。
新加坡人口多元化，语言多元化，正是这样微不足道的点，却让李光耀凭借自己通晓多国语言的优势，把新加坡定位成了一个国际服务城市，用精细化的服务和多种语言，让世界各国贸易纷纷涌向新加坡，最终成就了它的国际最大港口城市的地位。
国家安全方面，小地方无法凭借军事抗衡，那只有在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博弈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对李光耀来说，和所有大国保持亲密的关系和密切的合作，让大国都能够关注东南亚，关注新加坡的话，无论是对其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都是重要的“生存原则”。
在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岁月里，李光耀曾比喻，新加坡就像是一株小草，中美就像两头大象，小草最怕的就是大象打架，大象打架小草遭殃。
他居安思危的儒家思想，也表现在他看待问题的眼光上。在对待两只大象的问题上，他很好地运用着平衡，他承认美国的霸权，也承认中国的崛起。
他一边认为，美国是极具创造力的国家，是世界局势的领导者，是唯一的世界级强权国家。从而使得新加坡获得美国的投资和贸易，还允许美国使用新加坡海运港口。
另一边，李光耀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赞不绝口，称中国如此发展，很快就会赶超美国。并通过华裔的身份，对中国进行投资并分享了中国发展的红利，苏州工业园便是李光耀一手跟进拍板投建的。
在中美关系上，李光耀不选择站边，既友好合作又保持一定的距离。跟世界各国政要都保持良好的私交关系，在各方关系中展开多次友好斡旋。
对东南亚国家之间，他发起东南亚国家联盟，借助国际法以及和大国威慑等力量，积极参与东盟事务，既协调周边关系，又提升了新加坡在国际中的口碑和地位。
李光耀在世时，新加坡凭借其声望和口碑获得了稳健的发展，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是一片向好。
随着李光耀的去世，李显龙仿佛才正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并且被很多人误以为新加坡总理是“父传子”模式。
其实，并不是。李光耀和李显龙之间，还有一位执政十几年的吴作栋总理。但在李光耀的光芒之下，无论是李显龙还是吴作栋，都被掩盖了其风华。直到2015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在位的李显龙才算真正走进大家的视线。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让包括新加坡在内的TPP成员国一片哀嚎。
2005年TPP建立之初，本仅是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智利四个国家之间的一个协议，旨在就四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知识产权、货物流通以及服务等领域达成相互支持和互惠互利的合作约定。
2008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看中了这份协议，带领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高调宣布要加入TPP。奥巴马看中的是这个经济圈层的零关税政策，想要以此限制中国的对外贸易，达到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
2010年，亲美联盟的加拿大、日本、墨西哥以及新加坡邻居马来西亚四国，也要求加入TPP，到此时，TPP已经离最初的初衷很远了，大有和美国在欧洲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IPP）一起，对中国的经济形成大包围式抵制和牵制的架势。
然而，特朗普却在TPP还没有发挥出它的实质作用时，一上任就高调宣布退出。这让协议内的国家、特别是跟风进来的后几个国家深感焦虑和担忧。
对新加坡来说，TPP的失败，对其经济局势会产生“非常糟糕”的局势。这似乎跟李光耀生前所设想的有所偏颇，李显龙对此呼吁，希望剩下的11个国家能够继续就TPP内容重新谈判，最后将此项目更改为“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从特朗普时代起，美国对之前很多政策都做了调整，对东南亚的控制欲望没有以前那么强烈的原因不止是美国国内经济的极度下滑、与欧洲和俄罗斯等国的摩擦不断，也在于中国的不断进步所带来的“此消彼长”的局势效应。
美国对于中国的高速发展视若眼中钉，不断在经济、教育、人权、科技等领域对中国实施打压和遏制。特别是最近几年，台海等问题更是让双方箭弩拔张。这对于东南亚地区来说，是个头疼的事情。
李显龙不断的在各个场合发表演说，意图能够如他父亲一样对双方的立场产生影响，但是收效甚微。
特别是新冠疫情的流行，更是让全球经济特别是依靠贸易为主的新加坡经济下滑。到2021年，新加坡的财政出现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赤字。
而中国，在疫情背景下，依然保持强劲的活力，是经济实现全球经济唯一正增长的国家。特别是辐射宽广的“一带一路”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更是让中国和多边国家完成了170多个亿美元的贸易总额。
此时，新加坡若全力倒向中国，才更符合其建国以来所走的现实主义经济拉动策略。但选择站边，又跟其历史外交态度形成巨大反差，其国内亲美的势力也不容许出现“倒向东方”的选项。
2020年，新加坡大选，李显龙所在的行动党仍然以超过60%的支持率获得连任，但总体数据对比却能够发现，短短5年时间，支持率下滑几乎快到10%了。如果李显龙党派在未来依然没有明确向好的业绩，其国内势必也会引发大规模的动乱。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显龙已经为下一任接班人找到了人选，随时都可以履行交接仪式，当然，号称“精英中的草根，草根中的精英”的黄循财依然要在2年后行动党大选获胜才能算坐稳“新加坡第四任总理”的位置。
无论怎样，就目前的国际局势，以及国内反对党日益活跃的现状来说，李显龙留给新加坡的，都能算得上是一个颇为凶险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