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城南京的一个普通居民小区里，居住着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和他的妻子廖慰训。他们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并不张扬自己的特殊身份。尽管张闻天声名显赫，他们仍牢记着父亲生前的谆谆嘱托，做个普通的人，不搞特殊。张虹生到农场去“做新一代的农民”；赴农村帮助“整社”，“自作主张”宣布解散食堂；定性为“坏学生”，被“勒令退学”1957年，18岁的张虹生高中毕业。党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父亲张闻天和母亲刘英的支持下，张虹生报名去北京郊区青年农场“做新一代的农民”。他身强力壮，意气风发，很快学会了水稻种植技术，成为农场的生产能手。
对于未来，张虹生憧憬很多，但他认定一条，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而要靠自己的努力，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才。农场劳动紧张繁重，他仍没有放松复习功课。1959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本来只想谈些外事工作，但他出于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在长篇发言中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及后果。一番公开的心里话，换来了两顶吓人的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当张虹生回到家，所见到的父亲却依然神态安详，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虽然不知道详情，张虹生毫不怀疑毛主席是对的，父亲错了。
可是，父亲为什么会犯错误？他和母亲总是教导孩子听党的话呀。1961年冬，中央制定了“农业政策七十条”。根据上头安排，大学文科学生赴农村帮助“整社”。张虹生这次不是去农场，而是到了真正的农民中间。他分在京郊东坝公社园林五队，是个种菜的生产队。本来菜农该比粮农要富，张虹生却看到群众苦不堪言，食堂“大锅饭”难以为继，哪家口粮都不够吃，全队只养了一头瘦猪，自留地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张虹生心头发酸，他想起了父亲对农村“虚报浮夸”现象的激愤之言，觉得父亲说的话并没有错，“共产风”刮不得了！下农村的学生每人负责一个生产队，上面要他们只宣传不行动。园林五队共96户人家，张虹生走访了一遍，倾听社员的呼声，大家都希望解散食堂，把口粮分到户。这在当地没人敢做主，血气方刚的张虹生召集全村群众大会，宣布解散食堂。
此言一出，农民们高兴地拍红了巴掌……张虹生因为“自作主张”，被提前调回了学校。随后，“上纲上线”的批判接踵而来，主要罪名是“右倾”，挖其根源是“跟你父亲一样”。最后他被定性为“坏学生”，校方的处理意见是“勒令退学”。离开学校的张虹生在北京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政治表现”这一关过不了。他向父母提出，他生在新疆，还是到新疆建设兵团去吧。刘英找到王震将军，王震一口答应，把张虹生送到农一师去劳动。因为农一师是当年南泥湾三五九旅的老底子，王震放心，至少不会有政治上的歧视。1962年2月，张虹生踏上了去新疆阿拉尔塔里木河畔的农一师九团四连的路途。张虹生负“戴罪之身”去新疆农垦，接受艰苦环境的锻炼；以书会友，以书传情，在新疆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出生在新疆的张虹生从小是个苦孩子。早在1942年，标榜“进步”的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派兵追捕被他请去的中共人士。
张虹生的母亲刘英在党组织的掩护下紧急转移到苏联。陈潭秋、毛泽民等领导人被捕关押后英勇就义。年仅三岁的张虹生来不及转移，与瞿独伊、邵华等几个娃娃一起坐了牢。幸亏他们身份没暴露，到1946年国共和谈时，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从三岁到七岁，张虹生在新疆当了四年的囚徒，饱尝了失去自由的辛酸。张虹生在16年后重返新疆，阿拉尔是新疆最荒僻的地方之一，张虹生所在的九团四连又是最苦的农垦连。他一去就赶上给条田浇水。新疆垦区一个条田有600亩，从冬末到开春要浇三遍水，浇水时一个人得负责一个条田。张虹生和其他农工一样，裹一件皮袄，拎一盏马灯，在冰天雪地里巡视。田沟上面结了冰，底下还没冻住，会出现漏洞，就得跳下去堵漏，一堵就是一两个小时。他穿着长筒胶鞋的脚冻僵了，浑身似掉进冰窟窿一样透心凉，每个骨节缝都在冒寒气。开春后，连队分配张虹生去养牛。每天一大早，他就把十多头牛赶出门，直到天黑才赶回来。牛喜欢吃的草长在田边地头，他得让它们吃饱，又不能让它们啃了庄稼。
只能自己辛苦些，盯紧些，一发现哪头牛“犯规”，他就提着木棍子冲过去。跑来跑去，落下了静脉曲张的毛病，他仍不敢怠慢，谁叫他有个“戴罪之身”呢。读过大学的张虹生不能忍受的，并不是自然环境差和劳动强度大，而是离京仓促，没有带什么书来看。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团部政治处宣教股有书，便上门求借。他把沾着灰尘的书翻了个遍，从文学类到政治经济类，一本本地借着看。宣教股有三个成员，最小的是不足18岁的廖慰训。别看这个清纯可爱的川妹子模样乖巧，个性却很倔犟。1961年，正在成都四中念高中的廖慰训看到报上介绍新疆农垦的文章，便和两个女同学一起给农 一师党委写了封信，坚决要求支边，农一师回信表示热烈欢迎。于是，这三个省重点中学的女生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办理迁户手续到了新疆。廖慰训开始也奇怪：一个农垦连的民工，怎么这样喜欢看书？后来她得知，张虹生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有廖慰训在办公室，张虹生借了书就舍不得走，天南海北“神聊”得起劲。他对这个川妹子情有独钟。可廖慰训情窦未开，对此茫然不知。此后三年，风里来，雨里去，张虹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连队分配他赶马车，他就扬起皮鞭，做了个称职的马车夫。
寂寞和孤独之时，他会想起川妹子那黑亮的眸子、真诚的微笑、扎着小辫的身影……1965年，廖慰训被派到上海出差，顺便回成都探亲。张虹生犹豫再三，决定试试用真情打动川妹子。于是他写了封信，在廖慰训临行前，张虹生把信塞给了她。张虹生在信中的大胆倾诉，可谓出奇制胜，一颗善良的少女心被深深感动了。当廖慰训探亲后回到新疆，他们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文革”开始，张闻天和刘英受到审讯和逼供；张虹生被“隔离审查”，抄家时，因为他拿了家里的半导体，落下了“转移父亲财产”的罪名1966年，“五一六通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之风从北京刮向各地。关心时局的张虹生敏锐地感到这场政治风暴的严重性。离开北京几年了，他干活卖力，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读书学习也没丢，他相信会有出头之日。可是“文革”之声浪叫他震惊，他觉得希望渺茫了。在张虹生万念俱灰的时候，廖慰训的鼓励和帮助，是他的最大精神支柱。
在廖慰训的坚持下，她向组织打的结婚报告终于被批准了。于是，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他们结婚了。次年，大女儿出生了，张虹生给她起名叫冬燕，冬天的燕子向着南方，寄托着父母对家乡的思念。1968年5月，张虹生回北京探亲。临行前，张虹生问廖慰训想要什么，她说，下了班就忙孩子，没时间看书看报，你就给我带个半导体收音机吧。北京的家被抄了几次，已经不像样子了。张虹生看到父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仍然承受着被揪斗的痛苦折磨，禁不住悲从中来，泪水盈眶。饱经忧患的张闻天和刘英关切地询问张虹生的个人生活，叮嘱他要善待妻子，听说儿媳妇要买个半导体，张闻天把家里的小型台式收音机送给她作纪念。就在这个月，张闻天和刘英突然被“监护”起来，实际上是受到审讯和逼供的非人道摧残。张虹生心急如焚，但无能为力。专案组负责人找张虹生谈话，气势汹汹地把他训斥一通，声色严厉地叫他划清界限，公开宣布与张闻天脱离父子关系。张虹生不吃这一套：“父子关系怎么可能脱离呢？就是一万年，他也是我的父亲！”
他乘火车返回新疆，在阿克苏转长途汽车时，受到团部派来的人监视，说是怕他“畏罪潜逃”。回到团部，他又被“隔离审查”。他的家被抄了，价值五块钱以上的东西都要登记，就因为他拿了家里的半导体，落下了“转移父亲财产”的罪名。在政治高压之下，造反派叫廖慰训划清界限，她却说：“半导体是我要的，要批就批我吧。”造反派没想到，批斗廖慰训的会冷冷清清。廖慰训为人厚道，小小年纪就到兵团，实在没茬可找，群众都说“没意见”。造反派只得将她停职，下放到园林队劳动。等张虹生结束“隔离审查”和廖慰训重新团聚的时候，女儿冬燕已经会叫爸爸了。望着张虹生不修边幅的模样，廖慰训心疼地说：“苦了你了。”张虹生眼中，妻子消瘦的脸上刻着艰辛的痕迹：“是我拖累了你。”
他们相拥而泣，因为有着信任和挚爱，苦难压不倒他们。张闻天突发心脏病去世，张虹生与父亲无锡一别，竟成永诀；张闻天平反昭雪，张虹生愿做普通人，不搞特殊1969年10月，张闻天和刘英长达524天的分别拘禁解除了。随后接到了三天内起程、遣送广东肇庆的通知，实际上仍是软禁。上面还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生性豁达的张闻天说，既然我是普通人，就叫“张普”吧。1969年7月，张虹生的小女儿出生了。张虹生给她起名东君，源于屈原《九歌》中的篇名，东君是太阳神。尽管挨斗，他对党仍然怀有感情，把党比作太阳，取其心向党的意思。因为廖慰训怀孕时下地干活，心情不好，加上营养不良，小女儿呱呱落地就不断患病，多次报病危。孩子长到一岁时还不会坐，眼看可能会残疾，两口子商量，得把孩子送回内地治疗。于是，廖慰训去团部请假，争取到了两个月的假期。1970年7月，廖慰训踏上探亲的路途。她抱着才一岁的小女儿，牵着三岁的大女儿，千辛万苦地辗转到成都。
之后，她带小女儿四处求医。等孩子病情稳定了，她把小女儿交给母亲，然后带着大女儿，去广东肇庆看望张闻天和刘英老人。仍被“看管”的张闻天和刘英几乎与世隔绝。看到儿媳妇和孙女，高兴得合不拢嘴。小冬燕的天真活泼，给老人带来无穷的欢乐。廖慰训知道他们喜欢孩子，就决定让孩子留在他们身边，这让身处逆境的张闻天和刘英十分欣慰。1975年5月，因广东潮湿，张闻天夫妇身体不适，经中央同意迁居无锡。张虹生领着六岁的小女儿东君赶到广东肇庆，陪同老人到无锡。自从跟专案组“顶牛”，张虹生已经七年没有和父母团聚了。他惊奇地看到，视力只有0.2的父亲仍然天天读书，不停地写作。没有卡片，他写在旧台历纸背面，写在裁开的小学生练习本上。他将“流放”中写的叠叠纸片，分装在塑料袋里，收藏起来。张闻天一身傲骨，给张虹生以极大教益。遗憾的是，假期有限，不得不与老人告别。他没想到，这竟是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噩耗传到了新疆。张虹生赶到无锡，他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泪流满面。“四人帮”一伙毫无人性，竟然不许召开追悼会，刘英的花圈上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的名字没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11月，根据政策，张虹生夫妇调到了南京晓庄林场，廖慰训当会计，张虹生则仍然务农。1979年8月，张虹生陪同母亲刘英，在北京参加党中央为张闻天召开的追悼大会，张闻天在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地位得以实事求是地恢复了。长期蒙冤的张闻天在宽大的遗像中微笑着，一如生前那样安详宁静。长得非常像父亲的张虹生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上流淌着父亲的血液，是父亲面对危难的不屈品格在无声地影响着他……同年，张虹生也被彻底落实政策，多年的务农生涯总算画上了句号，他被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廖慰训随后调入大学搞行政工作。
他们开始收集张闻天革命经历的许多资料，逐步走进父亲的精神世界。《张闻天传》编写组曾希望把张虹生调去参与工作，刘英不同意，她说，父亲的历史，不应该由子女来写。组织部门照顾刘英，拟将张虹生夫妇调入北京。刘英却把调动函退了回去，她一贯严以律己，希望儿子不搞特殊，就在现有的岗位上做工作。张虹生夫妇理解老人的心意，如今他们住在南京一栋普通的公寓楼里，像其他人一样过着平静的日子，享受着天伦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