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轻时加入了红军队伍，自解放战争起便承担起保护毛泽东的重任。在长期的共事和日常交往中，他与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每到毛泽东的生日，他都会前往纪念堂，向这位伟人致以敬意，表达内心的敬仰。

汪东兴出生于1916年，是江西弋阳人。他在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同一年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中，他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包括红一方面军的大队教导员、团总支书记以及第二野战医院的政治委员。1934年，他随中央红军参与了著名的长征。

在抗战期间，汪东兴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他先是负责两延河防司令部的组织工作，随后被任命为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的副主任，同时兼任组织科长。此外，他还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的政治委员。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他先后担任了三室副主任和二室主任的职位，负责相关领域的组织与管理工作。通过这些职务，汪东兴在抗战期间为军队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解放战争期间，汪东兴担任中央直属部队的副参谋长，同时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的副处长和警卫处长。从那时起，他直接承担起保障中央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安全的重任。

1949年3月，汪东兴陪同毛泽东抵达北平，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同年6月15日，他又跟随毛泽东迁入中南海，开始在那里工作。

1949年8月至9月期间，党中央召开政协会议时，毛泽东向汪东兴布置了前往苏联访问的任务，并指定他全面负责安保工作。毛泽东特别强调：“新中国刚建立，社会环境还不稳定，这次访苏必须严格保密，不要对外宣传。沿途的安保安排，你可以与聂荣臻、腾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共同商议。”

经过与聂荣臻等人商议，汪东兴制定了一套周密的安保方案。为确保毛泽东出访途中的安全，他们安排军队对北京至满洲里铁路沿线的桥梁、隧道及制高点进行重点防护。同时，汪东兴亲自负责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工作，全程保障其人身安全。

毛泽东的专列分为三个部分：前卫车、主列车和后卫车。前卫车由五节车厢组成，里面驻扎了50名士兵和一些铁路工作人员，负责开路。后卫车同样有五节车厢，除了50名士兵负责警戒外，还装载了毛泽东为斯大林准备的礼物。主列车共有十节车厢，汪东兴在前几节车厢安排了一个连的兵力负责安保。汪东兴本人、叶子龙和李家冀则与毛泽东一起乘坐公务车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简朴。面对西伯利亚的严寒，汪东兴曾建议毛泽东添置一件子大衣以御寒，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无奈之下，汪东兴未经毛泽东同意，擅自为他制作了一件子斗篷。

在启程前夕，毛泽东向汪东兴等人明确提出了三项必须遵守的规定。

这次行程完全保密，不对外公开，也不带任何记者随行。

在行进过程中，仅允许各地方政府派两名代表上车探望，其余人员不得前来。

乘车过程中禁止中途下车，同时不允许向当地索取任何物品。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与汪东兴、陈伯达、师哲、叶子龙等人从中南海丰泽园启程，前往北京西直门火车站，随后乘火车前往苏联。经过十天的旅程，他们于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在此期间，汪东兴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工作，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

自60年代中期以来，汪东兴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在毛泽东病情恶化时，他的权力达到顶峰。作为四位值班人员中的核心人物，他掌握了重要的控制权。无论是谁想见毛泽东，都必须通过他的批准，即便是江青也不例外。

1976年9月至10月期间，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兼任中央警卫部队政委。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紧张局势中，他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迅速采取行动，果断地挫败了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成功将中国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1977年8月，汪东兴在中共“十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到了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的辞职申请获得批准，同时被免去中央副主席及其他相关职务。

1982年，汪东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三年后，即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获得选举，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汪东兴晚年离开工作岗位后，虽已步入高龄，却始终保持着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每逢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他都会前往纪念堂，怀着崇敬之心瞻仰毛泽东的遗容，以此表达对这位历史伟人的深切缅怀。

2015年8月21日凌晨5点28分，汪东兴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