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到上海视察江南造船厂，在等待他的人群中，主席一眼就看到了他的老熟人，笑着向那人伸手道：你还好吗，我们的包打听。那人急忙握住主席的手，激动的说道：报告主席，我非常的好，感谢主席的关心。
这时一旁的陈毅笑道：我们的包打听，如今已经是上海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了。毛主席听了之后笑的更加欣慰了。那么毛主席和陈毅口中的包打听是谁呢？
他叫王范，曾在危机四伏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为我党在上海的斗争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后来协助李克农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抓住过很多敌特，还破获了很多要案，被大家誉为“红色包打听”。
当年中央进北平时，就是他做的安保工作，一路护送中央首长安全进入北平，毛主席对他的印象十分深刻，然而让毛主席没想到的是，在他们这次分开的两年后，他再次看到王范的名字，会是在一份降职名单的简报上。
1958年，毛主席办公时看到了一份上海的简报，然而当他看完之后，生气的将简报摔在了桌上，随后说道：简直是胡闹。因为毛主席看到的那份简报上写着，上海市检察长王范，降职至公社党委副书记，这在当时相当于是连降了十级。毛主席当即叫来了工作人员说道：王范犯了什么错，要给他这么大的处罚？去调查清楚，我要亲自过问。
那么王范到底犯了什么错会被连降十级呢？毛主席让人调查后，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王范1905年出生于江苏如东县，因为家里穷，他到10岁才有机会进入课堂学习，但没过两年，父亲就以家里支付不起上学费用为由，将他的学习给终止了，也因此他和父亲闹了好久的脾气。直到后来他父亲为他寻了一个习武师傅，他们父子的关系才重归于好。
几年后，王范出师，但他始终记得师傅的话：学武是为了助人，不是为了欺负人。因此他经常帮助邻里，对欺负百姓的人他会毫不犹豫的出手。而他的所作所为也被当地小学老师王盈朝看在眼里，而王盈朝还有另一个身份，他是共产党党员。
1926年，王盈朝接到上级命令，让他在当地组建党组织，观察许久的王范成了他第一个发展的对象，王范了解了共产党之后，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加入。之后在王范的帮助下，一大批优秀青年加入了组织。
1927年，如东县在王盈朝的带领下，爆发了农民起义，但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王盈朝也因此被通缉，不得不逃往外地，之后，领导革命的重任就落在了王范身上，在他的带领下，革命的队伍日益壮大，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他们却被蒋介石给注意到了，蒋介石亲自下令，调重兵对王范领导的队伍进行围剿。王范将队伍化整为零，隐蔽在各家各户，但国民党并没有就此放过他们，开始挨家挨户寻找，无奈之下王范来到了上海。
起初，王范在码头上做苦力，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但这样让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寻找组织，好在几个月之后，他遇到英租界巡捕房在招人，他果断的报了名。因为他学过武，很容易就被巡捕房录取了。
虽然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给英国人当差，这让王范心里很不舒服，但这个工作让他的生活很稳定，还有时间留意组织的动向，他也就忍下了心中的不满。没多久，王范就再次与组织取得了联系。
然而因为他失联的时间比较长，组织并没有打算立刻启用他，而是让他待命，同时组织也有时间对他进行观察。之后，王范利用身份之便获取了一些情报，传回组织之后，为组织挽回了不少损失，他也因此重新获得了组织的信任。
1929年，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使我党失去了几位重要的领导人，我党决定立即除掉此人。一天夜里，王范正在街上巡逻，他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戏院中出来，生怕别人看见他一样，随后就上了一辆黄包车。
然而黄包车在与王范擦肩而过时，仅仅是看了一眼，王范的瞳孔就瞬间放大了，因为黄包车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被我党下了“必杀令”的叛徒白鑫。王范当即走进一家熟识的店铺，然后拿出一块大洋，让店铺伙计骑自行车跟上黄包车。
一段时间后，店铺伙计回来了，他也带回来了叛徒白鑫的住址，之后，王范拨通了一个神秘电话，用暗语将消息传递了过去。第二天，一男子在春江楼被杀的消息，就被传开了。那男子就是叛徒白鑫，而王范所打的那个神秘电话，则是中共中央特科锄奸队的。
1931年，王范向组织传递了一个信息，上面写着“小心二号，警惕腐化”。他口中的二号指的就是顾顺章，当时他发现顾顺章近段时间行为异常，但他没有实质证据，出于对组织的安全考虑，他发出了预警。
果然没多久，顾顺章叛变了，大量中共地下党员被捕，上海、武汉等地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过通过此事，组织也看到了王范的重要性，开始对他更加的信任了。
之后，只要组织给王范下任务，他总能快速完成。他在上海建立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渠道，通过这条渠道，他为组织获取了不少重要信息，还帮助组织人员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抓捕。也因为他获取信息又快又准，私下里大家都称他为“包打听”。
但他频繁的活动，后来也成为了被敌人怀疑的对象，起初他做事干净利索，从不给敌人抓住他把柄的机会，然而在1932年4月时，我党沪中区宣传部负责人被敌人抓捕，由于受不了敌人的严刑拷打，最终他选择了叛变，而他叛变后供出的第一个人，就是王范。
好在此人对王范并不熟悉，只知道王范曾经的身份是红军中的一员，不过这也足以让敌人动手抓人了，王范被抓后，面对敌人的指控，他全部否认，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王范被判了入狱十年。
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在国共双方的交涉下，王范等人获释出狱，当天组织就与王范取得了联系，因为王范在上海出色的表现，很快他就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后，进入到了延安保卫处开始工作。
进入保卫处没多久，王范就破获了国民党在延安的一处秘密电台，还抓了7个敌特分子，经审讯，他们供出了国民党混进延安的一个神射手，这名枪手的任务是伺机刺杀我党的重要领导人。
得到这个结果，王范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来不及上报，就带着人向枪手的藏身处赶了过去，然而等他们赶到时，狡猾的枪手却已逃之夭夭，虽然没能抓到枪手，但王范的能力还是得到了上级的一致肯定。
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参议会，毛主席在台上讲完话准备离开时，一群记者装扮的人突然向毛主席围了过去，王范立即挡在毛主席身前，同时手已经紧紧的握住了藏在兜里的枪，他警惕的向众人说道：各位，该讲的话已经在会议上讲过了，不要再问了。
此时反应过来的便衣也都围了过来，将毛主席护在中间离开了人群。看似是一件不经意的小事，但如果人群中混进了敌特，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多年后毛主席提到王范时，是这样说的：有他在，总能看到安保的好戏。
1941年，毛人凤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向延安派遣了大量的特务，这些特务潜伏在百姓当中，甄别起来十分困难，为了揪出这些特务，王范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他也像特务一样，混进百姓当中，通过观察身边的每一个人，来寻找线索。
一次在闲聊中，他发现有几个人的言行像是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于是王范就对几个人多加留意了一下，没想到之后的观察中，那些看似穿着普通的人，却在兜里掏出了延安地区少有的高级物品，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几个人有问题。
果然，几天的跟踪下来，那几人终于露出了马脚，王范选择不动声色，然后顺藤摸瓜，最终一举逮捕了潜伏在延安的特务56人之多，直接粉碎了蒋介石的潜伏计划。会议上，王范对此次行动做了详细的报告，毛主席也对他进行了重点表扬。
1945年，王范被调往热河担任公安厅厅长，为了改善当地的治安，他经常亲自到实地进行考察，当时著名的赤峰天主堂反革命案，就是他在考察时，无意中发现的一个国民党反动派据点，那时他们正在精心计划一场破坏活动，结果被王范及时发现，将他们给一网打尽。毛主席夸他不管到了哪里，都能抓到特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同志。
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央机关从延安转到陕北，又从陕北到达西柏坡，最后从西柏坡迁入北平，这中间的安保工作，王范都有直接参与。
1949年，中央机关要从西柏坡迁往北平，为了给这次转移提供保障，王范开始在沿途展开调查，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藏人的灌木、杂草，还亲自绘制地图，布置警力，为中央机关转移的途中，扫除一切可能出现的隐患。
4月，毛主席等人准备动身前往北平，在临行前，王范说道：主席，我请求坐第一辆车，如果遇到危险，让我先顶上。毛主席同意了他的请求，就这样，在王范的带领下，中央领导安全的进入了北平，途中没有遇到任何突发状况。
中央领导在北平进行了一天的交谈，深夜时分，从颐和园出发前往香山。王范亲自驾车护送毛主席，由于已经是深夜，王范担心发生意外，于是在开车时，速度提高了不少，一路上造成了不少的颠簸。
车子安全到达香山办公点后，毛主席对王范说道：小王同志，你的车开的太快了，沿途的岗哨也太多了，这样容易扰乱百姓的生活，我们是要为百姓服务的。听了主席的话，王范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还认真的写了一份检查交给了毛主席。
渡江战役时，王范被提前调往了上海，要他为中央领导安全进入上海打好基础，当时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特务活动相当的猖獗，就连戴笠手下的第一杀手，都潜伏在那里，就为等待时机刺杀中央领导。
不过这些人在王范的侦破下，一一显出了原型，第一杀手、特务头目等纷纷落网，相关领导安全顺利的驻进了上海。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范担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首任检察长，起初几年时间里，王范为上海的治安兢兢业业，做出了很多突出贡献。但是几年后，王范提出的一些建议，开始遭到一些人的打压、批判，最终造成了连降十级的结果。
他提出办案要精准打击，不能随便抓人，对于可抓可不抓的人，尽量不抓。除此之外，他还推行“清案二十八条”，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他的这些举动，被扣上“思想右倾”、 “立场不坚定”的帽子，最后导致被降级。
毛主席知道此事之后，开始让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那些扣在王范身上的罪名，都属于子虚乌有，最终在毛主席的干预下，王范再次得到了重用，担任闵行区的区长。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被调任到了江苏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任主任。
1966年5月，王范到各地视察时，发现很多干部正在遭受冲击，他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向中央和毛主席致信，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几个月后，冲击波及到了王范。
1967年1月12日，他被要求第二天“坦白交代、接受批判”。不堪受辱的他，在南京家中写完遗书之后，开枪自杀，终年62岁。遗书中他写道：跟党走41年里，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如今国家被坏人利用，就让我用鲜血为党尽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