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辗转从台湾回到大陆，他的出现让尘封多年的秘密重见天日。他自称是曾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的红色特工，并带回了一份记载了百余名中共地下工作者牺牲详情的绝密名单。

这份文件引发了轰动，其中一个名字尤为特别——刘光典，曾被误认为叛徒。文件旁一段简短的备注：“刘光典，旅顺人”，成为洗脱他污名的关键线索。

1947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地下工作进入新的紧张阶段，急需各类能独当一面的情报工作者。此时的刘光典，刚刚结束在上海的毛皮生意，偶然结识了同乡洪国式。

洪国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他看中了刘光典的机敏和对时局的洞察力，向党组织推荐了这位年轻的商人。经过审慎考察，刘光典被吸纳进东北社会部，开始为革命事业奔波。刘光典早年在大连学习和生活，后来因家境困窘，在各地做起医药生意。

他精通日语和英语，还在北京辅仁大学经济系学习管理学，知识和能力都极为出众。加入革命后，他被派往上海，协助筹建情报站。为了掩护地下工作，组织以“华石公司”为名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明面上是经商，实则负责情报传递和经费筹集。

这家情报站在关键时刻为党的多项重大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持。1948年，随着东北战事升级，刘光典被调回奉天（今沈阳），负责收集辽沈战役前线的军事情报。他在沈阳市中心开设了一家名为“福生药房”的店铺，表面看是一家普通药店，实际却是情报站。

药房内藏有秘密通讯工具和文件，他也常借药品运输为掩护，将情报送至指定地点。他在这里还在战友和群众中建立了深厚的信任。

同年，刘光典的妻子王素莲带着年幼的孩子，搬到药房楼上生活。她察觉丈夫从事着非同寻常的工作，但未多问，只是默默支持。王素莲尽力将家庭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为刘光典的工作提供后方支援。这一年，刘光典的儿子刘玉平在药房出生。

1949年初，刘光典接到组织通知，迅速转移到北平，协助平津战役的情报运输工作。他举家搬到钱粮胡同的一处四合院内，一边伪装成普通商人，一边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他有时将情报藏在香烟盒中，有时装在货物中托运，穿梭于敌军封锁线间。

为未来的解放行动铺路。刘光典接受指令，负责一项特殊任务——潜入台湾，完成情报的接收和传递。他带着家人安顿在北平刚满三个月，就再次投入到危机四伏的战斗中。同年10月，刘光典以“北方企业行”负责人的身份从香港前往台湾，巧妙伪装成国民党高层亲属。

他通过与台湾的一些贸易关系掩护身份，成功进入台北。在那里，他与中共地下组织接头，获得了第一批情报。这些情报包括台湾国民党驻军部署、海岸防线以及台湾西海岸的军事设施等重要内容。他用米汤将情报写在纸上，将纸裁成小块包裹茶叶，伪装成普通商品，安全带回香港。

这次任务完成得迅速而隐秘，为解放台湾提供了第一手信息。时间进入1949年年底，两岸局势更加紧张。国民党高层调整政策，强化“保密防谍”措施，大肆搜捕中共地下人员。

与此同时，组织内部又有新的任务安排——台湾方面急需一批重要军事情报，这些信息直接关系到大陆未来的军事行动。刘光典接到任务后，迅速准备再次赴台。

1950年1月，刘光典第二次进入台湾。这次的任务尤为艰难，因为就在他抵达的前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并叛变。他向国民党供出了大量地下党成员和情报网络，整个岛内的情报系统遭遇严重破坏。刘光典抵台时，对这场浩劫的规模尚不知情。

他继续按照计划行事，与洪国式领导的小组保持联系，成功接收到情报并开始寻找离开台湾的机会。然而，形势迅速恶化。台湾当局加强了对港口、机场的封锁，所有交通线都布满了检查哨和特务。他无奈之下选择暂时隐匿，并设法将情报传递出去。

他用化名通过邮局发出密信，向组织报告了台湾的局势和自身的处境。为了保证情报不落入敌人手中，他销毁了部分文件，并将余下的核心内容藏在身上。

1950年，刘光典的第二次台湾潜伏变得无比艰险。随着蔡孝乾的叛变，台湾地下组织几乎被全线摧毁，大批中共情报员遭到逮捕。刘光典原本计划迅速带回第二批情报，但因形势急转直下，所有出岛通道被严密封锁，他被迫留在岛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艰苦逃亡。

为了掩护身份，刘光典从台北转移至台南旗山一带，隐藏在农民家中。起初，他借助当地人赖正亮的帮助得以避开敌人的搜捕。赖家虽然生活拮据，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刘光典藏匿起来。这段时间，刘光典帮助赖家干农活，努力融入当地环境，同时密切关注敌人的动态。

他始终保持冷静和警觉，将自己伪装成普通的贫苦农民。随着抓捕范围的扩大，台湾特务将目标锁定在偏远山区。刘光典不得不再次转移，带着简单的干粮和水，徒步进入旗山深处的密林。这里环境恶劣，人迹罕至。为了生存，他靠挖洞避风、摘取野果充饥。

下雨时，他用叶子收集雨水饮用。气候潮湿，他的衣物和鞋子长期无法干燥，但他仍坚持每日记录情报线索，为未来组织重建留下一丝希望。这种几近原始的生存状态持续了数月。后来，刘光典与王耀东会合，二人合作继续隐匿。

他们找到一个位于山腰的狭窄山洞，这个地方十分隐蔽，但空间有限，仅能勉强躺下。他们在洞中度过了几个严寒的冬季，以野菜果腹，甚至将山间枯枝烧成炭取暖，勉强维持体力。尽管日复一日地与孤独和恶劣环境抗争，但刘光典仍怀有坚定的信念。

他在山洞内整理情报资料，将其秘密藏匿，希望将来能够交给党组织。这一切并未逃过敌人的视线。台湾特务加强了对山区的地毯式搜索，并悬赏通缉刘光典。然而，他凭借丰富的反侦察经验和与当地群众的良好关系，多次避开敌人的追捕。

在山洞中，他还协助其他情报员完成一些重要的情报保护工作，为将来解放台湾的行动保存了宝贵的资料。

直到1954年初，四年的追捕终于将敌人引向旗山一带。因为情报员胡沧霖的叛变，刘光典的藏身地暴露。军警封锁了整片区域，对山林展开严密搜查。尽管他和王耀东试图转移，还是在沟坪被捕。至此，刘光典的四年逃亡结束，他用信仰支撑的生存奇迹也告一段落。

1954年2月，刘光典在台湾的潜伏行动因一次背叛被推向终点。台湾军统经过数年的围捕，在抓获情报员胡沧霖后，通过利诱与威胁从其口中获得了刘光典和王耀东的藏身信息。特务机构随即派出大批军警，对台南山区进行大范围搜查，目标直指刘光典隐匿的旗山一带。

刘光典与王耀东在山洞中察觉到搜捕的动静，立刻决定转移。然而，敌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将他们的藏身地层层包围。搜山行动持续到2月13日下午，两人在沟坪附近被军警包围。面对敌人的突袭，他们选择奋力抵抗，试图突围，但因寡不敌众最终被捕。

被押至台北后，刘光典被送入军事监狱。他在狱中遭遇敌人轮番的威逼和严刑，但始终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党组织或情报网络的信息。他的顽强意志使得特务机构一无所获，但也激怒了对方。

特务为瓦解党内士气，开始在社会上散布谣言，假借刘光典的名义公开发表“叛变”声明，试图制造混乱。军统为让谎言显得更加可信，甚至安排一个与刘光典身材相似的特务冒充他，拍摄伪造的照片并散发到社会各界。与此同时，刘光典的家人在大陆也收到虚假消息，称他已叛变投敌。

这一消息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质疑，对刘光典的家人造成了巨大打击。然而，在监狱中的他，依然以坚定的态度对抗敌人的迫害，没有丝毫妥协。

敌人尝试了各种手段后发现无法从他口中获取任何情报，决定加速案件的结案。1958年底，刘光典被正式判处死刑。蒋介石亲自下令要求尽快执行，理由是“此案久拖未决，不利党国威信”。

1959年2月4日凌晨，刘光典被押赴台北新店安坑刑场。他面对枪口无所畏惧，用从容不迫的神情面对特务和刽子手。枪声响起时，他保持着坚定的姿态，用鲜血捍卫了信仰。遗体被敌人送往军事医院解剖后火化，骨灰存放于台北六张犁灵骨塔。

1988年，一位老特工从台湾回到大陆，向中央呈交了一份特殊的名单。这份名单上记录了1950年代以来被国民党迫害致死的中共地下党员姓名，其中一个名字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刘光典。

备注中简单的六个字：“刘光典，旅顺人”，揭开了38年的冤屈与真相，也为一个家庭的苦难画上了句号。1954年，刘光典被捕后，敌人为了瓦解中共组织士气，策划了一场“叛变”骗局。特务选派与刘光典体型相似的人冒充他，在香港发表退党声明，并散布大量不实信息。

大陆收到消息后，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刘光典的亲人也因此饱受猜疑。1955年，妻子王素莲因不堪外界压力和长期的病痛折磨，年仅32岁便去世。三个年幼的孩子从此失去了双亲，生活陷入了困境。

直到1988年，这位归来的老特工才带来了改变一切的线索。他递交的名单上还附有他在台湾英勇牺牲的具体记录。进一步核查后，中央确认刘光典从未叛变，而是以忠诚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社会上的误解也终于得以澄清。

此后，刘光典的子女开始积极搜集父亲的生平资料，试图为其英雄事迹留下更完整的记录。2008年，刘光典的骨灰从台湾移回大陆，其中一部分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另一部分留在台湾六张犁，以寄托两岸未解的统一愿景。

同年，他的名字被刻入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与其他牺牲的隐蔽战线英雄一起，被后人铭记。

刘光典——他潜入台湾、与敌周旋数载，上演传奇谍战人生

文章来源：CCTV国家记忆 编辑：陆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