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到1958年，是一段全民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场“大跃进”，一辈子受苦受穷的8亿人民都被鼓动了起来，大家都在梦想着早日实现粮食成山、粮油成河、钞票作废的日子。一个又一个“破纪录”的数据从农村诞生。毛主席看到后感到由衷地高兴。

中南海在一片片肯定和赞许声中，制定出了一系列的“大”目标：大办农业、大兴水利、大办食堂……好像没有“大”这个字，便失去了人定胜天的信心和力量。

1956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有一年就要完成时，周总理便察觉到了冒进的苗头，在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隐隐地酝酿着一场灾祸的到来。看着这一连串惊人上涨的数字，周总理开始考察、思考，进而变得更加不安起来。

针对这股冒进风的出现，周总理、陈云等人采取一系列正确措施，及时纠正了冒进急躁的倾向，使得1956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果。

1957年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口号。与此同时，周总理坚持主张“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很显然，这并不能让毛主席满意。

对此，毛主席严厉指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好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11月2日，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的毛主席给北京打去了一个电话，毛主席明确表示：“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回国后，毛主席接连几次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与此同时，毛主席还在会上对周总理等人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进行了严厉批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1958年1月11日，南宁会议召开，会上，毛主席重提周总理减少基本建设计划的往事，并点名批评了周总理。为了顾全大局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的周总理不得不作了自我检讨。

3月25日，在成都大会上，周总理再次做了检讨，将所有的问题揽到了自己身上：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

针对周总理的检讨，毛主席却说道：“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很显然，周总理的检讨并没有让毛主席满意。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总理第三次做了检讨。由于这次是要作检讨，因此，发言稿就不能像过去一样交给别人起草。关于这次的检讨，周总理的秘书范若愚曾这样回忆道：

“……只能是他讲一句，我给他记一句，再由我做一些文字链接上的工作……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了电话。接完电话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我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是有矛盾的，所以一直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

这次会议结束后，一度感到巨大压力的周总理，曾想过辞职，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恰当”的问题。对此，毛主席表示：“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尽管周总理的职务没有发生变化，但在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紧张的时代氛围里，周总理等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导权。

就这样，中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几乎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各地，饥饿在全国蔓延开来……

周总理看着下面提交上来的材料，痛心疾首，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暴露，毛主席也开始有了觉察和纠正……

为了改变经济发展困难的局面，尤其是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而这副重担自然而然又落到了周总理身上。

要从哪里入手调整？自然是要从农业入手，而调整农业，就必须对农业农村的情况有最真实的了解。

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时期，周总理来到了伯延村开展实地调查。

1961年5月3日，周总理等人来到了河北武安县的伯延村。这次随总理一起下乡调查的还有邓颖超。

一般来说，周总理出访不会和夫人同行，因为他不愿让家人涉及自己的工作。不过，因为邓大姐的身体不好，胃病恶化，为了能让她出来换换环境，周总理这次破例带着夫人一起下乡搞起了调查。

周总理开会期间，邓大姐几乎每次都坐在外围，她只倾听，但不讲一句话。至于原因，周总理曾这样说过：“夫人有时候出面讲话，别人会当是我这个总理讲话，这样不利于工作。”

此外，这次跟随周总理的工作人员中还有一位名叫杜修贤的摄影师。他曾随周总理出访海外、全国各地。这次同行也是为了记录下周总理工作的瞬间。

之所以选择来伯延村搞调查，是因为它名字里虽然带村，但其实是一个公社，包括有10多个自然村落，2.7万人，而且，公共食堂办得比较早。不过，现在却受灾严重，闹起了饥荒。周总理来这里之前，便已经定下了三个考察目标，即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

来到伯延的第一天中午，周总理表示要到食堂吃饭。然而，等他进入食堂后，却发现里面一个社员的影子都没有，桌子上摆放着猪肉和鸡蛋。

周总理见状，好奇的问道：“你们平时也这样吃吗？”

食堂的人支支吾吾地回答道：“是……是……”

“那你们比北京的生活还好啊。不过，这些我不能吃。苏联逼债，我给自己立了规矩，不吃鸡蛋和猪肉。把这些给村里的病人吃吧，他们比我更需要。”周总理笑着说道。

正在食堂的人犹豫不决之际，周总理一旁的工作人员很快便将桌上的鸡蛋和肉端走了。

这次“突袭”，周总理没有看到食堂的真实情况。又过了一天，他悄悄来到了另一个村的食堂。这次，他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里面只有一些玉米糊糊。周总理拿碗就要盛。

炊事员见状，赶紧拿出干净的毛巾就要替总理擦碗，周总理伸手一挥：“不用擦，没关系。”

这次，周总理终于吃上了真正的食堂饭，也真正了解到了食堂的情况。

此后，周总理先后多次召集干部、群众等人开会，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然而，座谈会上，经常会出现冷场。总理挨个问他们意见，大家只是笑着，不敢乱回答。生怕说得不好，就会被村干部怪罪，让总理笑话。

见大家有所顾虑，周总理便说道：

“食堂呢，是上面让办的，下面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首先是我没有调查，便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咱们就不办了。”

见周总理如此直白的表态，人民群众也不再拘谨了。大家也纷纷开始发表意见了。

会场上，一个农民蹲在他身旁，一个劲地闷头抽烟，一句话也不说。周总理看到后，问他：“你叫什么？怎么不说话呢？”

“他叫二廷。”底下的人替他回答道。

听到周总理问话，二廷猛地站起身来，对着周总理梗着脖子，张嘴问道：“总理，你是叫说真话还是假话哩？”

“当然讲真话。”

二廷立即说道：“要是说真话，刚才说食堂好的话，都是假的。食堂有啥好的？吃不饱。”

“为什么吃不饱呢？”周总理皱着眉问道。

“总理，你自己算算呀，总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妈再多吃点，干部多吃点，到了我们社员嘴里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要是我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填饱肚子。别看我没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也愿意自己做。”二廷的话似乎说道了大家的心坎上，有人听了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听着二廷的话，看着底下人的眼睛，周总理的心十分难受：如今，老百姓还在食堂里挨饿，但中央却什么都不知道，我这个总理也不知道，惭愧呀。

想到这里，周总理说道：“乡亲们，是我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我没有当好这个总理，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得不好，就不办了。”

二廷一脸不可置信，他怀疑地问道：“你不是在糊弄我们？”

“不是。”周总理斩钉截铁地回答。

二廷直愣愣地对周总理说道：“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

二廷的话让周总理的内心狠狠一震，原本热闹的会场也一瞬间安静下来。突然，周总理抬手拍了一下桌子，高声说道：“好，你继续说，为什么两年后，连我也会饿死？”

“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有力气干活，地里自然打不上粮……长的那一点粮还不够我们生啃着吃呢，哪有粮食上交。一年一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呢？国库还有吗？你是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有粮，你还能不挨饿吗？”

听罢，周总理眼眶泛红，对二廷说道：“二廷，你是我下来以后，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面不了解情况，下面是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产，生活困难，我很难过。”

周总理一边说一边拉着二廷的手，说道：“我周恩来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很少有人能说住我的，今天你厉害。二廷，咱们交个朋友。”

在伯延搞调查的几天时间里，周总理总是想方设法地一个人偷偷溜出去串门，了解百姓疾苦。

一天，周总理坐在一户农家的门槛上跟社员唠起了家常。过了一会儿，周总理跟着主人进了屋。见锅台上冒着热气，他上前揭开锅盖看了看，由于屋子里太黑，他没看清是什么，以为里面烧的是水。

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周总理准备离开时，却发现了地上的榆树叶，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立即折返回去。原来，锅里煮的是榆树叶和粮的稀糊糊。

周总理放下锅盖，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有食堂还‘两头冒烟’，这吃不饱的食堂要它有何用？”

还有一次，周总理跟一个老农闲聊。周总理问道：“你今天多大了？”

“65了，老了，不中用了。”

“属什么的？”

“鸡。”

“那比我大一岁。我属狗。我也老了，不中用了。你以前留过辫子吗？”

“留过。”

“我也留过。”

“啥？总理也留过辫子？”

“总理也不是生下来就是总理。那时候，谁不留呢？不留还不好看呢？”

“哈哈哈……”

闲聊过后，周总理进入了正题，他问道：“你为何不入食堂呢？”

刚刚的一番话已经让老农卸下了防备，他说道：“食堂的饭不对胃口，我自己想吃啥就做啥，自己做还方便。不想吃的话，就不做了，但粮还在自己家里搁着，也飞不了。”老农稍作停顿，才又接着说道：“食堂那饭不吃白不吃，谁也不省着。以前收成好的年头，食堂糟蹋了多少粮食？这不，遭报应了？如果没有食堂，种地的农家谁还不省着点过日子？粮食多多少少也会有点的，也不至于饿成现在这个德行。”

“是啊，我跟邓颖超也入过食堂，开会多，来的人也多，不方便，没几天我就退了食堂。”周总理自言自语道。

一旁的老农听到，说道：“你不入食堂当然能行，你官大，谁能怎么样你？我可不行，我要是不入，就说我是社会主义的绊脚石。”

“老哥，这样说不对。我不入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总理了？……你们没粮食吃，就不要我当你们的总理。大官也是会被老百姓罢官的呀。”

老农一听，乐了：“还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总理也有呀。”

1961年5月6日，周总理一行人准备离开伯延村，临行前，他召集人民群众开大会。会上，周总理郑重宣布“伯延村解散食堂”，并要求食堂做好给社员发放口粮的工作。

大家一听，高兴得直欢呼，纷纷往前挤着要跟周总理握手。回去后，周总理深夜始终难以入睡，经过几天的调查和思考，他决心要向毛主席如实汇报下面的情况，不管自己日后的处境会变得怎样。

凌晨3时许，周总理给远在上海的毛主席打去了一通电话。电话里，周总理将自己在伯延村的情况做了详细说明，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举措。后来，周总理又向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

对于周总理的报告，毛主席是什么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1962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做了检查。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是毛主席意识到了脱离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轨道，所带来的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得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为保证大会精神能够准备传达和贯彻，这次大会的规模一直扩大到了县一级，代表也超过了七千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会上，毛主席主动承担了责任，进行自我批评：“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但在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主席的讲话，情真意切，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

这次大会上，毛主席还把陈云请出来搞经济工作。此后，在周总理和陈云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经济终于逐渐走出低谷。大家卸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释去心中的疑虑，集中精力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

大会带来的早春气息，也预示着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