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6年的一个夏夜，保定城内一片寂静。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正在熟睡，突然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一个黑影闯入房间，手中的枪直指他的太阳穴。借着月光，陈融生认出了这位不速之客——正是国军少将、作战处处长谢士炎。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少将并非来抓捕他，而是带来了一份关于进攻张家口的绝密作战计划。更令人震惊的是，谢士炎要求将这份情报转交给叶剑英。这位在国民政府任职多年的将军，为何会在深夜冒着生命危险，携带机密文件造访一位同僚？他又是如何知道陈融生的真实身份？在这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这个看似简单的情报递送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谢士炎的抉择
1946年8月15日的深夜，保定城内暴雨如注。谢士炎独自站在作战处的办公室内，手中握着一份标有＂绝密＂的文件。这份文件详细记载了国民党军队计划于8月底对张家口发起的进攻计划，包括调动兵力、进攻路线和具体时间表。
作为绥靖公署作战处处长，谢士炎负责制定这份作战方案。计划显示，国民党军队将集结十五万大军，分三路对张家口地区发起突袭。其中主力部队将从南面突入，另有两支偏师分别从东西两翼包抄，意图一举歼灭驻守在张家口的解放军主力。
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将造成大量军民伤亡。谢士炎在得知上级打算在张家口地区实施焦土政策后，内心的矛盾达到了顶点。他曾亲眼目睹过日军在抗战时期实施焦土战术的惨状，如今国民党军队竟要对自己的同胞故技重施。
当天下午的军事会议上，谢士炎提出了反对意见，建议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然而，他的建议不仅被驳回，还收到了一份来自上级的调令，命令他三天之内离开保定，调往南京述职。这份突如其来的调令让谢士炎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被人盯上了。
时间紧迫，留给谢士炎的选择不多。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铤而走险，将这份作战计划设法转交给共产党。但是，如何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完成这项任务，成了最大的难题。
通过近几个月的观察，谢士炎注意到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的一些异常举动。虽然陈融生表面上是个纨绔子弟，但他经常出入一些进步书店，与一些可疑人物接触。更重要的是，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陈融生对某些军事动态的了解程度远超过一般的文职官员。
这个雨夜，谢士炎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他带着手枪，悄悄潜入了陈融生的住所。如果判断错误，等待他的将是叛国罪的指控；如果判断正确，这个决定将挽救数万人的生命。
雨声掩护下，谢士炎轻车熟路地避开了巡逻的哨兵。他事先已经仔细研究过陈融生的住所布局，知道哪些地方有警卫，哪些地方可以作为突破口。终于，他站在了陈融生的卧室门前，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
二、隐秘的身份识别
在保定绥靖公署，陈融生是出了名的＂败家子＂。每天总是睡到日上三竿才来上班，一到下午就借故外出，不是去跑马场赌马，就是去茶楼听曲。他的办公桌上经常堆满了各种杂志和小说，从《良友画报》到《申报》，再到一些英文版的《时代周刊》，看起来就是个只喜欢附庸风雅的公子哥。
但谢士炎发现，陈融生的一些行为颇有蹊跷。1946年4月的一天，谢士炎偶然在陈融生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份手写的军事调动文件。这份文件记录了河北地区各部队的具体部署，而这些信息本应该只有军事部门才能接触到。当时陈融生解释说是因为外事处要接待美军顾问，所以需要了解当地驻军情况。
这个解释虽然合情合理，但还是引起了谢士炎的注意。他开始暗中观察陈融生的一举一动。很快，谢士炎发现陈融生每周都会去城南的一家＂大众书店＂。这家书店看似普通，但进出的人员十分复杂，既有在学堂读书的学生，也有穿着朴素的工人，还有一些衣着考究的商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陈融生每次去书店，都会在后院的一张棋桌前逗留。他总是独自一人对弈，摆弄着棋子，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次，谢士炎假装路过，发现陈融生摆放的棋子走法十分特别，完全不符合围棋的常规布局。
6月中旬，一件事进一步坚定了谢士炎的判断。当时绥靖公署准备在保定城区进行大规模搜查，目标是抓捕潜伏的地下党员。这个消息是绝密，但就在行动前一天，城里几个重点可疑区域的人员突然集体消失。而在行动筹划期间，陈融生曾以整理档案为由，在机要室加了好几天班。
随后的一个多月里，谢士炎采取了一系列试探性的举动。他时常在陈融生面前＂无意＂地提到一些对共产党有利的言论，或是＂不经意＂地在茶余饭后谈起自己对国民党某些政策的不满。每当这时，陈融生总是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但谢士炎注意到他眼神中闪过的微妙变化。
陈融生的伪装几乎天衣无缝。他不仅在外表上完美地扮演着纨绔子弟的角色，还刻意与当地一些名流权贵来往密切。他甚至会在某些场合表现出对共产党的厌恶，这种＂表态＂往往出现在有特务人员在场的时候。但正是这种近乎完美的伪装，反而让经验丰富的谢士炎察觉到了破绽。
事实证明，谢士炎的判断是对的。那个雨夜闯入陈融生住所后，通过一系列暗语试探，两人都确认了对方的真实立场。而这场看似偶然的深夜造访，实际上是谢士炎经过长期观察和缜密推理后的必然选择。
三、情报传递的惊险历程
从保定到张家口，表面上只有300多公里的路程，但在1946年的特殊形势下，这段路途却布满了致命的危险。陈融生接到情报的第二天凌晨，便以探访病重的表叔为由，向绥靖公署请了三天假。
为了避人耳目，陈融生特意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山路。这条路要经过蔚县、阳原等地，路况险峻，但沿途设卡检查较少。他将情报用蜡纸细密包裹，藏在一个普通的竹筒里，竹筒外面还装着几片晕黄的药材。
第一个险情发生在涿州城外。一支流动检查队突然在道口设卡，挨个盘查过往行人。陈融生立即装作跛脚，一边咳嗽一边艰难地拄着拐杖走路。检查人员翻看他的证件时，他特意露出了绥靖公署开具的通行证。那些检查人员见他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只是草草检查了行李就放他过去了。
到了易县，又遇到了更危险的情况。当地驻军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所有出城的路口都被封锁。陈融生被迫在一家茶馆暂时停留。就在这时，他注意到茶馆里有几个送货的农民，正在向老板抱怨无法把蔬菜运到城外的村子。这给了陈融生一个主意。他买通了茶馆老板，谎称自己是个走方郎中，想跟着农民一起去乡下给人看病。
在穿过易县的封锁线时，一位军官突然对陈融生的竹筒产生了兴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提着菜篮的老农走上前，笑呵呵地说这是他让大夫带的药，自己有老寒腿，特意让大夫来看看。老农的朴实无华打消了军官的疑虑。直到多年后陈融生才得知，那位老农正是当地的地下党联络员。
穿过易县后，陈融生改变了策略。他找到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启用了一套预先设定的联络暗号。情报被重新用特制的密码改写，分别由三个不同的联络员通过不同路线传递。这种方式虽然需要更多时间，但大大降低了被截获的风险。
其中一位联络员在途中遭遇盘查，情急之下将写有密码的纸条吞下。另一位联络员则把密码藏在一串佛珠里，装扮成香客混入了去五台山朝拜的队伍中。
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即将到达张家口的时候。一个叫刘德顺的农民，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特务怀疑他携带重要情报。刘德顺当机立断，趁着天黑，把装有密码的布条缝进了自家羊圈里一只羊的耳朵。第二天，他故意在特务面前露出慌张的表情，然后带着特务搜查了自己家的每个角落。特务搜查一无所获，只好悻悻离去。
三天后，这份情报终于通过地下党的联络网，安全送到了叶剑英手中。叶剑英立即组织人员破译了密码，获知了国民党军队的详细进攻计划。根据这份情报，解放军及时调整了部署，不仅避免了张家口的危机，还在随后的战斗中取得了重要胜利。
四、谢士炎的最后时刻
1946年8月20日，就在情报成功传递出去的第二天，保定城内突然戒严。一支特务部队悄然进驻了绥靖公署，开始对机关内部进行地毯式搜查。谢士炎面对突如其来的搜查，表现得从容不迫，依然按照往常的时间准时到办公室处理公务。
当天下午，情报处特派员孙明堂带着一队人马闯入谢士炎的办公室。他们出示了一份电报，上面清楚地记录了谢士炎前几天的部分行动轨迹。原来，谢士炎的一位副官早已被特务部门收买，成为了他们的眼线。
特务们在谢士炎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一份作战计划的底稿。这份底稿上有几处修改的痕迹，而这些修改恰恰对应了泄露出去的情报内容。谢士炎被立即带走审讯。在位于保定城东的一处秘密据点里，特务们轮番对他进行审讯。
面对审讯，谢士炎始终保持沉默。他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这种态度让特务们更加恼火。第三天的深夜，特务头子许显纲亲自审讯谢士炎。许显纲拿出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其中包括谢士炎近半年来的所有可疑活动记录。
但许显纲最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谢士炎的上线究竟是谁。特务们认定，以谢士炎的军衔和地位，他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鱼。为了逼他开口，特务们使用了各种严刑拷打的手段。然而，谢士炎始终没有透露任何有关组织的信息。
8月25日凌晨，特务们终于对谢士炎失去了耐心。许显纲下令在天亮前处决谢士炎。就在行刑前的最后时刻，许显纲还试图说服谢士炎合作，承诺只要他说出上线的身份，立即可以获得自由。谢士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一个军人，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晚，谢士炎被秘密处决在保定城东的一处荒地。行刑前，他要求摘下蒙眼的黑布，挺直腰板面对枪口。据后来逃出的一位看守回忆，谢士炎倒下的那一刻，口中还在喊着＂革命成功＂。
特务们为了掩盖真相，对外宣称谢士炎因病去世。他们甚至伪造了一份病历证明，声称谢士炎死于急性肺炎。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谢士炎早已安排好了后路。在被捕的前一天，他将自己的日记和一些重要文件，通过一个信任的下属转交给了地下党组织。这些文件后来成为了揭露国民党特务机构暴行的重要证据。
谢士炎的牺牲并非徒劳。就在他被处决的几天后，原定的对张家口的进攻计划被迫推迟，解放军得以从容调整防御部署。在此期间，大批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及时转移，避免了可能的大规模伤亡。
五、隐秘战线上的胜利
谢士炎的牺牲在保定地下组织中激起了巨大波澜。为了确保地下组织的安全，陈融生临时改变了联络方式。他将原本分散在城内各处的联络点全部取消，改用流动联络点的方式传递信息。每个联络点最多使用两次就立即废弃，并且每次接头时都要用到三个以上的暗号才能确认身份。
这种新的联络方式虽然增加了工作难度，但有效避免了特务的跟踪。在随后的三个月里，地下组织不仅安全转移了一批重要党员，还成功获取了多份军事情报。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份关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兵力调动的详细计划。
1946年10月，陈融生在一次例行的文件整理中发现了一份加密电报。这份电报记载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对晋察冀边区发动新一轮进攻的计划。不同于以往的进攻，这次他们准备采用多路突击的方式，企图一举突破解放区的防线。
获取这份情报后，陈融生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他将情报分成三份，分别装在不同的容器里。第一份藏在一本《论语》的夹层中，由一位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军需官的地下党员带出；第二份则被制成一幅山水画，由一个商人假扮成画贩子带往张家口；第三份则由陈融生亲自携带，准备在必要时作为备用。
就在情报即将传出的关键时刻，特务部门突然加强了对保定城的管控。所有出城的路口都设置了严密检查，连一些平日里不设卡的小路也布置了暗哨。面对这种情况，陈融生临时改变计划，让承担运送任务的同志暂时按兵不动。
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保定举行一次军事演习，邀请了各界人士参观。陈融生以绥靖公署联络员的身份报名参加。在演习现场，他注意到一支从张家口来的记者团。这些记者中有一位是地下党的联络员。
演习结束后的招待会上，陈融生借着敬酒的机会，将藏有密码的纸条转交给了那位记者。第二天，记者团安全返回张家口。而藏在《论语》中的情报，也通过军需渠道成功送达目的地。至于那幅山水画，虽然画贩子在途中被特务拦截盘查，但画作本身却毫无破绽，最终也平安送达。
这些情报对解放军随后的军事行动起到了关键作用。解放军根据情报，提前调整了防御部署，在敌人发动进攻时予以迎头痛击。仅在1946年年底的几场战斗中，就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到1947年初，陈融生配合组织，又先后策反了国民党军队中的几名中低层军官，建立起了一个稳定的情报网。这个情报网不仅能及时获取军事情报，还能掌握敌人的政治动向。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胜利，为后来解放军在华北地区的战略反攻奠定了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