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除夕，几辆轿车停稳，一个老者从车上下来，握住了对面女同志的手，而后郑重说道：“费路路同志，你受委屈了。”

对面的人闻言，情绪终于抑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轻声说了句：“21年了……”

费路路

时间回到1913年4月20日，北京总部胡同一号院，一个女婴呱呱坠地。

她的父亲看着怀中温软稚嫩的孩子，喜气洋洋地说了句：“就叫路路吧！”

于是，这个女婴有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女婴，正是费路路。

长大以后，人们都习惯叫她“费二小姐”。

孔祥熙、费起鹤

原来，费路路出生在一个富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费起鹤是一位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

费起鹤虽出身贫苦农家，却凭自身勤奋学业有成，成为了当年取得庚子赔款的留学生之一，同孔祥熙一起赴美留学，并取得了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的教育专业硕士学位。

学成后，费起鹤毅然归国，自此终身投入到了教育事业当中。

对自己的宝贝女儿，费起鹤自然也寄予厚望，他凭借自己教育家的眼光，坚信女儿一定能够成才。

费起鹤

而费路路果然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愈发成长为一个聪颖多才的大家闺秀，并且在父亲影响下，保有一颗坚定的爱国心。

她7岁在王府井读小学，12岁就带着同学喊口号支持上海工人募捐，中学时期更出类拔萃，钢琴英语戏剧样样精通，高中毕业选择函授，成为了北平大学函授部法律专业函授生，并一边去到协和医学院社会部工作。

20岁那年，长江流域洪水成灾，她更亲自出面，登台演唱京戏，为灾区筹集义款。

她开朗、多才、心地还善良，一时间，“费二小姐”的名头也越来越响，引来不少追求者。

1936年9月，23岁的费路路认识了29岁的爱国富商刘仁术（济南仁丰纱厂原董事），两人情投意合，结为伉俪。

刘仁术晚年

1939年秋天，刘仁术的母亲病逝，北平工商界的朋友纷纷来到东珠市口刘宅吊唁。

有天晚上，在北平做挑花补绣生意的黄浩吊唁之后，悄悄对刘仁术与费路路说：“听说你们想抗日，受国民党骗了。国民党是靠不住的啊！”

刘、黄两家在生意场上相识多年，本不是外人，但刘氏夫妇却从不知道黄浩这位商人竟是共产党员。

从那以后，黄浩经常到刘家同他们谈心，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在黄浩的启发和引导下，费路路先参与一些革命外围活动，1941年正式参加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直接领导的地下情报工作，代号“902”，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费路路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家庭影响，搜集敌伪军事情报，秘密印发文件，掩护地下党员，为抗日根据地购买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联系和输送技术，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民族资本家。

在中共地下党的引领下，费路路历经艰险，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办的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的称赞和表扬。

有一次，中共华北局社会部秘书长甘陵化名柳允诚潜入北平，落脚在费路路家中。

不久，日寇为搞“强化治安”，突然在全城进行挨家挨户地大搜查。

地下党紧急通知费路路将甘陵同志转移到安全地点隐蔽起来。

情势紧迫，费路路急中生智，立即给妇产医院挂了一个电话，要田院长为她的“亲戚”安排一个安静的单人病房。

田院长当年赴美留学时，曾得到费起鹤先生帮助，一直把费家当作恩人看待，所以对费家二小姐的要求满口应允。

当费路路亲自驾车把甘陵送到医院时，田院长不由得目呆，原来站在她面前的“产妇”竟是一个男人。

甘陵

费路路微笑着，带着歉意说明事情的原委，并晓之以民族大义，终于取得了田院长的支持和谅解。

在田院长的亲自关照下，甘陵住进了产科一间僻静的单人病房，对外则声称病人神经不好，平时除了费路路外，谁也不准进病房探视。

狡猾的日寇万万料不到妇产医院的病房里竟会住着一名特殊身份的男“产妇”！

甘陵就这样躲过了敌人搜捕，后来离开医院，顺利地回到了抗日根据地。

费路路从事地下工作，沉着、机智而又临危不惧。

40年代初，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一面在沦陷区搞“强化治安”，一面对我根 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

为了把日军的部队番号、兵员数额、调动方向等机密情报弄到手，她和刘仁术经常在家宴请负责军需工作的敌伪官员和翻译。

她从中周旋，探听到所需要的情报，并将情报及时转送到了抗日根据地。

此外，她还同协和医院的李丰等人一起，经常为抗日根据地购买大量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有一次，她携带满满一箱西药前往天津，准备交给那里的地下党联络站。

不料刚下火车，敌人就把她和药品扣了。

审讯室里，日本宪兵头目厉声询问：“你带这么多西药到天津干什么？”

费路路心里一慌，说不害怕是假的，但她面上却十分淡定，终于急中生智，镇定自若地答道：“我是受这里的李惠南先生之托，私人做点小生意。”

李惠南是天津宏钟酱油公司经理，早年留学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与刘家是老相识。

日本宪兵队马上把李惠南找来对质，费路路一见到李，边使眼色边抢先说道：“李经理，你托我买的一箱西药现在带来了。”

李也是个机灵人，立刻明白了究竟。他转向宪兵头目，用日语解释，并为费路路作了保。

这样费路路才化险为夷。

诸如此类，抗日战争期间，费路路冒着生命危险，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她又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继续战斗在险象环生的北平。

1946年，费路路奉命，在北平开设了安达贸易公司，她亲自出任公司经理。

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推销边区政府从张家口运来的羊毛皮张，换回解放区急需的医药等国民党禁运的重要物资。

费路路把公司命名为“安达”，就含有“平安到达”的意思。

一天深夜，费路路刚要入睡，电话铃声突然响个不停，原来是公司告急——公司的十几车羊毛，被扣在了西直门哨卡。

当时，刘仁术已经前往解放区，在张家口出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工商厅厅长（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费路路家中除了一个贴身保姆之外，别无他人。

“你们别着急，我马上去！”费路路问清情况后，当机立断地回答。

她放下电话，一面吩咐备车，一面对镜梳妆，寻思对策。

如果到国民党大兵的哨卡去，弄不好会落入虎口，但若是不去，党的这批资财将被敌人没收，而“安达”这个据点也会全盘暴露。

最终为了革命利益，她决定再次深入虎穴。

夜半时分，费路路驾驶一辆黑色菲亚特轿车，只身来到西直门。

她一进哨卡，便将一大叠钞票和一捆名酒好烟往桌上一放，豪爽地说：“这点小意思是慰劳各位弟兄的。”

看到国民党哨兵们喜形于色，她接着说道：“外面大车上的那些羊毛，是我们安达公司底下工厂的原料，还望弟兄们高抬贵手！”

哨卡里的大兵们看到这位衣着摩登华贵的女经理气度不凡，不知有什么来头，干脆顺水推舟道：“好说！好说！”

说罢，就让费路路将十几辆大车连同货物一并领走了。

安达贸易公司及其女经理的活动，渐渐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张友渔

1946年夏末的一天傍晚，著名律师陈瑾琨请法学家张友渔吃饭，费路路也在座。

席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我方一名工作人员匆匆赶来，通知费路路立即转移。

原来，刘仁术奔赴解放区后，曾在察哈尔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痛骂国民党。

他的讲话公开刊登在《晋察冀日报》和画报上，消息传到北平，又在工商界中引起反响。

国民党当局早就怀疑安达公司在为共产党搞贸易，刘仁术演说的消息更提供了佐证。

于是，他们以安达贸易公司“偷税漏税”为借口，逮捕了公司的7名工作人员，查封了公司及其仓库，并立即追捕女经理费路路。

费路路有家不能归，于是，锡拉胡同9号宅院，使成了《北平新报》报道中“人去犬死”的“古城怪宅”。

费路路从陈瑾琨律师家出来之后，先在城里躲了几天，后来又潜赴天津。

由于事出紧急，她接连转移隐蔽地点，地下党一时找不到她。

为了她的安全，党组织便决定派正在八达岭附近同国民党特务伪造晋冀边区钞票进行斗争的刘仁术重返北平，接费路路到解放区。

8月的一天，费路路化装成农村妇女，在刘仁术陪同下，越过三家店、妙峰山一带敌军封锁线，辗转到达张家口解放区，开始了新的生活。

1947年底，她来到了解放后的石家庄，随后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

1949年1月，她又踏着人民解放的隆隆炮声，进入天津，开始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奔忙。

白天，她和军管会的干部们忙着工作，甚至顾不上吃饭和喝水，晚上，她就裹着军大衣和军管会的干部们一同睡在水泥地上。

不久后，她被任命为天津市高级法院审判员，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女法官。

1956年12月，她又从天津调入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正当她满怀信心，想踏踏实实地干一番事业时，灾难竟降临到她的头上。

1957年，她被撤销了原有职务，给予“留用察看”处分，还降薪五级。

1979年的农历除夕令她终生难忘。

这天傍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老院长亲自登门，向她宣读了一份事关她人生履历清白的决定。

尽管这个决定来得晚了点，但66岁的费路路还是流下的欣喜的热泪。

1978年10月，费路路的行政17级工资恢复，并被委任为北京市高级法院顾问，增补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此后，她深入基层调查，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青少年失足这一社会问题，并积极投入到了为挽救失足青少年而奔走呼号的事业中，毅然贡献了自己的晚年。

她奔走于各监狱、劳教所，到厂矿企业为工读生就业奔走呼号。

后来，因为她在这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1983年被评为了全国“三八红旗手”。

美国犯罪青少年

1985年，她又去了一趟美国，专门考察他国青少年犯罪及治理的情况，以期借鉴。

这一年，她72岁。

进入世纪末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她，初心不改，依然关注着挽救失足青少年的事业。

有一次，她上台演讲，对着台下的失足青少年，她讲了这样一句话：

“我（虽）没生过孩子，（却）也有一颗母亲的心，我愿把自己的母爱全部奉献给你们——祖国的希望，特别奉献给那些心灵上受过各种创伤的青年人。”

回顾费路路一生，她走过了荆棘，伴随着坎坷，也终迎来并给予了社会以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