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清政府开始采用以西方的兵式体操为主的军事体育教育训练。严复积极主张西法练兵，在传播军事技术的同时大力推行近代西方军事体育课程。康有为也极力主张军事与体育相结合，以达到强壮士兵的体魄，誓与外强相抗的目的。孙中山提出“强种保国”的体育思想，指出“欲得平和必加强暴”。在这个时期，以强武练兵的军事体育思想，以“强种保国”为目的的学校军事体育思想，以及救亡图存的军事体育思想等对中国近代军事体育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中山认为，20世纪立国于地球上者，群雄争竞，未能至于大同时代，非兵力强盛不能立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而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就对体育教育给予了极高的重视，特别强调体魄与意志的培养对于革命的重要性。
“一代黄埔人，半部近代史”，黄埔军校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璀璨结晶，不仅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携手共进的见证。其独特的体育军事思想，深植于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之中，紧密贴合了革命斗争的迫切需求，并深刻体现了孙中山等革命先驱的远见卓识和教育理念。黄埔军校的体育教育不仅仅关注身体的形态、健康与机能，更在培养适应战争所需的意志品质和团队合作精神上倾注了巨大心血。正因如此，黄埔军校得以与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及俄罗斯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并驾齐驱，成为世界四大军校之一。
北伐是孙中山先生多年的夙愿，从最初开始筹办军校起，就是为以后扫除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作准备的。在黄埔军校刚刚建立不久，孙中山先生便发表了《北伐宣言》。而身为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则呼吁“将革命思想传到全中国”。
西方近代体育对于塑造军人强健的体魄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美国西点军校，体育训练被视为培养军人坚韧不拔的精神、自我控制能力、坚决勇敢和机智灵活性格的重要途径。这些经验为黄埔军校提供了借鉴，使得其在培养优秀军事人才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黄埔军校对体育训练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学员们规定在起床后先整理内务10分钟，随后全总队会在大操场集合进行早操。早操的起始是30分钟的集体跑步，然后各连会分开到各自的小操场，以班或排为单位进行体操训练。体操项目丰富多样，包括跳木马、双杠、单杠、爬高、过天桥以及拳术等，旨在通过这些训练项目提升学员的体能和战斗技能。
北伐战争中，两党的黄埔师生主要集中在总司令部的直属团、队和各军所属各师，有的分散在各北伐军中担任基层连队的军事和政治骨干。由于北伐军多为黄埔在校师生，可谓“一群娃娃大战一方土霸”，在军事、政治、体能训练并重的校风、校训熏陶下，战斗力强，皆有大无畏的敢于牺牲革命精神。
黄埔军校的军事体育思想融合了我国传统社会军事文化的精髓，如尚武、勇敢、团结、服从、兼容等品质，同时也积极采纳了近代西方体育和苏联军事体育的教育原则和训练方法。其训练内容丰富多样，包括集合、跑步、跳马、双杠、单杠、爬高、过天桥、拳术、刺杀、射击等。通过严格的体育训练，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学员们的身体素质，还磨练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团结协作的精神。
铸有五星、镰刀、锤子图案的中国工农红军生铁手雷（李祥收藏）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人民将没有充填炸药的生铁手雷作为投掷训练和比赛的器具。
1936年，坚持在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仿效黄埔军校，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瓦窑堡创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抗大的学科设置、教学方案、体育军事等方面参考了黄埔军校。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黄埔军校，称赞其是共产党军事启蒙的摇篮，并强调抗大要继承黄埔精神，完成黄埔未竟的事业。抗大作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军校，在学生培养上，也坚持体育与军事相结合的思想，注重学生的体能建设和实操技能，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抗大迁入北京，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1945年延安体育运动大会铜珐琅纪念章（李祥收藏）
1945年8月20日至9月21日，陕甘宁边区青联会在延安举行“九一”运动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出任大会会长。比赛项目有篮球、排球、军事等。
在抗日战争中，许多来自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都是来自黄埔的学生。被誉为“黄埔三杰”的陈赓大将，抗战期间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在抗日战争敌后根据地给日军造成巨大杀伤。陈赓自小参军，长跑、短炮都能和战斗、侦查有效结合起来，在黄埔军校早期就凭借一双飞毛腿在侦查和攻城上屡立战功。
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的共产党员赵一曼，她在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参加抗战，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在与日寇的斗争中于1936年8月被捕就义，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勇。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黄埔一期毕业生左权将军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
1942年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朱德在揭幕式上讲话老照片（李祥收藏）
1942年“九一”扩大运动会，于当年9月1日至7日在延安举行，这是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最大的一次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游泳、武装爬山、武装超越障碍、射击、掷手榴弹等。
受黄埔军校军事体育教学影响，延安时期，共产党十分重视红色体育的开展，并把体育与增强人民体质、保家卫国相结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不久，“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这为延安红色体育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同年8月1日，“八一”抗战动员运动会在延安南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开幕式，大会上斧头镰刀旗和青天白日旗如“哥儿俩一样爬到了旗杆的尽头”，这是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象征。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了这届运动会的深远意义：“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1942年，毛泽东为延安首届体育界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明确指出了体育救国的目的。
毛泽东在延安体育节上的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老报纸（李祥收藏）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篮排球竞赛大会纪念章（李祥收藏）
1941年10月4日，黄埔同学会延安分会在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的支持下，在延安中央军委总政部军人俱乐部召开了成立大会。黄埔人士叶剑英、徐向前、林彪、陶铸等延安百余名黄埔同学参加大会。大会选举徐向前担任会长，徐向前、林彪、左权、陈赓、罗瑞卿、陈宏谟、郭化若、陶铸、许光达、陈伯钧、宋时轮、吕文远、曾希圣、吴奚如等15人为理事。
五十年代贺龙元帅赠送给徐向前元帅的乒乓球台（李祥收藏）
新中国黄埔军校同学会于1984年6月16日—纪念母校60周年华诞之日成立。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徐向前、杨尚昆、习仲勋、乌兰夫、杨静仁等出席了大会。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叶剑英元帅、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和聂荣臻元帅为大会题词。德高望重的黄埔一期毕业生徐向前元帅担任首届会长，聂荣臻、许德珩为顾问，侯静如、郑洞国、宋希濂、李默庵为副会长，黄维、文强及黄埔第一批女学生、徐向前夫人黄杰为理事。
黄埔一期生、十大元帅，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首任黄埔同学会会长的徐向前自用的哑铃（李祥收藏）笔者有幸在多年前任军委“徐向前元帅文物整理办公室文物整理登记工作小组组长”也有幸获赠了相关“文物”。
1987年10月14日，台湾放宽了往来大陆的探亲政策。随后几天，徐向前以黄埔同学会会长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谈话表示：“天下黄埔是一家”。这一表述不仅体现了对同胞的深厚情感，邀请黄埔校友前往大陆寻根祭祖、探亲访友。这样的行动和言论为两岸关系的进一步融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1988年，黄埔同学会的影响力覆盖了全国范围，这不仅增强了黄埔校友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也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孙中山先生为黄埔军校所题的这幅对联在笔者看来，是那个时代对黄埔生“不图钱，不贪名，不要命，为国为民闹革命”的寄语。而黄埔学生们的表现也不负中山先生所望。
笔者十分敬仰黄埔所展现的坚定的信念、不屈的意志和为国家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如果随机抽取100位中国学生与100位日本学生进行搏斗，最终谁能获胜？恐怕结果不尽人意。少年强则国强，透过黄埔军校体育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以及黄埔军校的军事体育思想，笔者呼吁现代社会应当重视青少年的体育锻炼，体育锻炼不仅有助于塑造他们强健的体魄，更能培养他们乐观向上的心态，学会团结合作，懂得奉献与付出。这些品质，正是国家未来繁荣稳定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