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备受社会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了重审二审的开庭审理。这起案件不仅牵动了无数人的心，更引发了关于法律公正、人权保障以及拐卖儿童犯罪打击力度的深刻讨论。

余华英因拐卖儿童罪一审被判处死刑，但她当庭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原判存在漏罪等情形，因此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在重审一审中，被拐儿童的数量从原来的11人增加到了17人，这一变化无疑让案件的严重程度和社会危害性进一步凸显。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重审一审中再次认定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判处她死刑。然而，余华英再次当庭表示上诉，这无疑让案件的最终结果充满了悬念。

面对余华英的再次上诉，我们不禁要问：她会维持死刑判决吗？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法律的公正和权威，更关乎社会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零容忍态度。余华英的行为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她让多个家庭骨肉分离，亲情断裂，有的父母甚至抑郁而终。这样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受到严厉的惩罚，将如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庭审过程中，余华英声称自己是被蛊惑的，将过错都转移到情夫和丈夫身上。她表示，是情夫龚显良打她，让她偷孩子，或是丈夫王加文偷的孩子，然后让其转卖。然而，这种狡辩并不能改变她犯罪的事实。法律是公正的，它不会因为被告人的狡辩而改变判决。那么，余华英的这种说法会改变一审判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除了刑事判决外，被害人及家属还提出了附带民事赔偿要求。然而，法院在裁决时面临了诸多困难。一方面，很多受害人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寻亲过程，涉及的支出往往难以具体统计；另一方面，我国刑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支持较为有限。这使得像杨妞花这样的受害人难以获得应有的赔偿。最终，杨妞花提出的920万赔偿请求，实际上只得到了3万的象征性赔偿。这无疑是对受害人的一种巨大打击。

在辩护过程中，余华英的辩护人提出了她有坦白情节，认为这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然而，坦白情节在量刑上能否产生实质影响，需要法院综合考虑其犯罪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及悔罪表现等因素。从余华英的行为来看，她的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因此坦白情节可能并不足以改变她的判决结果。

余华英案的重审不仅是对该案的再度审理，更是对我国法律体系中拐卖儿童罪严厉制裁的一次重要实践。这起案件再次凸显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提醒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对这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这起案件也引发了关于审判程序公正性和效率的讨论，让我们更加关注法律的公正和人权保障。

综上所述，余华英拐卖儿童案的重审二审不仅关乎一个具体案件的审理结果，更关乎法律的公正和权威、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我们相信，在法律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邪恶，守护正义，让每一个儿童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